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與微軟等軟體巨擘在台擴編，可能讓台灣落入工程高收入陷阱！|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今年台灣軟體業一相當令人振奮的消息就是 Google 即將在板橋擴編，再加上原先微軟、亞馬遜在台灣的擴編計畫，顯示美國跨國科技巨擘未來幾年在台灣的營運規模將會增加。

台灣新聞媒體坊間有不少「大量投資台灣AI人才的傳聞」，然而這點從市場需求和產業結構看來，是有其疑點。撇開實際研發和營運項目不談，有一點能確定的就是這些科技廠商擴編，將會創造數千個工程職缺，而突然增加的人才缺口，也會提升台灣的工程薪資水準。

全球分工模式的隱憂

提升台灣軟體工程師的薪資水準是不是好事？

個別而言，當然是好事。但是，這也迫使我們正視全球分工模式對台灣本地產業發展的影響。

現在台灣的大型美商科技公司的中高階軟體工程師年薪約在120萬到200萬新台幣之間，但是同樣等級的中高階軟體工程師，在舊金山和紐約，年薪也在360萬到600萬新台幣之間。先不論是否有能力差異、文化差異或法規差異，類似的工程職務的薪資就差了兩倍。

因此對於美商科技公司而言，要在台灣給予超出市場行情的薪水，一點兒也不困難。最根本的原因在於這些科技廠商的市場在國外，而且很多都是在消費力、薪資水準高出台灣至少一倍的市場。而以美國而言，和中國一樣的大市場優勢更是讓軟體工程師的產出效益倍增。

除非台灣的新創公司與科技大廠也能夠在同樣的消費水準、同樣的規模的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則會很難以同樣高薪規格去搶工程師。

所以這種吃全球市場但是勞工在台灣的分工模式，最後很有可能會形成台灣工程師薪資水準由外商企業主導的結構性特徵。 當然，這意味著台灣的工程師的薪資漲幅將會因為這股作用力而高於許多其他行業，整體而言，到底對於台灣產業是好是壞，就見仁見智。

台版PayPal幫的可能性

PayPal創立於1998年，算是達康世代的成功案例之一。而Paypal的成功，也使得其共同創辦人以及早期員工持續創業，先後創辦了Founders Fund、Palantir、Tesla、YouTube等成功企業。當然，PayPal只是一例，Google、亞馬遜、臉書等都不乏有員工離職創業的案例。

那今天，是否這些大型科技企業擴編，就會更進一步刺激新的台灣創業潮呢？

敝人以為，將美國新一波創業潮歸功於PayPal以及其他成功科技企業，有點錯估了科技就業和創業之間的因果關係；除此之外，更是低估了「在地文化」因素。

長期而言，科技業，就連科技新創的就業，最後還是靠薪資水準去驅動的。對於大部分在科技業任職的人，多數人在乎的是薪資水準和福利，並不是甚麼雄心壯志或遠大的理想。而會想要創業的人本來就是少數，有膽識創業的人更少，這人口比例個人相信不會因為科技大公司雇員而有明顯的增長。

再說，如果美國科技大廠來台雇員會讓台灣人想去創業，那這早該發生了。況且，台灣這幾年也有微軟、Google 的中階主管高調回台創業，但是目前為止仍未見起色。這也告訴我們，跨國科技巨擘擴編，不會直接造就新創產業。

在美國，其實所謂PayPal幫的現象，並不是大家所想的因果關係。

美國科技業中，原本想創業的人，如果沒有二十幾歲的時候跑去創業，通常在大公司一段時間後也會思考離職創業的可能性。美國科技業的薪水不停水漲船高，除了科技業內同業競爭以外，另外就是大公司必須要維持比新創公司高至少20%的薪水，否則員工不是跑去創業，不然就會跳槽到新創公司去。而微軟、Google、臉書等企業紛紛成立了企業內的孵育器，希望讓想創業的員工可以在企業內發展未來可能成為子公司的新專案。

對於美國科技大公司，新創產業對他們而言是種威脅。這些公司的許多新政策，都是要防止員工離職去創業。

人才失衡與偏安心理

一切回歸現實，我們應該去討論台灣的人事到底在這些國際大廠的價值鏈中有甚麼樣的地位。

以微軟和Google而言，在台灣成立的「研發中心」主要是要運用台灣的中文語音和硬體製造優勢。整體而言，台灣在這些大公司的價值鏈中，占有的是「工程」和「品管」層面，離品牌建立、市場策略、產品設計的核心事業是有一段距離的。

而很不巧的，台灣新創產業最缺乏的，正好是這類人才。若國際大廠沒有辦法幫助台灣補足品牌、市場策略和設計人才，那在工程人才薪水調漲的情況下，台灣的新創必須付出更高的工程成本，但是卻可以跟國際競爭的品牌和商業模式，反而讓對台灣的環境更不利於創業。

就好像智利、澳洲、卡達、沙烏地等國落入「天然資源陷阱」而難以在軟體科技產業上推動創新，台灣可能會因此落入跨國科技巨擘產生的「工程高收入陷阱」。

論及文化層面，台灣人民族性偏安，與其選擇新創公司，多數台灣人反而會選擇更高薪的科技大公司或是公務員的鐵飯碗，而且之後會選擇離職創業的機率是微乎其微。對於國際科技巨擘而言，只要將薪水調漲至台灣公司無法競爭之境地，就能夠掌握大批穩定、相對忠誠而且相對便宜的工程勞動力。

長遠看來，這些科技巨擘的擴編計畫不但不會推動台灣的科技創業，反而會將台灣推向「離岸科技研發島」的方向。

這不見得是壞事，但至此大家就不該再對軟體創業的未來有太多不切實際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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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徵信中心統計，國人平均每人持有約4張信用卡，雖反映出信用卡普及，卻也暴露市場飽和的現實。當回饋比例、聯名優惠成為銀行發卡標配，差異化日漸縮小，消費者對單一卡片的忠誠度也難逃下滑。

面對同質化競爭困境，國泰世華銀行四年前即推出CUBE信用卡，首創「數位自選」權益機制，讓使用者能依需求自由切換權益回饋，成功累積百萬卡友。然而，當使用者習慣隨手調整回饋後，國泰世華又該如何進一步突破，讓廣大「CUBE切換忠實粉」更黏？

數位平台成熟度，撐起「權益自選」創新機制

「以前一張信用卡就是固定型態的權益，或綁定單一聯名夥伴。而權益自選的設計，讓信用卡不再那麼制式、更加靈活！」

國泰世華銀行數位長陳冠學指出，CUBE 卡最大的突破，是將信用卡從「靜態工具」轉化為「動態平台」。搭配CUBE App卡友可依需求隨時切換：餐廳用餐或假日逛百貨公司選「樂饗購」、出國旅遊則切換至「趣旅行」享旅遊或交通優惠；一張卡橫跨多種生活場景，甚至能依個人偏好即時調整，客戶更能於商家請款後透過CUBE App查詢點數回饋明細，對精打細算的卡友格外具有吸引力。

然而，要實現如此彈性靈活上下架權益與優惠，背後的挑戰遠比表面複雜。陳冠學直言：「若沒有成熟的數位平台作為基礎，根本不可能實現。」傳統信用卡只需處理單卡簽帳與消費紀錄，但 CUBE 必須同時滿足龐大客群的多元需求，從數據分析到營運模式都得全面升級。唯有在技術架構上徹底重建，才能實現這種前所未有的產品邏輯。

因此，CUBE 信用卡並不只是單一產品的創新，也可以說是推動國泰世華數位平台進化的重要里程碑。

因為靈活，得以開啟平台化服務的想像

打開 CUBE App、彈性切換CUBE信用卡權益方案，甚至查看領取不同商家的回饋加碼優惠券，這種互動式體驗已成為百萬卡友的日常。但國泰世華並未止步於此，而是思考如何進一步延伸金融場景。

「許多權益的設計並不只是為了增加交易，而是基於人性化洞察，去滿足客戶更深層的需求。」陳冠學舉例，如CUBE信用卡「童樂匯」權益，針對親子族群推出涵蓋餐廳、嬰幼童品牌、五感體驗課程等六大通路的專屬權益，最高可享 10% 小樹點回饋，甚至指定私校學費也提供領券最高 3% 回饋。雖然少子化趨勢讓親子族群相對小眾，但陳冠學則有不同觀點：「服務客戶的下一代，也是長遠經營的投資。」

除了分眾經營，對於聯名卡的發行，陳冠學則認為：「過去，聯名卡是會員身份的象徵，但在數位時代，攜帶多張會員卡的需求已經弱化。我們透過不同合作模式，仍能達到同樣的客群經營效果。」

於是，國泰世華與多元場景通路如 Uber、Klook、大樹藥局、臺虎展開不同形式的深度合作。對合作通路而言具備「品牌強強聯手」的導客效應，對國泰世華來說，則更能觸及多元分眾市場，跳脫單一品牌聯名的侷限，信用卡也因此從支付工具延伸出更多服務優勢。

當信用卡升級為集結服務的平台，國泰世華不僅打造互利共生的生態圈，對外創造多贏合作，對客戶也深化品牌連結，逐步鞏固難以取代的黏著度。

從一張卡到點數生態圈，國泰世華打造CUBE尊榮會員感

「跳脫信用卡本位主義，不再侷限於刷卡回饋，而是從整體金融與生活情境出發，將服務轉化為跨情境串聯的完整旅程。」陳冠學強調，CUBE 品牌的使命，就是做到跨情境、跨服務、跨子公司的一站式體驗。

而國泰優惠 CUBE Rewards App 的出現即是里程碑。從原先 MyRewards 升級為 CUBE Rewards App，不只功能升級，也是品牌再造，把 CUBE 信用卡與國泰集團「小樹點」完整串連，將會員經營、點數生態圈與 CUBE 品牌價值一站打通。

「我們讓 CUBE 不只是信用卡，更像是俱樂部般的尊榮體驗。」憑藉國泰龐大的小樹點基礎與優質卡友群，CUBE 對合作品牌展現強大吸引力，得以不斷拓展餐飲、旅遊到藝文等場景，更突破點數僅能折抵帳單的模式，讓卡友能用點數兌換熱門演唱會、運動賽事門票，甚至搶先預訂話題熱門餐廳等限量體驗。

「我們希望讓客戶覺得：哇，你又找到我的需求了！」陳冠學說。把細微偏好化為具體體驗，正是 CUBE 平台能不斷創造驚喜的關鍵。四年來，CUBE 以「1+N」權益架構結合雙 App，已累積超過 600 萬卡，為國內發卡量最大的單一信用卡；累計2025 年前 7 月，簽帳金額達 4,889 億元，年增 11%，寫下亮眼成績。

但對國泰世華而言，數字只是過程，真正的目標應如陳冠學所言：「信用卡不該再有框架，CUBE 要做的，就是以洞察與創造，帶給客戶超乎想像的個人化體驗。」

Google與微軟等軟體巨擘在台擴編，可能讓台灣落入工程高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