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稱為「每個小孩一台電腦」(One Laptop Per Child, OLPC)的計畫，大幅簡化筆記本電腦的架構和功能，把螢幕變小，拿掉不必要的硬體，採用免費軟體，並以百萬台為單位投入生產，目的是把電腦成本壓到一百塊美金，並透過當地政府和非盈利組織來採購，送到第三世界窮困孩子們手上。

這個計畫要縮減第三世界與主流世界的「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在尼葛洛龐帝公佈百元美金電腦架構後，很快就有廠商投入生產，即便目前仍無法降到百元美金，但也不遠，四年前的預言已接近現實。

問題是：百元電腦始終無法進入量產，照預定交到那些以千萬甚至億計的小孩手上。有頂尖的電腦科學家出來帶頭，有許多國際組織支援，有廠商投入生產，為什麼事情沒有發生？碰巧最近有兩位朋友先後向我問起此事，讓我重新思考問題出在那裏。

同一時間，由臺灣華碩推出的ePC，概念接近百元電腦，架構和功能比一般電腦簡單，售價也便宜許多，在三百美金左右，卻賣得非常好，和蘋果的i-Phone，並列為過去十二個月全球最殺的電子產品。

前一陣子，我在《數位時代》的〈台灣科技百強〉頒獎典禮碰到華碩董事長施崇棠，除了恭禧他，也聽當他談起整個ePC從想法到付諸行動的過程。最初，他也受到百元電腦刺激，並擔心如果這種產品成功，躍升為主流，那大多數電腦廠商將被逼得無路可走。怎麼辦？「打不過，就加入」是最簡單的方法，但是低價電腦的最終去處，真地是到那些吃不飽飯的小孩手上嗎？

如果他所在的這個行業的遊戲規則，將面臨大改變，那他有無可能在其中創造另一個新的遊戲，適用另一個規則？華碩內部進行很多討論，並從市場取得回饋意見，發現外界對百元美金電腦最大的好奇，來自電腦居然可以這麼便宜，這麼簡單，對於許多買得起而沒有買，該用而沒有用的龐大潛在使用者來說，是大幅降低了門檻，讓他們能夠跨入。

最終，施崇棠判斷，低價電腦的用戶，不在第三世界，而在第一世界，它可以是已經使用電腦的用戶的第二台，或者是那些生活在第一世界，卻因先前電腦太貴太難而沒有加入的人群。華碩將這個產品取名ePC，那個e就是取「易」的意思。從銷售成績看，這個想法是對的。它走的是原有管道，賣給原有客戶（以及具備和原有客戶同樣條件的人），有問題也是送到原有維修點。除了前端的產品不同，後面的都不變。

反觀百元美金電腦，它走的是不同通路（由政府或非盈利組織採購，再層層往下送到用戶手上），面對的是不同用戶，而這種管道方式和市場目前並不存在，都要從零開始培養，難度和複雜度遠比提出電腦架構和降低成本高，也是電腦科學家難以想像的問題。那些被西方社會菁英認為有了電腦就能迎頭趕上的小孩，最迫切需要的其實是教室裏有課桌椅，以及能來教課的老師，如果更奢侈一點，就是有個圖書館。

這讓我想起投資家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在他第二次環球旅行中，在非洲一個國家所見到的奇事。當地本來有種棉花，所以有收棉花織布的廠，以及把布染整，製做成衣的公司，有完整的產業鏈。但是，自從美國幾所教會開始號召信徒捐錢捐衣服做慈善，來救濟這個非洲國家之後，大批衣服和物資送過來，因為是免費，當地成衣廠開始倒閉，染好的布沒有人要，染整廠跟著倒閉，也因此沒有人去收棉花，結果也沒有人種棉花，整片田荒廢，當地人每天都跑到火車站，等著火車運來免費物資，原有的工作和產業鏈被完全摧毀。

中國有句話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些坐在豪華辦公室裏、卻想著解決半個地球外問題的人，往往只能停留在想法。真正揭竿起義的，從來都是農民，那些真正把腳伸進田裏，彎腰認真幹活的人。

對創業家而言，要有秀才的思路，也要有農民的行動，革命才能成功。

新加坡人能講普通話，但讀和寫中文字吃力，大陸本地幹部能看懂英文，但口語較弱，折衷之下開會就成了雙語並行。比較麻煩的是，我在說中文時得放慢速度，讓新加坡幹部能跟上，說英文時也得放慢，讓大陸幹部能聽懂。不過這不是問題，儘管新加坡式英語語速極快，並帶有腔調，但是在場以及不在場的人，好像都裝了雙語自動切換機，會議進行很順利。

五月下旬，我受邀參加一家北京本地公司的內部會議，這一次現場也通過視訊，和上海、深圳和廣州的分公司連線，同步參與。特別的是，現場還有日文翻譯，因為東京分公司也派代表到北京參加。這位女員工先不好意思地說：「I’m sorry, I can’t speak Mandarin.」接著就用日文發言，隨後翻譯幫她把問題說明，大意是她想知道新的總部大樓蓋好後，附近是否就有酒店式公寓，以便出差員工居住。

企業內部語言逐漸多元化

隨著越來越多國家的企業到中國做生意，以及中國企業跑到國外做生意，企業內部的溝通語言正在多元化。別以為在全球化影響下，商業語言就只有英語。全世界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大約六億，以英語為第一外國語的，再加六億，那剩下的五十億人呢？這代表要進入一個新市場，了解並熟悉當地文化，光英語是不夠的，因為能用純熟英語表達清楚概念的當地人，可能非常稀少，企業必須學會當地語言，才能透過語言取得更多資訊，以利決策判斷。

許多外商企業高管到大陸後，都請了中文家教，利用下班後和周末學習中文，因為不管碰到政府官員或一般企業主，會說英語的比例不到六分之一，不能光靠翻譯，要拉近感情總要能說上幾句。

即便中國只有兩億人能說英語，但很快就會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英語人口國家，許多「中式英語」（Chinglish）也開始被收編入牛津字典中，英語系國家也要注意非英語系人口如何使用英語，並學會其中的新詞彙和片語。

過去，台灣所謂的全球化，其實等於美國化，加上一部份日本化，這與台灣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和之後的歷史有關。台灣所學習的外語，也以英語和日語為主，但以中國工廠和市場開啟的這一波全球化，這顯然不夠，還需要積極推動第三外國語。跨國企業的會議室裡，就是驗收成果的第一現場。

今年是大陸辦奧運的一年，也是天災人禍不斷的一年。過年前的雪災，讓數百萬人回不了家，南方有許多地方都斷電很長時間。算上三月份的西藏拉薩騷動，四月份一位疆獨份子劫機，四月底的山東火車出軌撞擊，以及上週在上海的公車爆炸，公共安全和救災應變能力，是一大考驗。

如果中國政府無法順利處理這些問題，今年北京奧運就很難辦下去；能順利渡過，則整個政府的危機處理能力就更上層樓。我在今年過年前碰到二位北京國家行政學院的幹部，聽他們說起，危機處理是今年政府官員今年要上的課，從地方到中央都是。他們的課還來不及開，碰到的危機已不少。

積極的政府與透明的資訊

目前，只要一出事，都是從中央直接接手，統一調度指揮，不讓各相關單位有踢皮球延誤、造成災情擴大的可能。這是對的處理態度。從雪災到山東鐵路事故到最近的地震，都是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第一時間親赴現場，坐鎮指揮。這可以看出大陸今年絕對不能讓任何危機影響到奧運，但另一方面總理的工作就成了救災總指揮，大部份時間都在四處滅火，成了救難總理。

不過，最起碼中國的訊息也越來越透明，不像過去能藉由封鎖媒體管制消息。這是它改革開放三十年和融入全球化的結果。它即便想遮蓋也蓋不住。這次地震有很多現場照片和錄影是當地民眾用手機拍下再上傳到網站，扮演了第一手消息傳播者的角色。而政符第一時間由總理帶頭到現場，也很清楚把政績和救災成果綁在一起，如果救災不力就難辭其咎。

這次的災後重建，估計將如一九九五年的神戶大地震，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以及二００五年的卡翠娜風災和南亞海嘯一樣，因災難財而刺激經濟成長。但這不是重點。過度密集發生的危機，使得中國社會面臨的風險正處於高檔，對政府、企業和個人來說，危機處理和風險控管是今年一定要學好的一課。不管這些是不是針對奧運而來，是天災還是人禍，每個人都因為身在其中而無法置身事外。

這其實是個假問題，要看兩者後面乘上什麼數字。光看百分比，當然5%比15%小，但是5%乘以一億等於五百萬，15%乘以一千萬等於一百五十萬，結果是前者大於後者。這是個簡單的邏輯，但創業家卻未必想得透，以至於太把心思放在前面的百分比，忽略去把後面的數字做大。

認清創業過程中的數字遊戲

每一個創業家都需要做這道數學題，前面的百分比代表他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後面那個數字代表公司價值。從創業初期募集資金開始，就要面對：你打算募多少錢，出讓多少股份，自己(或含團隊)占多少？這可是真刀真槍的過招，而不是紙上談兵。接下來，隨著每一輪增資，同樣問題再次出現：這一輪的價格要訂多少，怎麼訂出來？

這個過程很像做買賣，有人出價，有人還價，有人殺價，有人提價，經過幾番廝殺，或許握手成交，或者休兵改天再來，甚至從此bye bye，再找別人談。這和創業要做的事無關，卻是必經過程，有些不想折騰的人乾脆交給掮客代勞，由他們去找錢，代價是5%-10%做為仲介費，以及搞不清楚投資人的背景和意圖。

理想情況當然是自己去找自己去談，但現實是絕大多數人都是初次創業，缺少真刀真槍的談判經驗，學校以前也沒有教。萬一表達能力不好加上個性溫和，三兩下可能主導權就交到對方手上；如果太過強勢條件太苛刻，投資人一算獲利空間不大，這個局也很難成。

這不僅在做買賣，也是一場博奕，雙方得先把手邊籌碼計算清楚，特別是需要錢的這一方。首先，創業家得做好功課，搜集各種資料和研究分析，說明他所進入的市場，未來會形成多大規模，自己的公司預估能在裏頭占到多少分額，推算下來，目前進來的投資，將來能產生多少回報，所以這些資金占公司多少股份算合理。

這是最基本的功課，也很容易理解，但也最常被創業家忽略。你能說出所在的領域，三年後規模會到多少，五年後又會到多少？根據什麼推算出來，打算用什麼方式去落實，需要多少錢，這一階段需求是多少？

多數創業家太相信直觀和個人魅力，這並不是壞事，但當你要去說服別人，讓對方進入你的邏輯和情境，光靠直觀和個人魅力是不夠的，還需要事實和資料。有能力的人，未必有機會，機會總是屬於那些讓別人產生信心的人。不是你有好點子，別人就該投資你，而是要讓別人確信可以幫他賺錢。

發揮自己與團隊的最大價值

其次，是你和團隊的價值。你是否有相關成功經驗，或者拿到特許經營權還是特定執照，或者以技術來說，擁有相關專利和知識產權。這些加總起來，會形成進入障礙，或稱為門檻，讓對手很難甚至無法跨入。

進入門檻越高，代表公司的領導者位置越穩固，對市場擁有更好的議價能力，能幫股東賺更多利潤。有助於墊高門檻的因素，就是有利於創業者的籌碼，能為自己和團隊爭取到更好的條件。這件事也容易理解，但也常被忽略。不少創業家以先前在知名企業任職，一年能拿多少錢為理由，在新公司裏也要拿這麼多錢。在經濟學上，這叫「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表示你放棄A選擇B所可能蒙受的損失，但對創業來說並不成立。這種機會成本只對創業家本身有意義，對投資人毫無意義。

投資人同意投錢進來，並用這筆錢支付創業家的工資和股份，是著眼於能幫他創造多少價值，他出錢買的是你的未來，而不是過去。對投資人來說，他的機會成本在於如果不投這個案子，投另外一個案子的回報是多少。最終，不管創業家為自己爭取到多少股份，都應儘快把心思從這裏移開，放到創造公司價值這件事情上。即便吃點虧，比例拿少了，但只要把後面那個數字做大，一乘下來結果仍是大的。我見過很多創業家，在成功之後感歎當初股份拿太少，變成幫投資人打工，這種態度並不可取。

談股權分配時，創業家和投資人站在對立面，談完之後就要站在同一邊，一起把公司價值變大，雙方利益才能體現。5%或15%不是重點，重點是後面乘以一億還是一千萬。斤斤計較常把自己格局變小，將創業初衷和熱情拋在腦後，事情很難做成。尤有甚者，和投資人無法同心一氣，反而鉤心鬥角，最後把公司搞垮。即便你持股100%，後面乘以零，結果還是零。

先前大陸有「知識改變命運」的說法，意指教小孩認真念書，寄望將來考上大學，命運從此不同。在那個時代，社會流動的管道少，出生地和父母從事的工作，大抵就決定了一個小孩未來能得到多少機會。如果要給小孩更多機會，就意味著家人得集體做出犧牲，吃盡一切苦，就像存錢壓寶在一支潛力股，等著日後倍數賺回。

由知識改變命運到創業改變命運

到了現在，則逐漸轉為「創業改變命運」，這種可能性遠比單靠考大學多很多，也把機會大門為那些社會底層打開，增加社會流動的管道。一個社會能穩定進步發展，保持社會流動非常重要，它讓大多數人的心能定下來，擁有希望，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夢想上，而不是怨天尤人抱怨命不好。
就像許多美國人，都覺得自己只是還沒富起來，只要保持樂觀和努力，這一天終究會來，或者降臨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英代爾創辦之一的安迪．葛洛夫，以及Google創辦人之一的瑟基．布林，就是兩個例子。兩人都是外國移民在美國創業成功。

葛洛夫是匈牙利移民。他年輕時，匈牙利先是經歷二戰的納粹鐵蹄，二戰結束後又來了蘇聯紅軍，二十歲的葛洛夫決定不再把命運交到別人手裏，冒著機槍掃射危險越過邊界到西歐，再隻身搭船到美國紐約。他從大學讀起，認識的英文字不多，每天晚上勤查字典弄懂白天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字。畢業時，他上了當地報紙版面，做為鼓勵新移民的故事。

葛洛夫後來到西岸的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讀博士，畢業後進了矽谷一家半導體公司，之後再加入英代爾的創業行列。他一輩子沒再回去過匈牙利，那裏有著太多血腥和不愉快的回憶，但美國社會沒把他當外人。英代爾的成功，是美國在晶片工業上最大的成功，而關鍵人物之一就是葛洛夫。他是匈牙利移民，那又怎麼樣？美國人全都是移民，只是先來後到，就看你有沒有本事，有本事機會就屬於你。

今年三十四歲的布林，六歲時跟著父母離開莫斯科移民美國。他父母都是老師，但因為是猶太人，在當時的蘇聯社會發展受限制。他父親的興趣是天文，但那個專業被歸類於物理，猶太人不能念，他被分配去讀數學，大學畢業還不允許讀研究所。老布林靠著工作之餘晚上去修課，自己發表文章到期刊，最後論文得到承認，被授與等同博士的學位證明。但他可不想一輩子都拿來對抗這些不公平。

這一家人幸運通過審查，得以離開，並輾轉到美國。小布林得到和父親全然不同的機會，一路念書成長，並在史丹佛大學讀博士班時和同學拉瑞．佩吉共同成立Google，實現許多人所無法達到的夢想，包含他的父親。

亞洲經濟再起 創業神話不再？

美國夢不只對美國人開放，而是對所有到美國的移民都開放，這是它最吸引人之處，而且有太多例子做為佐證。亞洲離這一天還很遠，但正在快步追趕中。十年前，亞洲在連年經濟高成長帶動下，造就一大群中產階級，他們的學歷高，專業強，創業的動機也強，許多已經捲起袖子開始當老闆。但是，金融風暴摧毀了這一切。貨幣貶值，債臺高築和經濟負成長，都不是最糟糕的，一個有強烈企圖心的世代就這麼瓦解，才是最大的損失。

十年過後，亞洲重新富裕起來，中國更是其中的焦點。光從財富來衡量這群人，只會停留在他們買什麼房，開什麼車，從事什麼高檔休閒，意義不大。他們代表一個世代的堀起，以及這背後所帶來的社會流動，讓更多人開始築夢，並付諸行動。

今年以來，許多大陸媒體的焦點，集中在股市該不該救，房市是否進入拐點，物價持續在漲，人民幣對美元兌換升破七，都是不好的消息。但從目前亞洲各國來看，外債多處於底檔，外匯儲備則處於高檔之下，再發生金融風暴的機率微乎其微，也就是新起的這個世代，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揮。如同英文所說，「當環境變差，才是勇者上路的時候」(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接下來這段時期，會是對創業家相當嚴格的考驗，也是粹煉成功創業家的難得時機。

「你看金貿那棟大樓蓋的很漂亮。」
「那沒什麼，台北的一０一比它還高。」
「上海的人真多，很熱鬧。」
「對啊，要飯的也很多。」
「外灘那一帶的建築很有特色，而且改裝的很特別。」
「那是因為它當年是殖民地。」

這些是我經常在上海聽到的台灣朋友的對話內容一部份，模式如出一轍，大多是「上海(或中國)有什麼東西很特別(或很驚奇)」，接話的多是「因為XXX原因，那沒什麼啦。」這些對話引起我注意的原因，是他們竟然成了台灣社會理解大陸的邏輯。在電視上，報紙上，公開演講甚至私下對話裡，台灣對於大陸的描述，不是極正面，就是極負面，很少有持平的意見。

極正面的，不外乎經濟成長很快，建設很快，企業發展很快，市場機會很多之類的；極負面的，就是官員貪污，大陸人很懶，黑心食品，到處有詐騙之類的。對於中國，我們就游離在這兩種極端描述中，也不覺得奇怪，所以能接受大陸還有很多人過的很窮，但是卻有一堆有錢人要來台灣置產投資的說法。在肯定中國的同時，必然也要否定它，否則身為台灣人的優越，就無法確認，這是一種奇怪的邏輯，但普遍存在台灣社會。

台灣對中國的認識太片面 無法形成論述或態度

歸結原因，是台灣對中國的認識太少太片面，以致沒有形成一種對中國的論述或態度，而這種解釋權的缺位，就變成每個小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台商在大陸，有很多是開工廠，吃住都在裡頭，他們所接觸的中國，就是從機場到工廠的這條路，以及當地官員和廠裡的工人。有很多台商和台幹，平常很少到市區，或其他城市，他們對中國的理解，也自成一格，能說出一番道理，但大多是「過度概括」(over generalize)，也就是用太片面或特定的經驗，做了太多結論。比方說，他的廠裡的工人大多是湖南或四川來的，但他的結論是「大陸工人都如何如何」。問題是，他們是有第一手中國經驗的台灣人，也就成了媒介，被媒體採訪，或者回台時，成為親戚朋友了解大陸的來源。

當中國近年快速崛起，改變自己和其他國家的相對位置，許多國家都投入心力研究中國，形成自己對中國的論述，以及應對中國崛起該採取的態度。之前，做這項工作最多的是美國和日本，這幾年又加入了韓國、英國、德國和法國。我相信還有其他國家。他們有大量的智庫和研究中心，發表和出版大量的報告和書籍，為他們的國家和人民做知識準備，知道將來怎麼和中國打交道。兩年前，法國有一位經濟學家寫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聽說在法國成為暢銷書，後來也翻成簡體字在大陸出版。我翻了一下這本書，覺得論點並不出奇，但這是從法國角度出發對中國的詮釋。

而台灣呢，離大陸最近，卻也是研究中國最偷懶的。我們一向認為和對岸同文同種，過同樣的節日，拜同樣的神，所以必然最了解他們。在對中國的論述上，除了政治上的意識型態，其他的幾乎一片空白。也因此，在台灣，很難理解為何奧運聖火傳遞在倫敦和巴黎被干擾，在中國社會底層和海外華人之間，會引起這麼大的憤怒，甚至兩股力量串聯。

台灣本該最瞭解中國 但卻靠進口的知識理解對岸 

台灣有中國論述嗎？現在市面上大多數談中國的書，都是翻譯過來的，而且以翻譯美國出版的為主，台灣本地談中國的書少得可憐。這個離大陸最近的地方，對大陸的理解，卻是透過隔著一個太平洋之外的英語系國家作者，他們筆下的《世界是平的》、《龍與象》和《中國與印度》等書。

台灣幫全世界代工電腦、手機和晶片，但是屬於我們自己腦力該去思考探索的知識和論述，卻交由別人代工，這不僅是一種諷剌，也是提醒。台灣本該最了解大陸，並出口這種知識到全世界，現在卻得靠進口來填補知識落差，但這種論述無法經由代工完成，其結果是落差越來越大。

台灣對大陸的這種兩極論述(極好但又極壞)，就是這種知識落差的結果。「準備好了」，是最近熱門用語，但是面對對岸，這句話很難說得出口。

這兩件事來得比預期的要早兩年，問題是：中國準備好了嗎？量的增加，能否帶動質的提升？答案不是這麼容易給出，但問題的背景卻是非常複雜。1980年代以《第三波》一書衝擊全世界的趨勢專家艾文．托弗勒，將人類社會的演進，分為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資訊文明這三階段，並以1956年美國白領人口超越藍領人口，做為美國率先從工業文明進入資訊文明的時間分水嶺。

中國正處於進入資訊文明的過渡期

中國進入資訊文明了嗎？這倒是一個弔詭。以從業人口數目來看，中國仍是一個農業社會，絕大多數人仍居住在農村地區；以經濟結構來看，中國是工業社會，GDP主要來自工業產值，並被封為「世界工廠」；從網民數目來看，中國也該被稱為資訊社會。這三種有先後發展順序關係的社會型態，卻巧妙地同時存在目前的中國。

即便2億3萬的上網人口高居世界第一，但占中國整體人口比例不到二成(美國人口上網比例占整體社會將近八成)，我們只能說，中國還處於從農業文明過渡到工業文明的階段，距離進入資訊文明，還有一段不小的路，但可以肯定這條路會越走越快。

舉例來說，美國進入資訊社會的指標，是從事腦力和專業人口的白領，成為社會的主體，但其後發展出來的整塊資訊工業，則是真正奠定它在全球資訊社會的地位。

1970年代，英特爾(成立於1968年)發明的微處理器和記憶晶片，為資訊工業打下基礎；1980年代，IBM(1981年推出個人電腦)應用微處理器和記憶晶片，推出了個人電腦，將資訊工業向前推進一大步；1990年代，思科(成立於1958年)發明的路由器，將眾多電腦串聯在一起形成網路，原本各自工作的電腦，成為可以互相交流傳遞資訊的工具；到了二十一世的頭一個十年，在電腦串聯成網路交流資訊的基礎上，Google(成立於19年)成為整理並管理這些資訊的中心。

每一個十年，資訊工業就進入一個新階段，龍頭公司從英特爾到IBM到思科到Google，全部來自美國，這是它做為資訊強國的的實力證明，而運用這些資訊技術和產品的企業和工作者，也反映美國整體社會在資訊文明的腳步超前。

中國資訊工業正在快速追趕

中國在快速追趕。在晶片方面，中國目前還未出現像英特爾這樣的公司，但是在其後的個人電腦，則有聯想(成立於1984年)，在網路設備方面，有華為(成立於1988年)，在網路搜索上，有百度(成立於2000年)。儘管在這些公司身上，隱約都有同類型美國公司的影子，但他們走向自主發展的努力，比重也越來越高。

再往下，中國和美國在資訊技術上的差距，會越來越小，在創新方面的時差會更接近，這個過程也是將中國由工業文明過渡到資訊文明。只是時間還要多久？關鍵在於中國的「網路世代」何時成熟。以著有《數位經濟》和《維基經濟學》的唐．塔普斯卡的觀點來看，1977年以後出生的美國人，被他稱為「網路世代」(net generation)，他們從一出生開始，就在電視，電話和各種家電的環境中成長，上小學時就用電腦，上中學時開始上網，他們的思維和對世界的理解，完全以資訊和網路出發，和上一代截然不同，這群人以及其後的人，自1997年陸續進入職場工作並成為主力之後，大幅改變了美國社會的生活，工作，娛樂，文化和價值觀。

中國的網路世代，要比美國晚上至少二十年，所以資訊社會的特徵，以及對原有社會的衝擊，將從目前開始，在十年後達到高峰。一個融合了三種不同文明在同一時間的社會，彼此交錯會產生什麼樣的新概念，或者互相衝撞造成衝突，都將是先前所未有過的實驗。屬於中國所發展出來的資訊社會模式，對全世界目前50億還未上網的人口和地區而言，將是更貼近而可以參照的座標，這是更值得關注的變化。

那他們都談些什麼呢？我也是那半夜一點還待在誠品書店裏的一員，和大學比我高十屆的學長聊天。他從知名外商公司退休，舒適養老不是問題，還能輕鬆送一兒一女明後年到美國讀大學，但他心裏仍在盤算，這次選完，當臺灣局勢和兩岸關係調整後，這其中會產生什麼機會，他能進來做些什麼。他考慮把蘇州帶有園林的閒置房子賣掉，提高手上的現金部位，以便投資或再創業。兩個小時前，我才在距離誠品書店十分鐘路程的一家火鍋店裏，接受一位以前同事的晚餐邀約。他曾在上海待過半年，一直想找機會再回上海。這場火鍋會的主題圍繞在他該回來做什麼。

隔天下午兩點，我坐在臺北市最高檔五星級酒店之一的遠企的大堂邊上，和一位媒體業的前輩喝下午茶，分享對於大陸目前股市發展的觀察，以及投資型雜誌在其中的競爭和發展。這位前輩很想進到大陸市場，但受限於媒體還未對外開放，也只能等，但他不會等到開放那一天再來計畫，而是隨時更新資訊做好準備。他告訴我，資金早就準備好了，這是他一貫做事的風格，等到機會來臨再去找錢，那肯定輪不到你。

兩個小時後，我從遠企離開又來到敦南誠品書店，赴下一個約。一位在上海做廣告的老總，找我給他剛接到的案子出主意，同時也聊聊大選後的兩岸局勢變化，對他的生意會有什麼影響。巧合的是，我所熟識的一對平日居住在北京，從事創投的夫妻，正好坐在不遠的另一桌，和我一位在臺北做網路購物平臺的朋友談事情，我猜內容應該和投資有關。

正面思考的臺灣人--拿回人生的主動權

再隔一天下午，同樣在誠品書店，但這一次是在信義路的旗艦店裏，我和一位當醫生的朋友約好喝下午茶。結果，書店裏二樓和三樓的咖啡店都滿座，我們只好一路走出來，到附近聯合報大樓底下的星巴客，裏頭也只剩一個空桌。作家龍應台曾比較過，臺北市是全世界咖啡館密度最高的城市，但我這時候居然一位難求，你可以想像有多少人跑出來泡咖啡館。這其中當然有風花雪月或談情說愛的，但我相信更多是到咖啡館裏計畫人生的下一步，比方我這位醫生朋友。

臺灣近年推行全民健保制度後，由於不堪虧損，改採總額預算制，意思是每一家醫院分配到的金額固定，這也使得醫生的收入大不如前，想出來自己開業擔心風險，留在大醫院裏則是加薪無望，處於進退兩難。這位朋友看到來自臺灣的長庚在福建海滄，旺旺在湖南長沙，明基在江蘇南京，先後開起醫院，也讓他心生過來一試的想法，做一場賭注。

這才是我所認識的臺灣人。他們也會抱怨或吐苦水，但絕大多數都是正面思考，即便處於逆境，也不斷在想問題找機會，要拿回人生的主動權。

我有許多在大陸的朋友，對臺灣的印象都是透過電視節目而來，但那都是被過度放大誇張的一面。臺灣有一百多個電視頻道，半數以上是二十四小時播放，問題是那來這麼多節目和觀眾？結果是每一個節目的平均收視率0.25%，只有十年前的一半，製作費用則減為三分之一，電視臺受限於經費，只能去做立法院打架和藍綠惡鬥之類的便宜新聞，雖然勉強頂住收視率換回廣告，但臺灣的形象也這麼便宜地稱斤論兩賣掉。

大選過後  臺灣的創業精神又回來了

這次大選對我的啟示，不是誰上誰下，而是不確定因素過去後，臺灣的創業精神又回來了。就在我頭一天回去主持的活動上，請來臺灣Google研究所所長簡立峰演講，台下以及透過網路直播提問最多的問題是：目前大陸的互聯網民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這對於臺灣的影響是什麼？是機會還是威脅？從這場活動開始之後的七十二小時，所有找我碰面的人，都在關心選後自己能做什麼。

這也讓我體認到，為什麼臺灣的電視觀眾越來越少，因為有想法有能力的人，都到咖啡店去談創業和投資計畫去了，或者就在去咖啡店的路上。

在這當中，《貨幣戰爭》是引起最多話題和注意的代表作。當中國錢淹腳目，開始大舉往海外投資的時候，對於資本市場、特別是國際資本市場認識的不足，使得這本介紹西方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大資本家，對於世界局勢與權勢的操弄的書一上市，就取得好成績。
它以陰謀論出發，把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歸結於幾個大家族為謀私利所推動；甚至備受世人推崇的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也被描述為幾家私人銀行所操控的工具。作者宋鴻兵是中國留學生，目前在美國工作，本書是他在網路上發表的文章，後來因傳閱量太大，因而集結出書。在美國不斷強迫人民幣升值之下，這是第一本讓老百姓也能看懂的介紹資本市場的書。由於對西方資本家有過多誇大而負面的描述，使得《華爾街日報》和《金融時報》都為文批判，多家美國投資銀行也公開反駁，可見本書的殺傷力。

《激盪三十年》是另一種類型。作者吳曉波試圖從經濟史的角度，將中國自1978至2008年的改革開放過程，做一個梳理，將中國企業從早期草莽式粗放經營，演變至目前走向制度的過程，用許多案例和政策來說明。對於想了解中國企業家邏輯的讀者來說，讀本書是一條捷徑。

《汽車瘋子李書福》是近年中國常見的企業老闆傳記，之前張瑞敏、柳傳志、黃光裕和馬雲等人都出過。這類書雖說不上歌功頌德，但都算錦上添花，並沒有真正歸納或總結出可以學習之處。但因為書中收集整理的史料還算豐富，對於理解中國企業的發家之道，仍有相當的幫助。汽車業是中國近年積極國際化的一塊，而李書福所領軍的吉利汽車，目前是走的最快的一家，也因李書福當年對官員的那句名言：「請讓我們有失敗的機會」被視為是民營企業走出空泛的民族主義口號的代表作。

《你拿什麼吸引我》回應了中國目前風起雲湧的大創業潮，從如何拿到第一桶金到公司上市過程的融資細節，清楚拆解，對創業者來說既是工具書也是故事書。
《南懷謹與彼得聖吉》的內容相當抽象，但是藉由東西方的對話，為中國式管理找到基礎，以及與西方接軌的那個點。這是繼2006年的《品三國》和《論語心得》之後，又一本試圖從中國內在文化發掘管理基因的著作。
總的來說，中國的財經企管書正從前幾年的認識世界，大量翻譯外文書，開始走向認識自己，建立從中國觀點出發的本土論述。

當然，這不表示蓋茲出馬角逐美國總統，就可以躺著當選，但這個問題的背後，卻突顯傑出企業家的領導力和管理能力，可以和傑出的政治領袖放在同一個天平上測量。以柯林頓任用的財政部長魯賓為例，入閣前是高盛的董事長，卸任後又回金融界，擔任花旗集團董事長。
企業和政府都講績效，企業尤其如此，以年度績效決定分紅，政府卻非如此；企業和政府都講權力制衡，政府尤其如此，立法權要監督行政權，企業卻可以董事長兼執行長。企業該從政府借鏡制衡機制，企業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治理」，和「政府」（government）在英文裡屬於同一個字根；政府則要從企業借鏡考核辦法，運用「目標管理」(MBO)、「關鍵績效指標」(KPI)和「規畫、執行、檢討、改進」(PDCA)等管理工具，這也是引進CEO組閣的用意。

另一方面，CEO和政治領袖卻是互斥的概念。企業用人唯才，挑選CEO不分國籍，台灣的宏碁能用義大利人蘭奇當CEO，政治領袖則一定是本國籍，全世界都一樣。優秀的CEO把眼光放在國際，調度全球資源來獲利，回報則是外資也可能來買他所經營公司的股票，但政治人物的權力正當性來自在地選舉，完全不必顧及國外意見。

當越來越多企業成為跨國企業，這樣的差異會越來越大。在地政府和跨國企業間，究竟誰該聽誰的？CEO和政治領袖間，是否存在替代可能，或根本是兩條平行線？幾年前出版的《當企業購併國家》一書中，曾觸及這個部分，但未進一步討論。

如今，隨著李明博當選韓國總統，CEO治國成為熱門話題，但李明博當年在現代集團時，那還是一家韓國企業，談不上跨國企業。由外國人當總統的例子不多，秘魯的日本裔前總統藤森是其一，但下場很糟，和由巴西籍的高恩擔任日本日產汽車CEO的結果完全不同。
可惜的是，這個題目在台灣被輕輕帶過，CEO們選擇迴避，政治人物也無心繼續。政府未必要從企業借才，但在地政府應該向跨國企業取經，所謂人民望「治」，望的是把「企業治理」那一套帶進政府。

在一月初的CES（消費性電子展）舞台上。比爾．蓋茲做了一場很幽默的演講。他首先表示，這是他最後一次在類似的科技場合裡做專題演講，原因是今年是他在微軟工作的最後一年，不久之後就要退休。

接著，他在台上放了一段短片，主題是他在微軟的最後一天。一開始，他帶著公事包從家裡出來，打開車門後，公事包卻還放在車子頂上，然後一路開到公司。他的多年夥伴、也是目前的微軟執行長包默評價：比爾是個很「專注」的人。

鮮明且獨樹一格的企業家幽默感 

接下來，蓋茲不停打電話，片子裡頭也出現一堆名人，表示蓋茲有興趣找的下一個工作。從U2的主唱Bono，到史蒂芬．史匹柏，再到喬治．庫龍尼，全對這位想進來軋一角的全球首富說「No」。即便把領域轉到政壇，從希拉蕊到歐巴馬再到高爾，也都無意讓蓋茲加入自己團隊。最後，這位微軟創辦人失落地打包好東西，自己開車離去。

這部短片拍的很有創意，看過的人莫不哈哈大笑，可說是蓋茲近年來在演講台上最好的表現。以往，大家都想從他口中探知產業趨勢，但大多失望了，因為他談的趨勢大多是微軟未來要上市的產品。甚至從他寫過的兩本書《The road ahead》和《Business @ the speed of thought》，也未如市場宣傳地那樣具有前瞻性。

但是，他身上具有的那種美國創業家獨樹一幟的幽默感，卻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在他宣布要退休的這兩年，他的幽默感更得以發揮。去年，他接受母校哈佛大學邀請，對畢業生演講時，他像小孩子般調皮地說：「爸爸，我（當年）就告訴你我會回來的。」他當年就在哈佛法律系只讀了一年，就休學去創辦微軟，當時父母都反對。

幾年前，他在一個公開場合裡，被人直接在臉上砸了個派，事後媒體問他感覺如何，他開玩笑說：「味道還可以。」

美國的企業家，通常被看見的是具有清教徒紀律的一面，比較具神性的一面（如同佛教談的普渡眾生），像是他們最終把多數財產捐出，用之於社會，像鋼鐵大王卡內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目前的軟體大王蓋茲一樣。而他們的另外一面，具有詼諧幽默的這一面，雖然較少被提及，卻是他們人性的一面。

自我解嘲，是亞洲企業家缺乏的功力

這種幽默感在美國以外的企業家，特別是在亞洲，相當罕見。亞洲企業的老闆，多半建立在權威和神秘感之上，刻意和員工和外界保持距離，否則權威和神秘感就很難維持。他們大抵不太會表達，或者溝通，但很會訓話，一講起來可以好幾個鐘頭，但沒什麼內容。

我在1999年曾到微軟位於西雅圖的總部參觀採訪，裡頭很大，稱為「校園」（Campus），如同大學校園那般。經過一個人工湖時，帶領我參觀的公關人員告訴我，幾年前公司內部辦一個慈善活動，蓋茲公開宣布，只要有人捐款超過百萬美金，他就跳那個湖，當場就有五、六個人舉手，他也毫不猶豫就跳進去。很難想像這種情境和場景會發生在亞洲。

當然，這裡頭也有玩的過頭的。甲骨文（Oracle）創辦人艾利生去年受邀到耶魯大學對畢業生演講時，一開始要台下學生先看看左右兩邊，再看看後面的同學，然後告訴他們，幾年之後，每個人就會像身旁這些同學一樣，一事無成，如果真想有什麼成就，就該像他一樣，趕緊休學去創業（艾利生也沒有讀完大學），還浪費這麼多時間在學校，注定他們不會成功。這種跑到別人地盤上去撒野，實在過於低級趣味，後來被校方的警衛直接請下台來，不再讓他大放厥詞。

不過，一個懂得幽默，甚至拿自己開玩笑的企業文化，也顯露了自信，這也是亞洲企業的老闆最缺的。他們往往是極端自大和自卑的綜合體，壓抑到很難有任何形式的幽默，遑論自嘲。

做為微軟的長期觀察者，甚至批評者，我對於蓋茲展現的幽默，只能說：你可以不喜歡他，但不得不注意他，甚至尊敬他的表現方式，做了一次有創意的告別。

2.0這個概念，最早從美國女性趨勢專家伊瑟．戴森(Esther Dyson)所出的書《版本2.0》(Release 2.0)演生而來，在美國也因而發展出一本專談電子商務的雜誌《Business 2.0》，並在2004年被美國網路圈子借用，以web2.0來描述走出2000年谷底的網路行業。

移動網路、無線網路是最可能的方向

2.0被到處借用，與其說它的影響力鋪天蓋地，遍及全球，不如說是在以資訊如光速流動的網路時代，我們卻面臨詞窮和概念貧乏的窘況，全世界都一樣。各種商業模式不斷出現，但是表達能力不斷下降，只能一再用同樣的辭彙和語境來表達不同的事，但最終卻殊途同歸，都講成一件事。

連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作者湯馬士．富利曼在描述他的世界觀時，也用「全球化1.0」,「全球化2.0」,「全球化3.0」來畫分，並被世界各地讀者奉為圭臬，你就知道2.0這個詞氾濫的程度比黃河決堤還快。

我對2.0已完全倒盡胃口，web2.0和所有的2.0都讓它留在2007吧!我更關心的是，web3.0會是什麼樣子，什麼時候會來？

到2007年底，全球上網人數已達到12億，對這群人來說，下一個大的應用和變化會來自那裏，就是web3.0的可能方向。很明顯的，「移動網路」或「無線網路」是最有機會的。自英國電腦科學家柏納斯．李(Tim Berners-Lee)在1989年發明了web之後，它的應用始終是在PC的介面上，所有的服務也都圍繞在PC的環境裏頭開發出來。

網路主導權從美國移到東亞的轉捩點

但是，PC終究太複雜了，它永遠沒辦法像手機那樣隨開即用，這也是手機年銷量在1999年追上PC之後，如今雙方年銷量拉開為十比一的原因。因此，web要跳脫書桌和辦公桌前的螢幕，進入一般人生活，關鍵不在於它在PC介面上如何精進，而在於它如何更快更緊密地和手機結合，或者類似的手持移動工具。

之前，有評論說手機螢幕太小，後來有翻蓋機和滑蓋機(鍵盤從下面或側面出來)，讓螢幕可以擴大，解決了這個問題；也有評論說傳輸速度太慢，現在則有WiFi和3G可用；也有評論說手機鍵盤太小，不適合寫郵件，但手大腳大的老美在黑莓機上一樣打的很開心；也有評論說手機螢幕不適合閱讀，但amazon.com最近推出的電子閱讀器Kindle，造型看起來就有手機影子，想必是在為手機做為電子書探路。

總之，這些大部份都是技術問題，而不是使用習慣問題，而技術問題比起使用習慣問題要好解決多了。特別在東亞地區，日本和韓國目前在移動網路的發展，都屬於世界上走得最快的一群，而中國則以近五億手機用戶高居世界第一，很可能成為全球手機上網人口最多的國家。

web3.0不僅是從PC轉移到手機，也是網路主導權從美國移到東亞的轉捩點。當然，這件事可能會發生，但未必會發生。在中國，目前手機運營商掌握的權力過大，以致於整條產業鏈上的參與者與其相較之下，都處於極度弱勢，非常不利創新服務的產生。

中國市場需要大舉鬆綁行業管制

中國市場需要進一步開放，不管在經營執照和業務方面，甚至像美國在1996年通過「電信法案」(Telecom Act)那樣的魄力，大舉鬆綁行業管制，才有了後來風起雲湧的互聯網行業。近幾年在美國開始討論的「第二代網路」(internet 2)，也主張把網路提供者和服務提供者分開，各做自己擅長的事。

這很有可能是中國社會一次蛙跳的機會，從國家競爭力到個人生產力，能大幅攀升。但我們先不必過度樂觀。這裡面牽扯國營企業改制和特許經營權的開放，在中國不會一次解決。不過，明年第一季iPhone在中國上市，第二季因應北京奧運而開放3G，關於web3.0的期待，雖然遲但總會來。

無獨有偶，西方社會也有「thirty something」的想法，指到了三十多歲，經歷和視野都到了一定程度，人生也該有所成。為了避免三十不立，或者thirty nothing，許多人到了二十八、二十九歲時，都會給自己壓力，思考人生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東方人的叛逆期常到職場才開始

東方社會尤其如此。在家父長式的教育環境中長大，我們在成長、求學、就業甚至婚姻上，都面臨強大的長輩和社會期待，以及同儕壓力。原本青春期會出現的叛逆和反抗，以完成人格蛻變和自我表現的欲望，往往被壓抑而延後，一直到進入職場才開始。

在上海，剛從大學畢業的新人，在前三年的工作中，頻繁地更換工作很常見。我不認為這是缺少忠誠度，而是來自擁有選擇的自由之後，把青春期以來被壓抑的自我表現欲望發揮出來。也因此，大量雇用新人的單位，老闆除了得教工作上的專業之外，還得承擔做為人生導師的責任。但是這件事也越來越困難。

即將面臨「三十而立」的壓力的，是中國的「80後」（1980到1989年出生，相當於台灣的七年級生）這一代，也是整個社會曾視為洪水猛獸的一群，在全世界都一樣，中國更明顯。他們在中國改革進步最快的一段時間成長，享受最好的照顧，有最好的教育資源，最好的工作機會，如同美國在1945到1960年的戰後嬰兒潮一代一樣，差別在於中國的80後大多數都是家裏的獨生子女，得到的注意力更高。

美國的戰後嬰兒潮一代，出了很多創業家，像是比爾．蓋茲和史蒂夫．賈伯斯，這或許來自他們趕上IT行業的大時代，但不如說是他們趕上美國經濟起飛的大時代。他們這一輩人經歷過1960年代的社會變動，和1970年代的越戰，以及1980年代雷根和柴契爾夫人聯手推動的全球化，有很強的自我實現的驅動力，最終反應在創業上。

80後必然是創業的一代

中國的80後也一樣。在中國加入WTO的2001年，他們都還在中學和大學，等畢業投入職場工作，已經是中國和全球接軌的年代。他們在成長過程所接受的文化，很大一部份是來自國外的同輩，而不只是和他們處在同一地理位置的長輩，以致於在價值認同上，跨國界的橫向取代了宗族地域的縱向，造成一種本士觀念的斷層，卻也讓他們離世界更近。

這註定80後必然是創業的一代。一方面，現在中國一年畢業的大學生超過四百萬，每年還在增加，就業越來越難，平均起薪越來越低，這使得創業的機會成本和風險也跟著降低，反正nothing to lose。

即便找到工作的80後，也會發現很難和主管相處，或習慣傳統的職場文化。當這群帶著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期望主管們能夠有更大包容，並且比自己更有國際觀的時候，卻發現原來主管比自己還壓抑，對網路用語Orz一無所知，上班還不准用MSN或QQ，必然會大失所望。

可能從文化創意產業開啟事業

臺灣在十年前也出現過這種文化衝突，其結果是各種把主管描述為「豬頭」的系列書在市場大為暢銷，像是《別和豬打架》。員工對組織有不滿，很稀鬆平常，但當衝突不僅是職位高和職位低的思考差異，而是來自世代和世代間的根本價值觀差別時，那就到了革命起義的階段：把老闆開掉，自己出去當老闆。現在上海熱播的〈上班這點事〉這檔節目，已經有很濃厚的硝煙味。

問題是，80後的創業機會在那裏？60後和70後，是目前中國創業的主力，也是百富榜上的核心成員，並且在房地產,科技和網路和連鎖服務業等許多行業都占好位置，經驗、人脈和資金都少的80後，倒是有可能從投入較小的文化創意產業開始，善用文化的槓桿放大效果，找到對的支點作用。

不過，也別小看這群人。經過他們父母那一輩的積累，80後未必是白手起家。中國有另一句古話叫「富不過三」，現在可以解釋為不超過三十歲就富有，或者不超過三十這一代（三十至三十九歲）就富有。不管資金來自父母，或者之前已有一群三十多歲的創業成功範本供參考，80後創業潮必然勢不可擋。

益通IPO當天 蔡進耀發泡麵

我還沒有機會碰到施正榮，請教他敲鐘當時的感覺，不過之前有和百度的李彥宏和友達的李焜耀聊過，他們在紐交所敲鐘時的印象。倒是上個月在我主持的一場活動上，蔡進耀是演講嘉賓，有機會當面和他提到這件事。

四十出頭的蔡進耀極其聰明，他很清楚股票上市對公司而言不僅是一項財務操作，更是一項公關操作，是吸引大眾注意力的絕佳時機。他先前就揣摩，在當天肯定得做些非常不同的事，才會讓人家記得。開香檳、敲鐘、辦party對他都太老掉牙了，所有公司都這麼做，肯定別人記不住，所以他選擇了吃泡麵，保證不會有雷同。

這當然是個有趣的創意，而且所有人聽過之後都記住了。更重要的是，在大夥一塊熱呼吃麵的同時，他又宣佈，希望同仁們不要換車，如果非要換，也不能買比他這個總經理開的豐田Camry還好的車。當場所有人又傻一次，因為公司裏有一群算準股票上市會成千萬富翁的人，早就準備要買賓士或寶馬。

蔡進耀向我解釋，他希望益通的員工，永遠記得過苦日子的感覺，並且永遠有過苦日子的準備。我一聽覺得有點怪，該不是這老兄作秀作過頭，以為媒體和群眾這麼容易上當。畢竟，當你成了千萬富豪，你願意吃泡麵，那叫境界；但是當你口袋裏只有十塊錢，只能吃泡麵時，那叫無奈。

我立刻反問他，而他也坦誠以對，才知道這背後還有故事。蔡進耀從德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回到臺灣，一心想在大學裏任教，但面試後全部碰壁，只有改變心意，往企業謀職，並在一家公營事業的投資部落腳。那是一家鋼鐵廠，雖然效益不錯，但和他所學並不相關，蔡進耀沒有太多空間。他告訴我，那段日子卻是他過的最快樂的時候，經常下班後騎著自行車去賞鳥，把各種當地的鳥類給認了個遍。

聽起來，這傢伙像是準備就這麼一輩子過下去，然後等著領退休金養老，但實則不然。他一直在等待機會，直到他碰到益通這個項目。過慣了安逸生活，特別是在公家機關裏，有多少人願意跳出來冒險？我之前認識江蘇常州的大娘水餃董事長吳國強，也是公務員下海創業，但這種人畢竟是少數。

大多數人都是事後諸葛，覺得別人的成功得來容易，而自己擁有更好的條件和能力，但關鍵就是在做決定的那一刻，你是選擇在被窩裏舒服待著，還是起身冒著大雪出門幹活。

蔡進耀告訴我，太陽能電池行業不像外界想的那麼好，特別是在益通成立之時。太陽能的應用在五十年前就有，市場也看好它終究會發展成一片產業，但問題是不知得等到那一年。可是，一旦投入，機器設備卻得上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買，他們只能小心盤算過日子，確保當好日子來臨的那一天，自己還活著。到目前為止，益通的資本額只有六億台幣，只有同行的一半，反應了他們的謹慎。也因為股本小，每股盈餘相對容易拉高，益通一上市就成為臺灣股市股王，得到許多免費的媒體報導。

蔡：人生難有絕對失敗 就看怎麼應對

從逆境裏鍛煉出來的創業者，成功機率未必比從順境出來的高，但是當局勢翻轉再次進入逆境時，他們存活下來的機率卻更高，因為活著，就更有機會等到成功那一天。創業過程不可能不碰到挫折，大家都會跌倒，但就比誰先站起來。股票上市成為股王當天，全公司一起吃泡麵，就是這個道理。

在蔡進耀演講結束後，現場有位朋友提問，他人生最大的失敗和挫折是什麼。這位老兄不改樂觀，回答人生很難有絕對的失敗，就看怎麼應對。他當年應徵教職落空，看來是一塌糊塗，但也才有了後來的賞鳥沈潛，與抓住機會再起的動力。

這才是創業家。

兩年下來，百度的市值已從30億美金暴增為110億美金，這兩位朋友的股票選擇權價值也各超過千萬人民幣，換算下來一年的年薪高達400萬人民幣。11月6日，來自杭州的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市值也突破百億美金，公司內產生上千位百萬人民幣富豪。

從美國矽谷、到台灣新竹、再到目前中國的北京、上海和杭州，員工經由分紅入股再透過上市致富的故事，多不勝數。以台灣為例，15年前是電腦業，10年前是晶圓製造業，5年前是晶片設計業，目前則是太陽能電池業。差別在於，在包含台灣在內的多數人，還未意識到之時，中國大陸也走到了這一步。

「中國價格」與「中國溢價」的交錯

是什麼，使得世界工廠變身為全球創造富豪最快的工廠？兩股力量正在交錯，一個是「中國價格」（China Price），一個是「中國溢價」（China Premium）。

「中國價格」意指中國製的產品，在享有勞力成本優勢下，價格比同類型西方製產品低三到五成，並因此打得西方同業無力招架。這種描述大抵正確，但仍不免有誇大之處，像是他們搶走兩百萬美國工人飯碗，以及美國企業為與之競爭而砍價導致獲利下降。

事實是：中美兩國工人的工資差距十倍以上，不具替代性，中國工人搶的是中南美洲、東歐和東南亞地區的機會；此外，美國企業藉由到中國投資，大幅降低成本，造成獲利提升，反而成為最大受益者。近兩年〈財星全球五百大〉（Fortune Global 500）榜單和相關報導，清楚說明了這件事。

「中國溢價」則和「中國價格」相反，不是低價，而是高價，是資本市看好其背後有龐大潛在內需市場，而給予高於市場現價的溢價，對應的是未來可能實現的利潤。

近年上市的中國企業，不管上市地點在紐約、倫敦或香港，不管行業來自能源、網路、內需或金融，多享有上市前的高倍超額認購，並在上市當天及其後，締造驚人的股價漲幅和本益比，投資人看中的是「中國溢價」。以太陽能電池為例，來自無錫的尚德太陽能，獲利是來自台南的茂迪加益通的總和，市值卻是茂迪加益通的五倍。

到中國套現消費力

中國價格和中國溢價，互相矛盾卻同時並存，一個代表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是現貨；一個代表中國可預期的未來，是期貨。過去二十多年，全世界到中國投資，套現的是中國的勞力差價，接下來要套現的則是中國的消費力。

中國價格不會就此式微，但路會越走越窄。原本在廣東設廠的業者，或者大刀闊斧搬往越南，或者從沿海向內陸，搬往江西、湖南和湖北，然後一路往陝西和四川前進，走一條類似共產黨當年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路，直到勞力差價不再存在。

這是台灣該擔心之處。近年台商到大陸投資，以及台灣經理人到大陸工作，賺的多是「中國價格」的錢，設廠架生產線，組裝完成後出口，而以內需為主的業者即使急起直追，在目前資本市場以中國溢價概念贏得高本益比的名單中，仍未佔有任何一席。

這受限於政策（台灣政府不放行，或中國政府不開放）、自身規模和經驗，但最關鍵的是用人策略。台商在大陸，雇用的多是初中和高中學歷的作業員，大學以上的比例很低，遑論排名前十的明星大學畢業生。當微軟、Google和英特爾，每年到中國各地大學辦校園徵才，中國的百度和阿里巴巴也比照辦理，但台商從未這麼做。在各項大學畢業生就業最嚮往的企業調查中，台商從未進入前十名，這與台灣佔外資投資中國前三名的地位極不吻合。

另一方面，中國吸收的台灣工作者，多有大專以上學歷，具備專業和管理經驗。在台灣目前各項就業調查中，願意到中國工作的比例，也在快速上升。在部份行業（比方金融）和技術仍不准開放到對岸，以及限制對岸高級人力和資本到台灣之下，台灣用中國的勞力，中國用台灣的腦力的不對等情況，仍會持續下去。

台灣人才正被中國市場掏空

「台灣價格」比「中國價格」高，這是台灣工作者創造的價值，但資本市場卻不存在「台灣溢價」，反而出現「台灣折價」，這是環境和政策帶來的跌價損失。我更擔心的是，中國企業為了維持中國溢價，甚至創造更高的溢價空間，需要大量人才來填補，而大舉到台灣來挖角，因為這裡有各種他們需要的專業，從半導體、TFT-LCD、無線通訊、消費金融到連鎖服務業等。

過去，台商到大陸投資，賺的是「台灣價格」和「中國價格」間的差價；今後，則是中國業者到台灣，賺取「中國溢價」和「台灣折價」間的差價，用投資人幫他們支付的豐厚股票選擇權和價格，接收各種高級腦力。對那些只懂得採取守勢的官員來說，正在發生的人才掏空，比起之前的產業掏空和資金掏空，衝擊更大。但他們更該問的問題是：該做些什麼，才能將台灣折價扭轉為台灣溢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