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汽車零組件廠前進中國卡位
台灣汽車零組件廠前進中國卡位
2006.11.15 | 科技

受到「卡債」風波以及國際油價大幅波動影響,台灣汽車市場在二○○六年銷售遽減,前三季的汽車銷售總量僅達二十八.六萬輛,僅為去年同期的七成。
零組件廠商卻沒有因此倒下,相反的,他們以外銷、海外設廠等方式,正逐步進入國際整車廠在大陸的原廠零件供應鏈,台灣東陽集團旗下的南京開陽公司就是一例。

**進軍大陸與國際大廠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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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陽實業是台灣最大的汽車零組件供應商,觸角也伸及對岸。從早期將製造端射出廠移到大陸生產,到與當地大車廠合作,東陽集團在大陸已經成立十七座生產基地。東陽集團副總裁吳永祥認為,台灣的汽車產業規模只會維持目前四十至五十萬輛的水準,利用大陸市場才有機會。
為了提供馬自達和福特汽車的配套零組件,東陽集團跟到南京,與日本、大陸企業合資設立南京開陽廠。除了代工,南京開陽還參與馬自達的開發設計;福特明年新車款的儀表盤、保險桿等核心產品,也由開陽負責,正式進階為Tier 1(一線)零件廠。
東陽集團副總裁吳永茂表示,台灣汽車產業囊括歐、美、日車系車廠,也造就零組件廠擁有各大車系的技術,這是別國汽車零組件業者所沒有的優勢。可是「因為台灣汽車市場太小,台灣竟然沒有一家可以直接和車廠共同開發汽車新款的Tier 1零件廠,長期下來,很容易被市場淘汰,」吳永茂認為,在大陸能夠和國際整車廠合作,成為Tier 1零件廠,可以大幅提升研發能力,這個機會攸關東陽集團將來的生存,不容錯過。
不僅東陽集團,台灣的汽車零組件業者在大陸汽車市場一片紅火的局勢下,也紛紛到彼岸跑馬圈地,尋找更大的商機。
其中包括耿鼎公司規劃斥資二千萬美元在江蘇設立大陸首座生產基地,烈光企業計劃在南京投資三千萬美元設廠,堤維西公司的大陸第三座廠也已在五月投產,主要供貨對象是大陸一汽集團旗下的各汽車廠。
南京開陽公司總經理陳來成表示,中國的汽車產業持續發展,過去一年的轎車增長率超過四成,而且後續的潛力還很大,「中國十三億人口卻只有三千萬車輛,持有比例還很小,九.四億的農村人口如果邁入汽車時代,市場無可限量。」
而台灣在過去二十餘年,由於具備與歐、美、日車系合作的豐富經驗,基本功紮實,技術上也相對成熟,從產品設計、開模到生產,都能提供一條龍服務,理所當然是國際車廠的優先選擇。

**改善生產流程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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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南京開陽主要供應長安福特南京廠的汽車零件,初期規劃為二十萬台產能,目前還在緊鑼密鼓地興建廠房,預計明年八月就能量產。以目前的接單來看,開陽的產能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而東陽也積極地與中國大陸前二十大的汽車集團建立合作關係。
只不過,大陸車市競爭近年來愈演愈烈,尤其是中國自有品牌為了搶占市場,各整車報價不斷下降,首當其衝的就是下游的零組件供應商。對此,陳來成也承認:「利潤當然不能跟十年前比。」為了因應整車廠的降價要求,開陽靠的是改善流程和價值分析的方法來控制成本。
「車價往下掉,是天經地義的事。要是老百姓買不起,汽車行業一樣無法發展,」陳來成表示,「可以使用不同的材料來節省成本,例如以前從日本進口材料,現在改成由台灣或大陸當地採購,有時候一公斤就差好幾塊人民幣,每根保險桿要好幾公斤,在這方面就可以節省下可觀的費用。」

**大陸車廠轉嫁成本台商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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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組件屬於高進入障礙、高資本支出的產業。陳來成指出,南京開陽光是初期購買一套德國進口的開模設備,就高達近千萬美元,一副模具開發時間則需要八至十個月,成本有的更高達數百萬台幣。
依照慣例,這部份的費用是靠整車廠支付,但是大陸自有品牌的企業卻經常要求零組件工廠自行吸收,有的企業甚至同時要求二、三家供應商開模,再來比價,造成惡性競爭。「包括在大陸具有高知名度的吉利汽車都是這麼做,根本是拿別人的錢來做生意,」陳來成認為,中國汽車如果要走上出口之路,先得調整這種心態。
綜觀全球汽車產業的發展趨勢,除了亞太地區憑藉大陸市場的強勁力道逆勢成長,北美、日本及歐洲都趨於飽和。目前國際車廠紛紛進入中國,對於台灣零組件廠商而言,無疑提供了一個進入國際供應鏈系統的絕佳機會,能否搶在大陸本土企業之前先「卡位」,業者的管理應變能力將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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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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