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玲為什麼能爆紅？她，還會繼續紅下去嗎？她的走紅，對我們一般人的意義是什麼？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一個能擾動全社會的現象，常是社會變遷的結果，絕非偶然，在「林志玲現象」的背後，我們可以注意三個互相影響的變數：「明星」（celebrity）、「社會」（society）、「情境」（situation）。一個明星，通常只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中，才能獲得社會中特定社群的認同，從而造就大規模的集體動員，而如果這一個明星聰慧得可以與支持她、眺望她、看守她的社會（通常是一組經濟和文化的「新階級」）與日俱進，這一個現象就可以轉變成更波瀾壯闊的文化運動（culture movement），上個世紀六○年代的美國賈桂琳甘迺迪、九○年代英國的黛安娜王妃，都分別在美、英社會對抗舊勢力的年輕人支持下，成為全世界歷久不衰的符號明星。
**新世代價值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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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現代社會中，雖然分工、合作、互利是顯性價值，但任何人都能切身感受：社會裡大、小集體間的競爭其實無處不在。在世代交替之時，新世代自然地、也必須要去挑戰舊世代，因為他們在擁有較佳工作技術、知識和更多文化資本（創造價值和解釋意義的能力）的同時，卻由於年紀和年資，往往在社會權力位階上僅能處於底層的地位，一股「向上移動」的欲念自然誕生。但這也並非意味著每個世代的交替都能波瀾壯闊，一般而言，只有在經濟規則、科技、知識出現大規模「斷裂」的「典範轉移」時，世代爭鬥才會猛烈與激進化。
而我們很有理由相信：「林志玲現象」正是台灣出現最大規模世代權力交替的徵候，「美女林志玲」扮演的角色，正是一批年輕新階級自我認同、自我激勵、自我團結的文化符號，「林志玲」不過是這群人「理想化自我」的化身與代言人；林志玲的走紅，與其說是她個人的美麗使然，不如說是她「代言」（symbolize）了一個新階級自許的所有新價值，她的走紅，來自這群新階級在社會各角落為自己懷抱的新價值奔走、動員、推廣，換句話說：是年輕的行銷經理、大學生、新媒體人、新創業家、新官員……，在無數社會實踐（practice）中「投自己一票」的結果。
**總統大選後陡然走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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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明星」、「社會」、「情境」三個影響要素如何運作，把視角拉回到二○○四年四月林志玲開始走紅的起點，場景就顯得格外清楚。
先看情境。在這個時間點上，林志玲從事模特兒工作已經超過十年，代言過十餘種商品，事實上，她已經是產品發表會上吸引攝影記者目光的寵兒，但始終沒有人知道「林志玲」就是這位美女的名字，她由「beautiful nobody」變成「glamorous somebody」，轉折點正好就是總統大選後藍綠相爭的社會不安時刻。
如果你上《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的網路搜尋系統，可以明顯發現：「林志玲」的新聞是在三二○總統大選投票日後，才快速增加（此一時間點前、後八個月的新聞數比例約為一比二十五，以林志玲為標題的新聞數，則更成壓倒性對比），甚至在二○○四年三月十一日五位凱渥模特兒新書《凱渥名模美麗宣言》發表會新聞中，《中國時報》的編輯也是用「王曉書等名模美麗出書」的標題處理，而非以林志玲為新聞主角（換成今天，出版商一定只會用林志玲，其他四位可以靠邊站了），可見在總統大選前，林志玲根本處於「未紅」狀態。
回答「為什麼林志玲在這個時間點上陡然走紅？」，是解讀「林志玲現象」的關鍵。在此第二個我們觀察的因素，不妨回到二○○四年四月時的「明星林志玲」個人身上。
**知識＋身體＋風格﹦林志玲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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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過往台灣人熟悉的美女比起來，林志玲當時有幾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媒介形象：
一、她有相對較特殊的高學歷：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畢業（旅外的經歷）、雙學位（「西洋美術史」和「經濟學」，結合「藝術」和「知識」兩個最「in」、最對立的概念），打破社會概念裡「美女和知識天生有距離」的慣性理解。
二、她有相對較高的身高：在台灣熟悉的美女經驗裡，一七○公分似乎是個關卡，超過此一尺度的美女通常較不靈活（身體的、才智的），一七五公分、伸展台上動靜自如的林志玲，是個顯著的突破者。由身體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高大卻靈活的身體，通常意味著這個人物更有心靈自我控制的強度。
三、她有異常柔軟的個人儀態：面對鎂光燈，林志玲有著少見的「縮小自我」的謙遜姿態。這種相對低調、內省般的特質，輝映著前述兩項的強勢天賦，組合成一種公眾人物罕見、極其特殊的優雅和從容。她不會急著召開記者會反駁，不挑釁、不對銃、不製造新的修辭；這種「去語言化」的互動策略，既與叫囂的成人世界、喧鬧的青少年社會脫勾，也同時勾勒一種新鮮的明星價值。
在帥哥美女的崛起過程裡，單純的「帥」與「美」都絕非關鍵因素，它們都像金字塔底層的基座一樣，是必要條件，但也就像那些大石塊般，僅只能幫助你在沙漠邊緣看見一些遠方的起伏而已。每個時代裡的新帥哥美女，必須提出新的魅力要素，這樣才有能耐去瓦解上一世代帥哥美女的舊美學，登上社會視野的上方觀眾席。
林志玲的美麗當然不用多言，但美麗的女人比比皆是，林志玲真正出眾的是她的「知識經歷」、「身體」和「風格」，是這三點，讓她在台灣藍綠相爭的亂世裡，讓受苦於政治爭鬥的人們，在相互咒罵的報紙版面與電視頻道裡，發現了一塊清新呼吸的空間。很快地，媒體人、商人、政治人就嗅到了這塊空間龐大的經濟產值，各種資源爭相投入（由扮演日本觀光大使、代言國際品牌浪琴表到主持金馬獎），促成了她無人可及的磁吸力。
**「林志玲族」淘汰「四十歲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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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角度是「社會」。三月總統大選的亂局，提供了林志玲成名的時空條件，但這只是社會情緒的短期需求而已，林志玲能一直紅到現在，紅的版圖由影劇版擴張到社會版和要聞版，紅的廣度由台灣到中國與香港，說明我們社會中有一群集體，不僅只（藉由媒體）消費林志玲身上短期的清爽和無爭而已，而且還進到了更大規模、更深層次的「認同」（identity）生產和再生產過程裡。
準確一點說：我們清楚感受到社會裡有一大群人成了「林志玲迷（fan）」、「林志玲選民（voter）」和「林志玲族（tribe）」。
「群迷」（fandom）是感性的，無視明星的負面新聞而矢志追隨，是構成明星魅力的基礎（譬如裴勇俊迷）。「選民」接受明星的感性召喚後，會持續地與明星的價值觀進行對話，具備較大的廣度和持久力，但一旦明星的某些「生命政治」主張（「環保」、「弱勢同情」、「動物權」……）受到選民質疑，他們也會集體掉頭而去（例如酒後駕車的藝人永遠只有「迷」，而沒有「選民」）。
然而，「群迷」和「選民」的經濟產值都是相對微弱的，由「族群」概念所描繪的社會風格部落認同，才真正是明星經濟學裡的「殺手應用」（killer application），道理很簡單，因為經濟產值的主要產出者、明星動能的維繫者，並不是明星，而是風格部落裡的你、我、他。
看看九○年代初的「瑪丹娜族」、二十一世紀初日本的「濱崎步族」、今日蘋果電腦的「iPod族」，這些部落族裔在每天的生活裡「裝扮」自己、「消費」部落文化商品、「推廣」部落首領的概念，並且以「時代新哨音」的福音者自居，號召更多的人加盟，當新明星淘汰了老明星，新興部落族裔則是在意識型態或文化的主導權上，驅走老舊的當權派。
在「林志玲現象」裡，我們應該可清楚看到這「星光權力」的轉移－林志玲超越了蕭薔，而「林志玲族」則淘汰台灣的「四十歲世代」。
在四十歲以上的台灣社會，蕭薔曾是萬人迷的超級巨星，在她崛起的九○年代裡，「美女」和「女強人」的兩種符號首度在她身上合而為一，蔚起社會風潮。蕭薔的事業事事都經過縝密的計算，這種社會形象和那個年代台灣ODM電子業發達的管理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相互呼應，也與女性首度大規模進駐服務業高階職位的職場趨勢，有著價值和倫理上的親近性。
但無可置疑地，蕭薔和四十歲世代的管理理性，都不再是當今新的全球化世代所嚮往的價值。和林志玲出身背景相仿的新世代，誕生在台灣首度富裕、解嚴、國際化的時代格局裡，他們有較佳的學歷、較好的英文技能、較多的國際化經驗，也有更多的自信與自我實踐的渴望，換個語言說：他們是台灣最具個人主義信仰的一個世代。
**擁護林志玲＝新世代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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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對「夢想」、「可能性」、「漂泊」、「偶然」人生觀的浪漫追求，與同一個社會裡四十歲「風險世代」內醞的「紀律」、「服從」、「計算」等嚴峻倫理共處，其實彼此間具有著高度內在緊張性（眾多企業家說年輕世代是「草莓族」，正反映此張力）。
林志玲平時的態度非常謙卑，但在專業當模特兒時，走路的架勢與神情展露了高度自信和霸氣，這是一種混合著生活信仰、身體維護、處世策略和美學感受的自信風格。台灣的全球化新世代或許難以像她一般美麗，但對這種「美學化人生風格」的嚮往，毋寧是有志一同的。而當四十歲以上世代更熱衷於藍綠終極政治主張的對決時，新世代就在林志玲身上找到了認同與反抗的施力點－成為「林志玲族」的一員，代表著堅定自我價值、確認自己並不孤獨，我們也可在林志玲和蕭薔的興衰更替裡，發現到此一族裔的「替代性的勝利」。
有了這種理解，我們就更可方便地來評估：林志玲還可以紅多久？而如果要能持續走紅，她和社會可能的新關係，互動會是什麼樣態？藍綠互爭的「情境」使林志玲走紅，看似時間的偶然，但卻是歷史的必然，因為已茁壯的新世代遲早要選定他們的代言人（正如製造業世代選擇了蕭薔）。但林志玲能否持續走紅的關鍵，則要回到社會與她對應的新階級關係來理解。
**西方歷久不衰的時代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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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妨先來看看英語世界中，四位女性明星走紅成「時代風範」的故事：
賈桂琳甘迺迪（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 Onassis，1929-1994），一九六三年甘迺迪總統就遇刺身亡，這個悲劇事件卻造就賈桂琳成為美國的「國母」（national goddess），在時尚、文化和生活價值上變成一個全球風靡的偶像人物。她崛起的六○年代美國社會，是年輕人集體反叛的年代，賈桂琳高度現代性（隨時準備更新自我，要求明天的我一定要跟今天不一樣）的人格特質，呼應了當時求變求新的時代氣息。
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1926-1962），因為拍攝「七年之癢」（The Seven Year Itch）走紅為性感女神。她是西方世界二次戰後第一位把女性從家庭的賢妻良母形象中解放出來的人——女人不再只是男人的性奴隸，工商社會裡性別角色的分工化，讓女性得以獲得扭轉「家庭勞工」地位的力量，女人有能力展現「身為女人」獨有的魅力，這是一種讓男人為之傾倒的慵懶女性特質，反映著數量大增的社會白領階級對性別和生涯的期望。
黛安娜王妃（Diana Frances Spencer，1961-1997），在九○年代風靡世界，她象徵全世界的女人再也不必靠一個男人（即使位高權重如查理王子），就可以作為一個生命自主的人，她的魅力來自她獨立處理生命悲痛的能耐，比男人更強（她公開地選擇離婚，而王子夫婿卻只能偷偷地跟情婦幽會）。這個溫柔又強悍、翻轉權力結構的故事，感動了全世界「親密關係失靈」的男人和女人，她到波士尼亞（Bosnia）推動反地雷活動，也去非洲關懷營養不良的小孩，她更獨立帶領兩個小孩與皇室搏鬥，黛安娜代表的，正是社會新崛起的獨立有自信、美麗迷人的女性。
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1929-1993），被認為是好萊塢第一個具有「知性」的女明星，她雖然天生害羞，少有公開的活動，但她主演的每一部戲（由一九五三年的《羅馬假期》、一九六一年的《第凡內早餐》到一九六四年的《窈窕淑女》），都提昇了女性的知性形象，六○年代末期她在演藝高峰時隱退，並於一九八八年出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大使。如果說才藝兼具的英國女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lf），代言著二○年代知性女人「孤星」般的傷感歲月，奧黛麗的一生則隱喻著二十世紀後半葉知性女人「群星」式的絕地反撲。
**悲劇是考驗也是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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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這四位女性長期走紅的生命史，可發現她們都是在經歷「女性悲劇」（離婚或喪夫，奧黛麗經歷兩次離婚）後，獲得了更高的明星指數，這並不意味著不幸有助贏得社會同情，而是「不幸際遇」造就了她們表現獨特人格的契機，因為「悲傷難以作假」、「真誠無法仿冒」。她們個人的人生苦痛，從剛開始是以「英雌」代言人的姿態出現，漸漸地會變成以身作則的「虛擬心理醫師」，教導「族」裡的個人如何克服去悲傷。
因此林志玲要能繼續走紅，同樣必須靠著處理「生命悲劇情境」的能力來斷定。對一位尚未結婚的女性來說，這樣的條件未免殘酷。但也別忽略了：失戀、受傷、變老、事業挫敗、反對勢力的詆毀、偶發的情緒失控、外露的自滿（complacency），也都算是「小規模悲劇」，而更深邃、奧秘的是：也許「遲遲未婚」本身，就會是一件挑戰她的「女性式悲劇」。
林志玲的出生背景，以及她崛起過程中表現的聰慧和敏感，都足以讓她的知名度繼續攀升，但是結果如何，全要看她未來怎麼料理自己的人生，看她是否有「倫理時尚」（ethic fashion）創作的能力，所謂倫理時尚，是她面對生老病死、悲歡欣喜時，能否展現具領先性、時代感的行動風範。賈桂琳、奧黛麗赫本、黛安娜王妃在從事慈善事業或擔任和平大使時，都流露出當時社會最缺乏的真摯感，甚至包括她們選擇那些活動，都具有高度創新的前瞻意義。
**工業化社會需要女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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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問題：全世界工業社會裡未必需要一個男性偶像，但卻為何絕對少不了「女神」（goddess）——社會學研究裡，同樣有理解的線索！
工業社會中的倫理和知識，絕大部分都是教人「如何獲得成功」；但弔詭的是：在工業社會裡，大多數人最需要的技能卻是「如何接受失敗」——在競爭中，成功永遠只屬少數人，而即使是那少數人，他們也多半在家庭和人際上失敗（「即使我贏了全世界，卻輸給了自己！」），工業社會有白天攻城掠地的快感，但更多的是夜晚的恐懼，誰來撫慰一顆顆孤獨又挫敗的靈魂。
「女神」，正是我們生命中感覺到最原初的母性撫慰的力量，而把她「聖潔化」的一種社會機制。社會個體在認同「女神」的過程裡，彷彿可回到嬰兒時期，依偎在母親胸膛而得到安全感的滿足。四、五○年代，美國海軍戰鬥機的駕駛艙內貼著滿滿的大乳房女星照片貼紙，這些影像未必是用來滿足飛行員對性的渴求，而毋寧是在生命搏鬥、生死瞬間之際，能幫助這些男人回到母親的懷抱，期盼她給你最後的勇氣。
在現代的後工業社會裡，人不是永遠的成功者，不管男人女人，都需要一種白天看不到的撫慰者，她隱藏在每個人的心裡，最後經由一個符號偶像（icon）將之體現，在分享這偶像的同時，現代人感受到「無盡之愛」所帶來的溫暖。
也許——這也解釋了謙遜、可親的林志玲為什麼在台灣快速走紅的另一個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