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代」人當中……

2001.12.01 by
數位時代
在「三十代」人當中……
因為公司還年輕,我每天最親近的工作幹部夥伴,除了幾位同輩人,其他幾乎都是所謂的「30代」(Sanjiudai,30歲到39歲的人,這應該是日...

因為公司還年輕,我每天最親近的工作幹部夥伴,除了幾位同輩人,其他幾乎都是所謂的「30代」(Sanjiudai,30歲到39歲的人,這應該是日本人的用法吧)。每天與30代人為伍,讓我注意到,他們當然都有各自的獨特秉賦和不同性格,每一位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但相對於我們這些40代以上的人,他們卻又有「共同的不一樣」,也許那就是一種30代人的獨特屬性,也許我可以把它稱為"30ness"。
然而在描述我對30代人的看法之前,也許我應該先說一說我自己所屬的「40代」(yonjiudai)。1970年代中,我初出社會進入了規模龐大的《聯合報》,那是一個有著井然的倫理秩序和嚴謹的升遷制度的企業組織,它的職等薪資制度概念幾乎和公務員一樣,當時我的工作是一位最基層的助理編輯,上司勉勵我,如果每年考績特優的話,6年後我就有機會當編輯了。

**舊社會結構逐漸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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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之前彷彿是一個長期的「超穩定結構」,大家都已經就了定位,我們將按年紀、資歷(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的忠誠、耐性)逐步上升,來到我們應該離去的時刻,而組織彷彿也暗示,年紀將是我們成長、權力與發揮的最大保障,你只會愈老愈好愈有權力,年輕人只能等不能亂來。我們並沒有覺得不公平或不好受,這好像是理所當然,而且世界已經依此秩序運轉不曉得多久了。
但我還是錯了,我即將目睹的是一場社會靜默的改革,年紀資歷與裙帶忠誠即將讓位給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和開拓創意,而「戰後嬰兒潮」(baby-boomer)正是台灣在戰後和平裡得到較好教育的第一批人。我在《聯合報》一年,23歲臨危受命擔任了一個「改版」的主編,原有的體系反彈起來,每天我都聽到有人抱怨並說我的壞話(為什麼有一個人不必「等」?);太年輕的我心理上承受不住,辭職逃走了。不到5年,我回頭再看,《聯合報》的第一線幹部已經全換成年輕人了。
就像我北上讀大學的時候,省道上到處看到怪手正在拆房子,老的農舍削去了前半,裸露出內在的生活痕跡,發黃的葉楓玉照或葛蘭(當年當紅的女明星)月曆,傾頹在一角的木頭碗櫥,整個社會正在「拆解重建」之中,人們正要把一個我熟悉的農業社會,變成一個後來有人也許會後悔的工業、商業、污染和民主的社會。我工作的地方正在拆解重建,我同學和朋友工作的地方也如此。
大約在1980年代中,社會上的工作主幹已經大多換上我的同輩人,沒有接上班如今卻日漸邊緣化的中年人,可能含恨直到退休,對人生途中的規則轉換一直不能完全明白。但我卻心懷憂懼,如果我在二十出頭歲就擔起工作重任,比我小十歲的晚輩怎麼辦?當我60歲退休時,他們也50歲了呀,如果我還在這個位置,他們的機會在那裡?
我以為會有一個相當長的社會階層「結晶化」的過程,把流動性降低了。80年代末期,我對我的學生說,到大陸去,那裡一切都還沒有開始,機會是無窮盡的,而你也還沒有開始,並沒有生活轉換的問題。只有幾位學生聽了我的意見,多半還是在熟悉的台灣留了下來,如今他們想去,但大陸的學生已經接上了,機會其實已經不同了。

**沒有任何包袱的30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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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我還是錯了;「新大陸」不只中國大陸一個,新科技把每個領域都變成了新大陸,更新和淘汰變成了常態,我並不能把自己做到60歲視為當然。如今,我是40代,我的專業面臨淘汰;我們是一種和舊知識、舊規則打交道,卻身處新社會的人。我們穿上都會的專業服裝,骨子裡卻還是鄉下人,We are not designed for new society。
但30代人有更好的配備,更不受舊價值的拘束,更適應城市與專業,更好的國際語言(英語與電腦),更熟悉多元價值的環境,熟悉矛盾與歧見,更多的自信與自尊,而且多半出於自然,不像我們,是裝模作樣的,是扮演的。
我羡慕30代的自在與自然,羡慕他們的教育機會,他們的知識充滿活力和對抗,沒有悲情和恐懼;我羡慕他們的外貌,勇敢打扮表現自己;我羡慕他們來去自如,沒有包袱。他們是上一個社會獻給下一個社會的禮物,注定要管理這個社會。我走在他們當中,看他們「輕裝」行走人生的路途(我背上的行李則裝滿歷史的疑惑、家庭的困頓、父母的期望、自我的期許,壓得抬不起頭來),臉龐的神彩多半更聰敏也更無辜,我應該是要讓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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