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四十，又遇上SARS，才知道世界已大不同。
現代社會的「報酬」和「風險」，已經處處與成長歲月中所認識的、所預期的，大大不同。相信所有台灣的中年人都有這種喟嘆－－看著眼前的世界，我們的心智像極了外太空的陌生人，只有透過街角殘存的樓瓦剪影，才能攔截住一些過往記憶。
舉報酬為例，小時父母教導「勤儉方能致富」，怎知今天路上四處撞見開BMW X5的，都是冒冒失失、花錢毫不手軟的電子少年。以風險為例，小時唯一擔憂的就是「共匪」哪天打過來，要不就是夏天刮起的大颱風，誰會想到有「冠狀病毒」這玩意兒（而且還是變種的！）。富有可以超快，災難居然會是傳染病，最重要的，這一切對我們都－－太新了。
不管喜不喜歡、願不願意，我們現都身處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資本、商品、勞務飛快地在國界與國界間挪移，正由於進入人類史上最高度、細密的分工世紀，我們只要忠於自己小小的專業工作，就可以享受世界幾十萬種專業工作提供來的產品與服務，價愈廉，而物愈美！
可不是嗎？我現在打字的這台Toshiba筆記型電腦，就可能「過手」自伊拉克的鑽油工人、日本住友化學工程師（合力製造出ABS機殼和鍵盤）、台灣歐吉桑（連接器）、韓國DRAM廠美少女、矽谷Intel工程師，還有西雅圖或印度製作Win2000的軟體人員。而你正看著的這一頁紙面，來自加拿大的紙經過德國的印刷機塗抹上日本油墨的結果，還加上我們各一個文稿、執編、美編工作好幾小時。有了這麼多人幫你為「看到這一頁」而工作，其實你只要花99元，你說划不划算？
1989年蘇聯共產政權垮台，為全球化提供了起飛的油料，因為對國家和國家來說，再也沒有政治意識型態對抗（進而引發核戰）的威脅，「比較利益分工」與「市場交換機制」兩把巨鉗主導了世界經濟，而早一步把「市場」納入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中國，也再也走不了回頭路。
**面對自己製造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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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劇本我們再清楚不過，美國打完第一次波灣戰爭，簇擁全世界經濟走了整整十年大多頭，這中間Internet的商用化以及PC運算能力的突進，更把全球化帶到了沸騰與炫目的境界。
台灣的IC設計新貴，比他們大學電機系畢業的學長幸福多了。一顆其貌不揚的2美元IC，透過高效率的交易網絡立即賣到全世界，而全世界的退休基金經理人，則跋涉千里來買他公司的股票。比父兄們早上20年，這位年輕人就可以開著X5路上趴趴走。全球化帶來的全球分工，可真應證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那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尖魔力。但他絕對無法預料的是：這種人類高度發展的經濟形式，也會在追求「可欲」（desirable）結果的同時，產生各種「不可欲」（undesirable）的副作用。換句話說：人類在全球化裡追逐利益最大化所產生的現代風險，既嶄新、莫名，而且巨大。
拿「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來說，在短短兩個月間已經取走500個人命，有6000人臥病在床，超過100萬人經歷隔離的命運，至少300億GDP蒸發，但全世界十餘個頂尖實驗室聯手仍找不到解藥，甚至連基本的病毒基因序列，都出現多版本的迷離狀態，愛滋病專家何大一先生說：恐怕5年內都難以見到疫苗的誕生。這種新型傳染病之所以會引起大恐慌，乃是它是新型態的變種冠狀病毒，全人類身上都沒有抗體。全世界流行病學家依稀可以確定的是SARS來自廣東，在珠江三角洲地帶，高度集中的外來打工人口和當地農民飼養的家畜家禽混居，使得動物身上的冠狀病毒歷經不同體質的人體宿主後，產生了基因突變；於是SARS跟著感染者坐著747噴射客機，飛到了全世界。
**心理創傷比經濟損失難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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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新型態流行病，東亞國家的社會和體制都受到了全新挑戰，不僅醫療手段只能採取被動的支持性療程，「負壓病房」（空氣只能流入，不會流出）嚴重不足，醫院行政、政府防疫體系更是窘況畢露，直到5月中為止，中國大陸仍有2500病患找不到感染源。不管是在香港還是多倫多、台北還是新加坡，執行居家隔離或集中隔離，都引發被隔離者的排拒感，社會中的不信任感四處漫流，心理醫學家指出：這種心理的創傷，比流失掉的經濟生產需要更久時間來彌補和縫合。
但我們能不要全球化嗎？提出這個問題和質問「為什麼大陸人不乖乖待在四川，跑來廣東幹嘛？」一樣無意義，如果沒有中國廣袤的人口移動，全世界半數以上民生用品（由電腦、成衣到家庭五金）立即會漲價1倍以上，誰會想要回到那個古老社會呢？而一旦SARS冠狀病毒來了，它也就將與我們共處一輩子，直到我們或重或輕地都被感染過，自發產生抗體為止。
**學習管理未知的新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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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管理這個深邃、奧秘的新風險社會，反而才是我們比較好的生存之道。這次SARS風暴後，許多新課題已經橫亙在我們面前，例如：長久以來，各國追求自己經濟利益所產生的新區域風險，如何攜手合作來管理（快速研發疫苗或者藥劑）；我們是否有新型態的保險制度，可以讓「新受害者」（例如可憐的國泰航空）迴避風險；我們是否有新社會制度，在執行隔離時可以使人民有尊嚴地接納安排；企業如何做「備援人力管理」，讓部份員工受感染時能不撼動企業常態生產力。而最難的，怕還是在政府和醫院，政府面對不斷高張的公共支出、卻又不能準確課徵到稅（全球化了，如何追蹤到個人全部所得）、甚而加稅；公立醫院沒效率、私立醫院迴避責任，社會的安全機制遭遇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雙重危機，怎麼辦？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是最早提出新風險社會主張的思想家，在他10年前提出著名的「社會反身性」（social reflexivity）概念時，他語重心長地解釋這個陌生字眼：我們的生活環境日益成為我們自己行動的產物，而我們的行動，也反過來愈來愈著重於應付我們自己所造成的風險和際遇。
後SARS年代，政客們追究誰做對誰做錯，有何意義？我們不都是正要去上學的學童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