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最近許多人都看過了Amazon Go的宣傳影片。影片中的超商整潔舒適，許多時尚雅痞族走入超商後，拿了商品就走。店內沒有員工補貨、沒有員工帶路，也沒有員工掌櫃。
事實上，這與現實已相去不遠，美國BestBuy門市中已開始採用自動販賣牆，讓購買電影和遊戲的消費者可以在平板上購物、下單後快速領取商品。而美國B&H電子量販門市則是擁有快速結帳與包裝系統，讓消費者只需拿購物清單去櫃台結帳，之後再至店出口領取已打包好的商品，大大減少了櫃檯的流量（與數量）。
由此看來，Amazon Go的完全自動化系統只是「合理的」科技演化而已。
然而，很少人會去探討：這些被科技取代的服務業員工究竟都去哪裡了？
基層服務業工作機會大減、薪資停滯
走進舊金山、曼哈頓等雅痞族（尤其科技雅痞族）天堂，你會發現超市中充斥著拉丁裔、非裔員工。而論人口而言，矽谷的科技公司絕大多數員工都是白裔與亞裔，而美國其他現代都市如紐約、波士頓、西雅圖、華府等城市，也可以看到白裔與亞裔人口將其他族群用超高房價、超高物價趕出市中心。
美國許多基層服務業員工薪資仍留停在基本工資水準。舊金山市基本工資每小時為10.74元美金，紐約州、西雅圖市為15元美金，但是在舊金山，一個不到二十坪的單人套房每個月租金超過3千美金，曼哈頓亦然，而西雅圖雖較便宜，但同規格公寓月租仍要2千美金。
在舊金山，城市警察局之薪資水準無法負擔舊金山的生活開銷，因此該城市員警與警政員工都住在市外。在紐約，曼哈頓的各類店家門市員工幾乎都須搭乘近兩個小時的地鐵上班，更有許多員工來自於紐約各區極貧困的的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
隨著商業自動化腳步加快，對於基層服務業員工而言無疑雪上加霜。美國2016年整體失業率雖降至4.9％，若進一步抽絲剝繭，可發現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失業率僅2.6％，但只有高中學歷者失業率達5.4％，高中肄業者則已高達8％。
論人種，非裔與拉丁裔失業率遠高於白裔與亞裔。而在美國金融風暴後不久，底層的30％收入戶的失業率是頂層30％失業率的兩倍到五倍。
可見，美國結構性失業問題已相當嚴重，且沒有減緩的趨勢。
基本工資調漲的迷思
面對結構性失業，許多左傾政府的應對方式就是調整基本工資。然而，從商業角度看來，調整基本工資其實是隔靴搔癢的表面功夫。
原因很單純：若你今天是一公司老闆，成本越高，帶來的商業價值就必須等比例（或超比例）的提升。單方面調整工資，並沒有提升該員工份內工作的獲利能力。
因此， 當原本每小時10美元的產能無故變成每小時15美元時，其實是刺激主管與企業主去尋求其他控制成本的方式 。而羊毛出在羊身上，老闆要砍的成本，一定會從該員工的福利和相關成本上動刀，對員工不見得有利。
相對於整體產業而言，當基層員工薪資硬性調漲，反應在各種成本上，最後會近一步導致物價上漲。基層員工表面上調薪，事實上物價購買力不變、甚至還可能更低。
拜科技所賜，電子商務和行動商務發達不說，現在連倉儲和運輸都開始走向自動化，美國零售業也已逐步開始調整策略。
今年，美國最大百貨公司Macy’s宣布關閉一百多家商店，將重心轉向電子商務。而美國聞名的購物節「黑色星期五」過去幾年可見實體零售業務大跌，2016年黑色星期五零售業務又爆跌10％，反而是電子商務大增30億美金營業額。
原因很單純：在黑色星期五開啟實體商店，除了倉儲物流以外，還需要大量員工加班來顧店打掃；反觀，若將購物促銷活動移至電子平台，公司只需擔心倉儲物流，毛利遠高於於實體商店的促銷活動。
這一切發展，對基層員工最大的威脅，在於自動化科技的進步神速。 不光是零售業員工會被自動化和電子商務取代，在不久的將來，載客司機（如Uber、Lyft、計程車等）和卡車司機都會被無人車取代。
不管怎麼去調漲基本工資，也只是給予相關企業更大的誘因去投資和購買自動化解決方案，實際上造成自動化取代低階勞工的問題惡化。要實質改善問題還是必須面對社會基層勞工的生活品質與教育問題。
貧窮複製，我們真的了解社會基層嗎？
要面對結構性失業，我們必須探討低薪與貧困造成的惡性循環。今年美國大選前，美國聯邦參議員桑德斯曾經語出驚人，說道「貧困的代價很昂貴」。
事實而言，低收入戶除了生活品質較差以外，創造額外財富的管道比其他人更少：貸款利息極高、存款利率低（達不到高利息定存的存款標準）、購買租賃不但少有折扣，時常還需要擔保人。在像美國一樣腹地廣大的國家，銀行、運輸、零售甚至退出貧困社區，使貧困居民必須仰賴黑市和非法服務生活。
美國公共住宅以及社會福利濫用情況嚴重，原本應該是幫助失業和清寒家庭減緩經濟負擔、重新進入良性工作循環的福利政策，如今已經變成慣性的貧窮複製。
在紐約市，公共住宅的居住時間飆升，從1995年的17年、到2005年的19年，到今天的22年，三代同堂的情況並不罕見。紐約市目前有17.8萬個公共住宅公寓，和27萬個家庭的候補名單，公共住宅中的貧困人口占紐約市人口近10％。
類似的情況在德國也日趨嚴重，德國貧困人口已超過15％，而其相對慷慨的社會福利政策使用人口漸多。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情況下，社會福利使用人口受困於經濟困境，已開始大幅跨世代複製貧窮。
在台灣這類公立教育為重的國家，許多人相信考試確保貧困家庭有翻身的機會。但事實而言，低收入家庭經濟負擔大，小孩不但要分擔家庭經濟重擔，根本不可能像是中產家庭與富裕家庭般花費大筆補習費幫小孩進修。
台灣許多明星公立大學的中低收入戶學生比例已降至1％以下，比台灣的貧窮人口比例（1.5％）還低。最後，頂尖公立學校的名額被富裕與小康家庭占據，低收入戶學童嘗試升學卻被擠入私立學校，讓低收入戶的經濟困境雪上加霜。
目前為止，不管是富裕歐美國家還是先進亞洲國家都尚未解決結構性失業的危機。在提供社會福利之餘，國家亦不能忽視貧困與失業人口的技能升級之相關教育機會。
模稜兩可的道德觀點
結構性失業問題的根本來自於多數社會公民模糊的道德觀點。 許多現代化社會公民多被灌輸一定的社會自由主義思維，除了在法治上推崇政府鞏固公共利益，在個人行為層面也推崇關懷倫理（Care Ethics）觀點，主張提供弱勢人口比他人更多的協助。
然而，在現代化社會盛行的資本主義風氣瀰漫，許多公民亦有古典自由主義傾向，希望政府不要干涉經濟和社會活動。在個人行為層面，許多人相信自食其力原則，並鄙視不勞而獲的行為。更甚者，甚至可演進成為主張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或自掃門前雪的極端功利主義。
對於社會大眾而言，大家極有可能因為仇富情結而左傾，亦有可能因為階級與種族歧視而右傾。兩種意識型態並存，卻並非兩者並用，而是潛意識可能被其中一方煽動。情節好比電影「Circle」，當自身性命難保時，煽動任何一點族群對立都能讓一般大眾大開殺戒。
在台灣，這種自相矛盾的道德立場很明顯，多數中產階級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去跟資方抗爭、支持對富人課稅，但是對於社會基層勞工的工作機會卻毫不關心。
不少台灣家庭寧願偽造文書、假借他人名義去聘請外籍看護和外籍勞工，也不願意多花一點錢去雇用台灣的基層勞工。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各階層的權益保護並非用以同樣的道德標準。
然而，在面對自動化工業的競爭，明天被取代的工作已不只是藍領工作，而是坐在辦公室內的白領員工。因為資訊和系統整合，公司所需辦公人力減少。因為法律和會計資訊系統的成熟，法律和會計事務所不再需要大批助理和秘書。因為線上交易平台的成熟，證卷交易所行員與投資銀行的交易員人數大減。
在面對這二十年內即將發生的結構性問題，現在的社會大眾必須以一致的道德觀去看待社會各階層，並合作思考社會福利、教育學習以及產業轉型政策，而不是冷眼旁觀、嘲笑基層失業人口不夠努力。
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曾說過：
當時在德國，
他們首先抓走了共產黨員。我沒吭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接著他們抓走了猶太人。我沒吭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接著他們抓走了工會成員。我沒吭聲，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接著他們抓走了天主教徒，我沒吭聲，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終於輪到我了。此時，已沒有人能為我伸張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