數位時代

台灣的朋友到大陸，經常會分「我們台灣人怎樣怎樣，大陸人又是怎樣怎樣」，這是大錯特錯。並沒有所謂「大陸人」的概念存在，特別是針對1976年文革結束後出生的世代。

他們或許同樣在上海工作，但來自東北、華北、東部、東南、南部、中部、西部和西南等地區，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截然不同，等於是好幾個國家的人碰在一起。我們硬把自己分為台灣人和非台灣人，但他們其實是分你是黑龍江、我是浙江、他是廣東人。

舉例來說，我目前在上海的工作地點，雖然僅十四個人，但來自中國各地，根本就是一個中國的縮影。這種情形在上海很普遍。我之前在上海eBay的辦公室裡，看到來自韓國、澳洲、美國和德國的工作人員，和原本來自中國各地的員工，在一個辦公室裡工作，是一個小聯合國。eBay並不是特例。

這種情形有時代背景。它來自中國在2003年鬆綁對戶口的管理，造成大範圍的移動變成可能，而這種移動主要都移到北京和上海這些大城市，因為機會更多。不僅中國人移過來，外國人到中國也是到這些城市。大陸人要出國比台灣人困難，但如果他們正好在這些大城市工作，反而直接進入了國際化的環境（準確地說，是「準」國際化環境）。

在台灣，工作語言優先用國語，再來是台語；在上海，優先是國語，再來是英語。並非他們的英語能力更好，而是辦公室裡的組成份子更複雜。台灣人常說大陸人「難管理」，準確地說，是大陸目前這種來自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地的組織形態「難管理」，因為台灣的管理者缺少這種經驗。

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時，台北曾經有過這種中國各地人混雜共處的經驗，但隨著時間過去逐漸求同存異（當然，政治人物不這樣認為），組織的複雜度大為降低。許多跨國公司到亞洲來，都覺得台灣的員工最好管（與新加坡和香港相比），同質性高意見少。但是，正如生物學告訴我們，DNA越接近越不利於應對環境的變動，DNA混得越厲害，越有可能成為物競天擇的適存者。

從管理的角度來看，當組織越複雜，管理在其中的價值越突顯。管理一個地方公司，和管理總公司的難度不同，管理總公司的難度和管理跨國公司又不同，何況是把跨國公司的特色集中在一個地方公司身上？

台灣本地企業由於主觀和客觀因素，已難提供一個複雜的DNA環境，讓經理人歷練和成長，而一旦他們被派到大陸，無法立刻適應這裡過度複雜的環境，造成管理的價值發揮不出來，只能把帳算到大陸人頭上。他們該想清楚一件事：近親繁殖讓物種滅絕，雜交使得物種產生健康DNA，生物如此，企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