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台灣媒體連續幾天報導「兩個女人的戰爭」──周玉蔻在她主持的節目裡批評陳文茜，認為她不應該以立法委員的身分，主持廣播和電視節目。一陣論對之後，周玉蔻離開原來所屬的電台，而電台老闆趙少康表示：立法委員主持節目，並沒有什麼不妥！
這段曲折，只是台灣媒體連續劇中的一集；熱鬧幾天，就被其他的劇情所取代。就像海上的浪花一樣，雖然耀眼，一閃即逝。不過，兩個女人的戰爭，其實和「專業化」有關；而對華人社會來說，這是步上現代化社會的必經之途。專業化的意義，值得細細斟酌……。
**當民意代表變成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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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問題，是民意代表可不可以主持電視或廣播節目。在歐美地區，民意代表就是民意代表；卸任或落選之後，很可能會向媒體發展、主持節目。但是，在擔任民意代表期間，主持節目的情形卻是絕無僅有。事實上，不只是主持節目，無論是律師、醫師、或公司董事、或其他職業，民意代表都不得兼任。原因很簡單，避免利益衝突。如果民意代表同時是律師，而委託人和政府單位打官司；民意代表可以透過質詢、審預算、或其他方式，對政府單位施壓力。這時候，律師和民意代表的角色混淆不清；這種狀態對律師這個行業、對民意代表、對社會大眾而言都不好。
如果民意代表不能當律師，當然也就不能當節目主持人。主持節目是一種職業，是由主持人的私利所驅動；民意代表反映民眾利益，是由選民的公意所節制。如果民意代表同時主持節目，到底是反映民意、還是在追求本身的私利？
可是，專業化和分工，畢竟只是近幾世紀的現象。在農業社會裡，一個人可能同時是農夫、泥水匠、車夫、小販；職業的劃分很粗糙，人人身兼數職，沒有人會計較。即使在現代社會捉襟見肘時，也不得不「校長兼撞鐘」。因此，兼職和專業化的問題，未必像表面上那麼簡單。專業化的意義和曲折，顯然隱含一些更深刻的思維……。
**當專業化碰上專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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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專業化和專業倫理，在社會科學裡有廣泛的討論。社會學裡常見的解釋之一，是「人」和「位置」（position）的區隔。工業革命之後，生產規模加大，市場的範圍不斷擴大；各式各樣的組織也應運而生。在組織裡，逐漸發展出各種職位。而各個職位有各自的職責；佔據這個職位的人，要發揮應有的功能。因此，重要的是一個職位和對應的職責，而不是剛好具有這個職位的個人。譬如，這個星期到醫院去看病，可能碰上一位內科醫師；下個星期再去，可能是一位不同的內科醫師。可是，無論是哪一位, 他們都受過適當的醫學訓練，有相關的證書和執照。現代社會裡，專業化的意義，就反映在一連串、大大小小的職位，以及這些職位所對應的職責。 另外一種觀點，是由人際網絡的角度著眼。在農業社會裡，因為流動性低，每個人都活在一張綿密的人際網絡上；所有的關係都是一種「個人化」的關係 (personal relationships)。
在家裡，有父母兄弟姊妹；出了門，不是叔伯姨姑，就是他們的親戚子女；再不然，就是街坊鄰居、多年舊識。對於網絡上的每一個點，都有個別、特殊、不同的關係；一個人在舉止因應上，也就有微妙的差別。
**當人情轉成非人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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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裡，每個人還是生活在網絡裡；可是，這個網絡的結構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家人親戚只占了其中一小部分；除此之外，還有生活裡的朋友、工作上的同事。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個人關係之外，還有許許多多「非個人」的關係 (impersonal relationships)。便利商店裡的店員、郵局銀行裡的職員、餐廳和百貨公司裡的服務人員，都是不知名的陌生人。他們雖然不是朋友，卻是生活裡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專業化的意義就反映在「人情」(personal) 和「非人情」(impersonal) 關係的消長上。農業社會裡，幾乎只有人情式的交往；現代工商業社會裡，人情式交往的比重大幅下降。支持現代社會運作的，主要是各種非人情式的交往。
和社會學裡的論對相比，經濟學者對專業化的解釋，要直截了當得多。一個簡單的例子，足以說明梗概。小時候扮家家酒，或是玩各種球類活動，總是有各種遊戲規則。參加的人既是球員、又是裁判，由他們自己操作遊戲規則。原因很簡單，這些遊戲只是遊戲，請不起、也沒有必要找專業的裁判。專業的裁判，只有當勝負變得重要、得失夠大時，才會出現。也就是，只有當分工和專業化的好處大於成本時，才會出現專業化和分工。因此，家庭醫師處理一切疑難雜症，不分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大醫院裡，不只是分科，各科之下還有好幾位醫師，每個人專長不同。
另一方面，專業化和分工之後，等於是每個人頭上只戴一頂帽子。只有一頂帽子容易辨認；對自己、對別人都好。如果頭上的帽子可以換上換下，即使自己可以宣稱、變換角色如反掌之易；可是，對於其他人卻不容易區隔。因此，每個人只戴一頂專業的帽子，降低大家的成本；在現代社會裡，成本低大家均蒙其利。
無論是由社會學或經濟學的角度，都可以對專業化有合情合理的解釋。然而，更深刻的問題是專業化不只是一個過程、一種現象，而且隱含價值判斷。符合專業倫理的舉止，得到讚美和掌聲；違反專業倫理的作法，受到譴責和排斥。可是，為什麼呢？在市場裡，不吸引消費者的產品沒有人買；廠商不賺錢自然被淘汰，但是並不會受到道德上的臧否。違反專業倫理卻受到道德上的批評；為什麼呢？
抽象來看，專業倫理和市場活動都隱含一個價值體系。在市場裡，能不能賺錢、能不能生存，本身就是衡量高下的尺度、就是賞罰的機制；這支量尺也許有點市儈，但是不帶情感，也沒有道德上的含義。相形之下，專業倫理就是各行各業的遊戲規則；要維持遊戲規則自然需要一種獎懲的機制。既然沒有貨幣上的得失可以依恃，只好訴諸於其他的機制；在道德上分出是非對錯、在行為上分出高下良窳，目的就是要發揮篩選獎懲的作用。因此，對於市場競爭，經濟學者可以宣稱是價值中立，不涉及好壞高下；可是，一旦涉及專業倫理，必然要牽動價值體系。也就是，專業倫理和價值中立是兩個彼此衝突的概念。
無論是市場競爭或專業倫理，本質上都是一種遊戲規則；對於華人社會而言，最深沈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如何發展出「法治」(rule of law) 的傳統。而法治就是支持整個社會運作的遊戲規則。這麼看來，周玉蔻和陳文茜所引發的，當然就不只是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