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與微軟等軟體巨擘在台擴編,可能讓台灣落入工程高收入陷阱!
Google與微軟等軟體巨擘在台擴編,可能讓台灣落入工程高收入陷阱!

今年台灣軟體業一相當令人振奮的消息就是 Google 即將在板橋擴編,再加上原先微軟、亞馬遜在台灣的擴編計畫,顯示美國跨國科技巨擘未來幾年在台灣的營運規模將會增加。

台灣新聞媒體坊間有不少「大量投資台灣AI人才的傳聞」,然而這點從市場需求和產業結構看來,是有其疑點。撇開實際研發和營運項目不談,有一點能確定的就是這些科技廠商擴編,將會創造數千個工程職缺,而突然增加的人才缺口,也會提升台灣的工程薪資水準。

全球分工模式的隱憂

提升台灣軟體工程師的薪資水準是不是好事?

個別而言,當然是好事。但是,這也迫使我們正視全球分工模式對台灣本地產業發展的影響。

現在台灣的大型美商科技公司的中高階軟體工程師年薪約在120萬到200萬新台幣之間,但是同樣等級的中高階軟體工程師,在舊金山和紐約,年薪也在360萬到600萬新台幣之間。先不論是否有能力差異、文化差異或法規差異,類似的工程職務的薪資就差了兩倍。

因此對於美商科技公司而言,要在台灣給予超出市場行情的薪水,一點兒也不困難。最根本的原因在於這些科技廠商的市場在國外,而且很多都是在消費力、薪資水準高出台灣至少一倍的市場。而以美國而言,和中國一樣的大市場優勢更是讓軟體工程師的產出效益倍增。

除非台灣的新創公司與科技大廠也能夠在同樣的消費水準、同樣的規模的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則會很難以同樣高薪規格去搶工程師。

所以這種吃全球市場但是勞工在台灣的分工模式,最後很有可能會形成台灣工程師薪資水準由外商企業主導的結構性特徵。 當然,這意味著台灣的工程師的薪資漲幅將會因為這股作用力而高於許多其他行業,整體而言,到底對於台灣產業是好是壞,就見仁見智。

台版PayPal幫的可能性

PayPal創立於1998年,算是達康世代的成功案例之一。而Paypal的成功,也使得其共同創辦人以及早期員工持續創業,先後創辦了Founders Fund、Palantir、Tesla、YouTube等成功企業。當然,PayPal只是一例,Google、亞馬遜、臉書等都不乏有員工離職創業的案例。

那今天,是否這些大型科技企業擴編,就會更進一步刺激新的台灣創業潮呢?

敝人以為,將美國新一波創業潮歸功於PayPal以及其他成功科技企業,有點錯估了科技就業和創業之間的因果關係;除此之外,更是低估了「在地文化」因素。

長期而言,科技業,就連科技新創的就業,最後還是靠薪資水準去驅動的。對於大部分在科技業任職的人,多數人在乎的是薪資水準和福利,並不是甚麼雄心壯志或遠大的理想。而會想要創業的人本來就是少數,有膽識創業的人更少,這人口比例個人相信不會因為科技大公司雇員而有明顯的增長。

再說,如果美國科技大廠來台雇員會讓台灣人想去創業,那這早該發生了。況且,台灣這幾年也有微軟、Google 的中階主管高調回台創業,但是目前為止仍未見起色。這也告訴我們,跨國科技巨擘擴編,不會直接造就新創產業。

在美國,其實所謂PayPal幫的現象,並不是大家所想的因果關係。

美國科技業中,原本想創業的人,如果沒有二十幾歲的時候跑去創業,通常在大公司一段時間後也會思考離職創業的可能性。美國科技業的薪水不停水漲船高,除了科技業內同業競爭以外,另外就是大公司必須要維持比新創公司高至少20%的薪水,否則員工不是跑去創業,不然就會跳槽到新創公司去。而微軟、Google、臉書等企業紛紛成立了企業內的孵育器,希望讓想創業的員工可以在企業內發展未來可能成為子公司的新專案。

對於美國科技大公司,新創產業對他們而言是種威脅。這些公司的許多新政策,都是要防止員工離職去創業。

人才失衡與偏安心理

一切回歸現實,我們應該去討論台灣的人事到底在這些國際大廠的價值鏈中有甚麼樣的地位。

以微軟和Google而言,在台灣成立的「研發中心」主要是要運用台灣的中文語音和硬體製造優勢。整體而言,台灣在這些大公司的價值鏈中,占有的是「工程」和「品管」層面,離品牌建立、市場策略、產品設計的核心事業是有一段距離的。

而很不巧的,台灣新創產業最缺乏的,正好是這類人才。若國際大廠沒有辦法幫助台灣補足品牌、市場策略和設計人才,那在工程人才薪水調漲的情況下,台灣的新創必須付出更高的工程成本,但是卻可以跟國際競爭的品牌和商業模式,反而讓對台灣的環境更不利於創業。

就好像智利、澳洲、卡達、沙烏地等國落入「天然資源陷阱」而難以在軟體科技產業上推動創新,台灣可能會因此落入跨國科技巨擘產生的「工程高收入陷阱」。

論及文化層面,台灣人民族性偏安,與其選擇新創公司,多數台灣人反而會選擇更高薪的科技大公司或是公務員的鐵飯碗,而且之後會選擇離職創業的機率是微乎其微。對於國際科技巨擘而言,只要將薪水調漲至台灣公司無法競爭之境地,就能夠掌握大批穩定、相對忠誠而且相對便宜的工程勞動力。

長遠看來,這些科技巨擘的擴編計畫不但不會推動台灣的科技創業,反而會將台灣推向「離岸科技研發島」的方向。

這不見得是壞事,但至此大家就不該再對軟體創業的未來有太多不切實際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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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工程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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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當許多企業還在討論 AI 能做什麼,富邦人壽更關注:AI 如何被第一線同仁使用?而這也是「理賠智慧助理」能從黑客松發想、走進理賠現場,成為真實工作夥伴的原因。

為什麼富邦人壽會選擇從最複雜、也最不易標準化的環節–理賠–切入、嘗試將AI從「回答問題的工具」轉變成進入核心營運流程的「決策輔助夥伴」?

保險理賠為何難以AI化?答案藏在大量非結構化資訊裡

相較於客服問答或行政流程,理賠工作最大的挑戰在於資訊高度分散且缺乏標準格式:從診斷證明、病理報告、手術紀錄到醫療收據,每份文件不同醫院格式都不同,內容還充滿專業醫療術語;理賠人員不僅必須理解文件內容,還需要同步比對保單條款、法規要求以及醫學知識,才能做出適當判斷。

更複雜的是,就算是相同疾病或手術名稱,不同案件背景也可能導致不同理賠結果,因此,理賠長期被視為高度依賴專業經驗與人工判斷的工作,很難透過傳統自動化工具處理。

近年來,隨著理賠案件量持續增加、醫療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新舊世代交替帶來的人才培育壓力,如何兼顧理賠品質、作業效率與知識傳承,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富邦人壽開始思考:如果AI無法取代專業判斷,是否能先協助理賠人員更快掌握資訊、縮短搜尋時間,讓專業人才把時間投入在更高價值的分析與決策工作?這個想法在富邦集團導入微軟Copilot Studio並舉辦黑客松活動後獲得實踐機會,理賠團隊將構想轉化為可驗證的AI提案,並在主管支持與跨部門合作下,於2026年1月正式導入理賠現場。

「黑客松讓我們有機會快速驗證想法,也讓AI應用從概念走向實際場景。」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郭乃瑀如是說道。

數位時代為此特別專訪富邦人壽黑客松獲獎團隊「ClaimAIngels」的成員,深入了解這項 AI 專案如何從創新提案一路走進理賠第一線,成為同仁日常工作的決策輔助夥伴。

富邦人壽
富邦人壽理賠智慧助理透過黑客松加速落地!數位時代專訪團隊成員郭乃瑀 (左上)、 王羽藍(左下)、陳子聆(右上)、林庭樂(右下),分享過程與收穫。
圖/ 數位時代

AI成功落地的關鍵,不只是模型,還有資料與流程重建

從創意發想到實際上線,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AI真正符合第一線需求。

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林庭樂指出,團隊一開始便深入訪談理賠同仁,發現大家真正需要的並不是AI幫忙做決定,而是協助整理資訊,因此將理賠智慧助理專案聚焦於三大領域:手術等級建議、病理報告判讀輔助,以及國外醫療文件翻譯與摘要,目標是協助同仁降低資料蒐集與查詢時間,讓理賠同仁可以快速掌握案件重點。

但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先建立可信任的資料基礎。

由於醫療資料來源眾多且格式不一,團隊投入大量時間整理歷史案件、建立醫療名詞對應關係、標註資料來源與判斷依據,並透過跨部門討論及醫師顧問協作,逐步建立一致的判讀標準。林庭樂表示:「這項工作看似基礎,卻是AI能否提供可靠建議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它讓過去散落在資深同仁腦中的經驗知識,逐漸轉化為可被組織保存與運用的數位資產。」

富邦人壽理賠部專員陳子聆便感受到明顯改變。她說:「過去遇到新的手術名稱,往往需要花費一到兩個小時查閱條款、搜尋歷史案例並向資深同仁請教,現在,透過理賠智慧助理協助,資料搜尋時間縮短50%以上,能將更多心力放在案件分析與專業判斷上。」

理賠部理賠審核科資深襄理王羽藍則形容,理賠智慧助理更像是一位隨身秘書。她說:「它會先幫我們整理案件重點,也能提醒是否遺漏重要資訊。無論是判讀國內外醫療文件、核對醫療收據,或分析病理報告內容,都能快速提供參考依據,讓我們把時間投入更重要的專業決策。」

除了資料基礎建設,金融業導入 AI 的另一個關鍵挑戰是風險與合規。

因應金融監理要求以及個資保護需求,團隊在設計理賠智慧助理時建立多層防護機制與使用護欄,並持續優化提示詞設計,以降低AI幻覺、資料外洩與誤判風險,確保AI始終在可控範圍內運作。

不過,對富邦人壽而言,上線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優化的開始。

團隊發現,理賠智慧助理初期使用率表現亮眼,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為了找出原因,團隊同仁與第一線理賠同仁召開多場討論會議,讓其了解,生成式 AI 並非一次建置完成就能長期發揮效益,必須持續蒐集使用回饋、改善建議,進而調整功能設計。

郭乃瑀表示:「根據同仁回饋,團隊目前正規劃新增實支實付手術給付比例分析等功能,目標是讓AI更貼近實際工作流程、滿足使用者需求。」

從單一專案到組織能力,理賠智慧助理帶來的真正改變

隨著理賠智慧助理逐步成為理賠同仁的日常工作夥伴,其帶來的影響也不再侷限於效率提升,而是開始擴散至組織文化與創新模式的改變。

郭乃瑀表示,過去AI專案多半由資訊部門主導,但這次經驗讓大家發現,真正了解痛點的人其實是第一線同仁,因為只有其最清楚哪些流程最耗時、哪些資訊最難取得,以及哪些環節最適合導入AI。「隨著理賠智慧助理成果逐漸顯現,愈來愈多部門開始主動詢問專案推動經驗,如資料整理、風險控管、流程設計與使用者導入等做法,加速 AI 創新在組織內部的擴散與落地。」

對富邦人壽而言,理賠智慧助理並不只是單一 AI 工具,而是一次工作方式與文化的改變:從第一線提出需求、跨部門共同打造,到持續優化與回饋機制,AI 不再只是科技部門的工具,而逐漸成為工作現場的一部分,也讓數位轉型成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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