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結官方與財閥的力量，在3G服務規格仍屬混沌的2000年，好勝的南韓業者已拔得頭籌，由鮮京（SK）電信搶先在當年10月開通全球首見的3G服務；半年後，另兩家南韓行動電信業者也不甘示弱，連袂跟進，相繼推出各式3G服務，「這就是賽局理論中的紅皇后（Red Queen）法則，亦即競爭者彼此間亦步亦趨，在追逐間分不清誰先誰後，形成互為因果，」台灣諾基亞通訊系統事業部總經理林思騰分析。
競爭態勢帶來整體市場的提昇，4年過後，當台灣三大行動電信業者屢屢推遲3G開台時程之際，南韓的3G服務已跨入第二個世代（由CDMA 2000 1X到1X EV-DO），總用戶數逼近四千萬。
「南韓3G服務達到今日規模，不僅帶動了3G產業鏈，也意外改變國民的生活與行為方式，」談起3G新應用總顯得特別興奮的林思騰，特別舉出南韓一項3G服務改變消費市場模式的例子：一位懷抱明星夢的南韓女孩，無緣上電視節目，卻在提供3G服務的手機短片中大紅大紫，「結果這位女孩就從手機短片的寵兒，回攻主流電子媒體，並迅速大受歡迎。」
**3G服務紅火，
手機成重要媒體載具
**
類似的情境，也發生在日本，更嚴格說，日本消費者對行動數據服務的渴求，較南韓更早出現，亦即NTT DoCoMo在90年代末期推出大受歡迎的i-Mode服務。雖然i-Mode的傳輸速率僅9.6kbps，遠遜於3G的水準，卻已足夠點燃民眾對行動數據服務的熱情，不管是日本街頭或通勤電車上，隨處可見聚精會神低頭「玩」著大螢幕厚重手機的人群，台灣講究造型的輕薄短小款式，在日本市場反倒是稀客。
不過i-Mode狂熱，卻意外讓日本的3G服務落後於南韓，DoCoMo推出的3G服務，足足比鮮京電信晚了一年，但仍為全球第二個推出３G服務的國家。DoCoMo所採用的技術規格，屬GSM體系（全球2G服務的主流）向上升級的WCDMA規格，迥異於南韓業者的CDMA 2000 1X規格，因此DoCoMo的發展模式，比起南韓業者，更具參考意義，台灣三大行動電信業者的3G服務，也將採用WCDMA規格。
**單一定價策略， KDDI後來居上
**
日本三家電信業者歷經三年經營，目前3G用戶合計約2000萬戶，DoCoMo雖然是日本市場領先推出3G的業者，近來聲勢卻遠遜於晚一年才推出3G服務的KDDI。DoCoMo迄今3G用戶數僅500萬，KDDI卻已衝高到1500萬戶，從0到1500萬戶，KDDI只花了不到30個月，其快速成長的秘訣，在於推出單一定價的「吃到飽」服務，大受消費者歡迎。
不論是官方支持加上民間競爭的南韓模式，亦或交由市場自發性競爭的日本模式，這兩地市場3G服務的蓬勃發展，都讓產業鏈上的業者受惠匪淺，其中最大的受益者為兩國手機業，南韓的三星電子、LG電子，日本的NEC、Panasonic等，其3G手機不僅在本國市場熱賣，更出口至各國，譬如香港李嘉誠的和黃集團，稍早就宣佈將向南韓電子業者訂購價值10億美元的3G手機產品。
另外，3G帶來的差異化服務，也造就不少數位內容業者興起，韓、日不少新興上市公司，主要業務就是開發手機的內容服務，「或許下一個Yahoo或Google，就是從手機平台上崛起，」林思騰深信不疑。
徐玉學（拓樸產研通訊業研究中心經理）
手機偏好影響3G發展
南韓靠官方大力推動3G服務，快速普及並不意外，但日本只靠民間業者的力量，何以能有如此成果？或許問題徵結出自於手機的開發邏輯。
困擾3G電信服務業者最久的3G手機款式太少問題，在日本幾乎不容易碰到，原因在於日本消費者並未偏好輕薄短小的設計。以主流手機來看，日本的主流手機重量約在145克，台灣僅約88克，且日本手機體積多出約35％，這項差異讓日本3G手機開發相對容易，因為現階段3G手機所需「塞入」的元件，較2G多出近50％，硬要設計成小型手機，自然十分辛苦。當開發大型的3G手機相對容易，手機業者投入的意願會跟著提高，市場上自然可在短期間內，快速出現多樣化的3G手機選擇。
對日本業者來說，開發符合日本消費者需要的手機，是先列出功能需求，想辦法製作出具備這些功能的手機，再盡可能縮小體積，而台灣手機的原則是在不擴增體積的大原則下，再看能納入多少新功能。
這項差異看來細微，其實相當關鍵，日本市場的功能導向需求，讓行動數據服務容易被市場接受，加上業者推出單一定價的收費制，讓消費市場樂於嘗試各種行動數據服務，進而刺激內容產業的蓬勃發展，形成3G服務供應鏈的正向循環。反觀台灣市場對手機的需求，仍以語音或簡單的加值服務為主，因此在3G發展上遲緩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