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童當中……

2003.05.15 by
數位時代
在學童當中……
年過四十,又遇上SARS,才知道世界已大不同。 現代社會的「報酬」和「風險」,已經處處與成長歲月中所認識的、所預期的,大大不同。相信所有台...

年過四十,又遇上SARS,才知道世界已大不同。
現代社會的「報酬」和「風險」,已經處處與成長歲月中所認識的、所預期的,大大不同。相信所有台灣的中年人都有這種喟嘆--看著眼前的世界,我們的心智像極了外太空的陌生人,只有透過街角殘存的樓瓦剪影,才能攔截住一些過往記憶。
舉報酬為例,小時父母教導「勤儉方能致富」,怎知今天路上四處撞見開BMW X5的,都是冒冒失失、花錢毫不手軟的電子少年。以風險為例,小時唯一擔憂的就是「共匪」哪天打過來,要不就是夏天刮起的大颱風,誰會想到有「冠狀病毒」這玩意兒(而且還是變種的!)。富有可以超快,災難居然會是傳染病,最重要的,這一切對我們都--太新了。
不管喜不喜歡、願不願意,我們現都身處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資本、商品、勞務飛快地在國界與國界間挪移,正由於進入人類史上最高度、細密的分工世紀,我們只要忠於自己小小的專業工作,就可以享受世界幾十萬種專業工作提供來的產品與服務,價愈廉,而物愈美!
可不是嗎?我現在打字的這台Toshiba筆記型電腦,就可能「過手」自伊拉克的鑽油工人、日本住友化學工程師(合力製造出ABS機殼和鍵盤)、台灣歐吉桑(連接器)、韓國DRAM廠美少女、矽谷Intel工程師,還有西雅圖或印度製作Win2000的軟體人員。而你正看著的這一頁紙面,來自加拿大的紙經過德國的印刷機塗抹上日本油墨的結果,還加上我們各一個文稿、執編、美編工作好幾小時。有了這麼多人幫你為「看到這一頁」而工作,其實你只要花99元,你說划不划算?
1989年蘇聯共產政權垮台,為全球化提供了起飛的油料,因為對國家和國家來說,再也沒有政治意識型態對抗(進而引發核戰)的威脅,「比較利益分工」與「市場交換機制」兩把巨鉗主導了世界經濟,而早一步把「市場」納入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中國,也再也走不了回頭路。

**面對自己製造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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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劇本我們再清楚不過,美國打完第一次波灣戰爭,簇擁全世界經濟走了整整十年大多頭,這中間Internet的商用化以及PC運算能力的突進,更把全球化帶到了沸騰與炫目的境界。
台灣的IC設計新貴,比他們大學電機系畢業的學長幸福多了。一顆其貌不揚的2美元IC,透過高效率的交易網絡立即賣到全世界,而全世界的退休基金經理人,則跋涉千里來買他公司的股票。比父兄們早上20年,這位年輕人就可以開著X5路上趴趴走。全球化帶來的全球分工,可真應證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那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尖魔力。但他絕對無法預料的是:這種人類高度發展的經濟形式,也會在追求「可欲」(desirable)結果的同時,產生各種「不可欲」(undesirable)的副作用。換句話說:人類在全球化裡追逐利益最大化所產生的現代風險,既嶄新、莫名,而且巨大。
拿「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來說,在短短兩個月間已經取走500個人命,有6000人臥病在床,超過100萬人經歷隔離的命運,至少300億GDP蒸發,但全世界十餘個頂尖實驗室聯手仍找不到解藥,甚至連基本的病毒基因序列,都出現多版本的迷離狀態,愛滋病專家何大一先生說:恐怕5年內都難以見到疫苗的誕生。這種新型傳染病之所以會引起大恐慌,乃是它是新型態的變種冠狀病毒,全人類身上都沒有抗體。全世界流行病學家依稀可以確定的是SARS來自廣東,在珠江三角洲地帶,高度集中的外來打工人口和當地農民飼養的家畜家禽混居,使得動物身上的冠狀病毒歷經不同體質的人體宿主後,產生了基因突變;於是SARS跟著感染者坐著747噴射客機,飛到了全世界。

**心理創傷比經濟損失難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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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新型態流行病,東亞國家的社會和體制都受到了全新挑戰,不僅醫療手段只能採取被動的支持性療程,「負壓病房」(空氣只能流入,不會流出)嚴重不足,醫院行政、政府防疫體系更是窘況畢露,直到5月中為止,中國大陸仍有2500病患找不到感染源。不管是在香港還是多倫多、台北還是新加坡,執行居家隔離或集中隔離,都引發被隔離者的排拒感,社會中的不信任感四處漫流,心理醫學家指出:這種心理的創傷,比流失掉的經濟生產需要更久時間來彌補和縫合。
但我們能不要全球化嗎?提出這個問題和質問「為什麼大陸人不乖乖待在四川,跑來廣東幹嘛?」一樣無意義,如果沒有中國廣袤的人口移動,全世界半數以上民生用品(由電腦、成衣到家庭五金)立即會漲價1倍以上,誰會想要回到那個古老社會呢?而一旦SARS冠狀病毒來了,它也就將與我們共處一輩子,直到我們或重或輕地都被感染過,自發產生抗體為止。

**學習管理未知的新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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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管理這個深邃、奧秘的新風險社會,反而才是我們比較好的生存之道。這次SARS風暴後,許多新課題已經橫亙在我們面前,例如:長久以來,各國追求自己經濟利益所產生的新區域風險,如何攜手合作來管理(快速研發疫苗或者藥劑);我們是否有新型態的保險制度,可以讓「新受害者」(例如可憐的國泰航空)迴避風險;我們是否有新社會制度,在執行隔離時可以使人民有尊嚴地接納安排;企業如何做「備援人力管理」,讓部份員工受感染時能不撼動企業常態生產力。而最難的,怕還是在政府和醫院,政府面對不斷高張的公共支出、卻又不能準確課徵到稅(全球化了,如何追蹤到個人全部所得)、甚而加稅;公立醫院沒效率、私立醫院迴避責任,社會的安全機制遭遇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雙重危機,怎麼辦?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是最早提出新風險社會主張的思想家,在他10年前提出著名的「社會反身性」(social reflexivity)概念時,他語重心長地解釋這個陌生字眼:我們的生活環境日益成為我們自己行動的產物,而我們的行動,也反過來愈來愈著重於應付我們自己所造成的風險和際遇。
後SARS年代,政客們追究誰做對誰做錯,有何意義?我們不都是正要去上學的學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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