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能戴幾頂帽子?

2004.04.15 by
數位時代
一個人能戴幾頂帽子?
前一段時間,台灣媒體連續幾天報導「兩個女人的戰爭」──周玉蔻在她主持的節目裡批評陳文茜,認為她不應該以立法委員的身分,主持廣播和電視節目。一...

前一段時間,台灣媒體連續幾天報導「兩個女人的戰爭」──周玉蔻在她主持的節目裡批評陳文茜,認為她不應該以立法委員的身分,主持廣播和電視節目。一陣論對之後,周玉蔻離開原來所屬的電台,而電台老闆趙少康表示:立法委員主持節目,並沒有什麼不妥!
這段曲折,只是台灣媒體連續劇中的一集;熱鬧幾天,就被其他的劇情所取代。就像海上的浪花一樣,雖然耀眼,一閃即逝。不過,兩個女人的戰爭,其實和「專業化」有關;而對華人社會來說,這是步上現代化社會的必經之途。專業化的意義,值得細細斟酌……。

**當民意代表變成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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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問題,是民意代表可不可以主持電視或廣播節目。在歐美地區,民意代表就是民意代表;卸任或落選之後,很可能會向媒體發展、主持節目。但是,在擔任民意代表期間,主持節目的情形卻是絕無僅有。事實上,不只是主持節目,無論是律師、醫師、或公司董事、或其他職業,民意代表都不得兼任。原因很簡單,避免利益衝突。如果民意代表同時是律師,而委託人和政府單位打官司;民意代表可以透過質詢、審預算、或其他方式,對政府單位施壓力。這時候,律師和民意代表的角色混淆不清;這種狀態對律師這個行業、對民意代表、對社會大眾而言都不好。
如果民意代表不能當律師,當然也就不能當節目主持人。主持節目是一種職業,是由主持人的私利所驅動;民意代表反映民眾利益,是由選民的公意所節制。如果民意代表同時主持節目,到底是反映民意、還是在追求本身的私利?
可是,專業化和分工,畢竟只是近幾世紀的現象。在農業社會裡,一個人可能同時是農夫、泥水匠、車夫、小販;職業的劃分很粗糙,人人身兼數職,沒有人會計較。即使在現代社會捉襟見肘時,也不得不「校長兼撞鐘」。因此,兼職和專業化的問題,未必像表面上那麼簡單。專業化的意義和曲折,顯然隱含一些更深刻的思維……。

**當專業化碰上專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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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專業化和專業倫理,在社會科學裡有廣泛的討論。社會學裡常見的解釋之一,是「人」和「位置」(position)的區隔。工業革命之後,生產規模加大,市場的範圍不斷擴大;各式各樣的組織也應運而生。在組織裡,逐漸發展出各種職位。而各個職位有各自的職責;佔據這個職位的人,要發揮應有的功能。因此,重要的是一個職位和對應的職責,而不是剛好具有這個職位的個人。譬如,這個星期到醫院去看病,可能碰上一位內科醫師;下個星期再去,可能是一位不同的內科醫師。可是,無論是哪一位, 他們都受過適當的醫學訓練,有相關的證書和執照。現代社會裡,專業化的意義,就反映在一連串、大大小小的職位,以及這些職位所對應的職責。 另外一種觀點,是由人際網絡的角度著眼。在農業社會裡,因為流動性低,每個人都活在一張綿密的人際網絡上;所有的關係都是一種「個人化」的關係 (personal relationships)。
在家裡,有父母兄弟姊妹;出了門,不是叔伯姨姑,就是他們的親戚子女;再不然,就是街坊鄰居、多年舊識。對於網絡上的每一個點,都有個別、特殊、不同的關係;一個人在舉止因應上,也就有微妙的差別。

**當人情轉成非人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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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裡,每個人還是生活在網絡裡;可是,這個網絡的結構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家人親戚只占了其中一小部分;除此之外,還有生活裡的朋友、工作上的同事。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個人關係之外,還有許許多多「非個人」的關係 (impersonal relationships)。便利商店裡的店員、郵局銀行裡的職員、餐廳和百貨公司裡的服務人員,都是不知名的陌生人。他們雖然不是朋友,卻是生活裡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專業化的意義就反映在「人情」(personal) 和「非人情」(impersonal) 關係的消長上。農業社會裡,幾乎只有人情式的交往;現代工商業社會裡,人情式交往的比重大幅下降。支持現代社會運作的,主要是各種非人情式的交往。
和社會學裡的論對相比,經濟學者對專業化的解釋,要直截了當得多。一個簡單的例子,足以說明梗概。小時候扮家家酒,或是玩各種球類活動,總是有各種遊戲規則。參加的人既是球員、又是裁判,由他們自己操作遊戲規則。原因很簡單,這些遊戲只是遊戲,請不起、也沒有必要找專業的裁判。專業的裁判,只有當勝負變得重要、得失夠大時,才會出現。也就是,只有當分工和專業化的好處大於成本時,才會出現專業化和分工。因此,家庭醫師處理一切疑難雜症,不分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大醫院裡,不只是分科,各科之下還有好幾位醫師,每個人專長不同。
另一方面,專業化和分工之後,等於是每個人頭上只戴一頂帽子。只有一頂帽子容易辨認;對自己、對別人都好。如果頭上的帽子可以換上換下,即使自己可以宣稱、變換角色如反掌之易;可是,對於其他人卻不容易區隔。因此,每個人只戴一頂專業的帽子,降低大家的成本;在現代社會裡,成本低大家均蒙其利。
無論是由社會學或經濟學的角度,都可以對專業化有合情合理的解釋。然而,更深刻的問題是專業化不只是一個過程、一種現象,而且隱含價值判斷。符合專業倫理的舉止,得到讚美和掌聲;違反專業倫理的作法,受到譴責和排斥。可是,為什麼呢?在市場裡,不吸引消費者的產品沒有人買;廠商不賺錢自然被淘汰,但是並不會受到道德上的臧否。違反專業倫理卻受到道德上的批評;為什麼呢?
抽象來看,專業倫理和市場活動都隱含一個價值體系。在市場裡,能不能賺錢、能不能生存,本身就是衡量高下的尺度、就是賞罰的機制;這支量尺也許有點市儈,但是不帶情感,也沒有道德上的含義。相形之下,專業倫理就是各行各業的遊戲規則;要維持遊戲規則自然需要一種獎懲的機制。既然沒有貨幣上的得失可以依恃,只好訴諸於其他的機制;在道德上分出是非對錯、在行為上分出高下良窳,目的就是要發揮篩選獎懲的作用。因此,對於市場競爭,經濟學者可以宣稱是價值中立,不涉及好壞高下;可是,一旦涉及專業倫理,必然要牽動價值體系。也就是,專業倫理和價值中立是兩個彼此衝突的概念。
無論是市場競爭或專業倫理,本質上都是一種遊戲規則;對於華人社會而言,最深沈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如何發展出「法治」(rule of law) 的傳統。而法治就是支持整個社會運作的遊戲規則。這麼看來,周玉蔻和陳文茜所引發的,當然就不只是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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