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帶著小孩去看李安的新電影《綠巨人浩克》，順帶逛了一下附近的新光三越百貨公司，這是SARS事件以來全家第一次出遊，小朋友興奮不在話下。
街上的人，或多或少也都有類似心情，華納威秀廣場上舉辦各色活動，商家裡也有五花八門的促銷折扣，人群一進入消費訴求的華麗場景裡，情緒就難掩騷動。小孩特別注意到旁邊即將落成的台北101大樓，這棟龐然巨物聽說年底就將啟用，它的裙樓是一座更大的商場，小朋友說：「這就是上次地震摔下吊車的大樓。」我則由然記起：世貿雙塔在911事件著火時，幾十個上班族由塔頂墜樓而下的畫面；或者當兵時，從C119運輸機上跳下來時，這大樓頂端的高度，也恰好是我們張傘的最低高度。
這一個下午，交參著一些零碎的記憶和新鮮的感受，共同構成了一幅後工業社會的真實生活圖像——而且就發生在我身上，值得來分析和分享。
**圖像1.百貨公司的女性主權化
**百貨公司愈開愈大、也愈開愈不一樣，反映了台灣社會哪些變化？
初出社會工作，「遠東百貨」是我當年第一批買進的股票。對當年的投資菜鳥而言，我們還沒有那種看透公司財務報表的本事，會買它，就因為它是全台灣最大的百貨集團，我們都曾在那裡面分享過台灣「現代化、富裕化」的經驗。曾幾何時，遠百已經「煙消雲散」了，就連後來鼎盛的Sogo崇光百貨，也必須讓位給新龍頭新光三越。
百貨公司崛起的歷史，跟女性擔任「家庭消費牽動者」的角色變遷密切相關，一直到今天，各類百貨公司的一樓仍然是化妝品和保養品的天下。但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今天的女性雖然仍是牽動者，但她們的「質性定義」卻出現了更激進的變化（連帶使百貨公司一樓以上和以下的空間起了大變化）。女性除了繼續主宰家庭消費的傾向，她們也愈來愈是「付費者」——男人不再是買單的主人，現在不過只是陪她們逛街、帶小孩的「那個人」罷了。她們來百貨公司，既為了採買，也更為了這中間的「自我意識實現的過程」——她，已經是整個家庭生活的決策者。而百貨公司經營者，就是對她們展現各類生活提案（life-style proposal）的提案人，大到賣場空間的寬鬆、機能的複合（電影院、書店、健身中心），小至大理石地板的光亮潔靜、贈品的抉擇，都得照顧後工業社會裡新女性決策者的新需要。有趣的是：貨架檯面中的生活提案，不再是家庭裡大小瑣物的陳列，而是女性參與這類生活的「行頭展示」（也就是於各類生活式樣裡，女性作為主體角色時，最佳策略的穿著或裝扮），所以現代百貨公司無可避免地成為「女性百貨公司」，甚至連附屬的餐廳，也都照著女性的品味來籌設，至於那些已經無法、或欠缺多樣性來體現女性生活主張的商品，就少了在這裡的附加價值，只好退位到價格齊一化的大賣場去了（例如冰箱、冷氣）。
**圖像2.空間，本身就是一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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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三越的崛起和擴大，和社會裡無聲的女性角色革命同步，它抓住了「女人」、而不再是「母親」的心理，使它獲得了成長的動力。
當然，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新光三越和Sogo的明顯不同，還在於空間；它寬廣的空間本身就是一種商品，而這得感謝這十多年來土地價格的下滑，使得它可以把空間用合理的代價「轉租」給消費者（逛街那一刻）。
台灣土地價格的下滑，和台灣進入全球化社會有關。過去出口替代時期累積的外匯，在缺乏「再投資」的出路下，一度吹撐了台灣的地產和股票，但這些年下來，資金投資的標的可謂遍地開花——由作世界市場生意的台灣電子股，到美國、香港的國際股市；由基金、選擇權，到固定收益的全球債券，資訊的流通、資本的流動，都促使台灣資金由地產轉向到更連動國際經濟的資本市場。地產價格的崩盤，活絡了土地的生命力，土地可以轉手到創新者的手上，較低的地價可以催生除了豪宅外的各類有意思產品——譬如華納威秀電影院和新光三越，如果依照民國78年的土地價格，我們可能必須花500元才能看一部電影，吃個章魚燒也得要100塊才行。
這也是後工業社會特色，生產、行銷、研發的全球分工，鬆動了每個地區的資本，促發了原社會裡形形色色的改變。我們當然也該看看「台北101」。
**圖像3. 101新地標，標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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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去蓋世界第一高樓？還不是台北急著要在全球化的社會裡，急著想扮演一個「亞太金融中心」角色。姑且不看可能性，單看這樣的夢想是否划算，都是很令人懷疑的，當年911事件剛發生時，我看了相當多關於紐約世貿雙塔的文獻，才知道從它由1970年代落成、到它傾倒之前為止，大部份的時間其實都是處於嚴重「閒置狀態」的（一般而言，1/3的樓地板面積常態性的乏人問津）。摩天大樓，看起來是高度工業國家發展的指標，但卻不是後工業社會「流動的」、「跨國的」企業心目中最好的辦公室，它們毋寧需要那種高度彈性、說閃就閃的辦公大樓，而非那種看到飛機就心驚的世界地標吧（戰爭的內陸化，也是後工業時代國際衝突的新範型）。
**圖像4. 《綠巨人》——後工業深情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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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影院，不妨來回想下《綠巨人浩克》——這是一部好萊塢出錢、由台灣導演李安處理「美國漫畫」和「美國家庭內在危機」的電影，有意思的是，李安這個東方人，居然特別善於分析、撫慰美國人的心靈危機——綠巨人浩克能來到這世界，是因為有了一個工業主義式的父親，為了科學成就而將自己當成實驗注射對象，繼而將變種基因遺傳給了自己的兒子；而無辜的兒子每次感受潛意識裡對父親壓抑的憤怒，就會變成綠巨人，把身邊器物打成碎爛。李安對親子關係、科學異化的揭露，不就是一種後工業社會裡的深情寓言嗎——我們永遠不知自己努力的工作，將對人類帶來哪種風險？我們更常不知自己的小孩，為何常常沒來由地憤怒？
原來，華納威秀的一個下午，都是我們和世界一起生活的某個片段，它很全球，也很台灣；它既很個人，也很集體。後工業社會把世界牽在一起，很多舊世界的法則已經不適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