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個小晶華走出去,double 1個大晶華!
10個小晶華走出去,double 1個大晶華!
2003.01.15 | 科技

Q:過去你在國外做過很多地產事業的投資,算是專家,但去年晶華突然在賺錢的情況下辦理減資,嚇了台灣一大跳;是否你對土地開發的想法有了變化?
A:土地是原料,是做生意的原料,我個人認為台灣最大的競爭劣勢就是土地價值過高,在數位時代裡,世界是被拉平了,real time,企業做生意從「國內競爭」變成「全世界競爭」,所以當你的原料成本比人家高,它就是絆腳石。
很明顯的,過去十年以來,經濟發展比較迅速的國家就是土地成本較低的地方,比較慢或是衰退的,就是土地成本高的地方,日本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由此推論,我們做服務業的就一定痛苦,因為我們一定要在這裡,不能像製造業說走就走,因為我服務的客人都在台灣。那土地這麼貴怎麼辦?我蓋飯店一半的錢要花在土地上面,只有一半的錢可以花在軟體、硬體給客人用,所以我蓋出來的東西很難有競爭力,因為total的成本比別人高,就是沒有競爭力。所以晶華不要再自己買土地、蓋旅館,我們發現過去十年買土地蓋的飯店都不是很賺錢,不管在哪裡都一樣,所以我就把它們全部賣掉,賣給東帝士,然後把錢還給股東,因為我發現我不能再走這種business model,而且蓋飯店也不是我的專業,我的專業是管理經營,那我何不跟土地成本低的人合作,讓他來蓋飯店我們去經營,或我們去承租、去做內部的軟硬體。
像壽險、銀行就是土地成本低的老地主,他的保險或存款人對他的要求,和我的股東對我的要求,完全不一樣。譬如銀行,你存錢頂多只要求它給你1%到2%利息,如果你是我的股東,你會要求我一年賺30%給你。所以它有資格養地,我沒有;那就這樣,它們來蓋,我們來租,我們靠晶華的經營力來賺錢,別忘了,我們現在是台灣最賺錢的旅館。

Q:就一個經營者的邏輯,你覺得土地的「貴」跟「便宜」,是怎麼算出來的?
A:我認為土地固定資產的成本,每年攤的利息、折舊不應該超過營業額15%,如果超過就沒有國際競爭力。現在要在台北再去買土地、蓋飯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走中間路線,我們不是純管理,寧願進去一棟大樓當房客,我們租這棟大樓來做內裝,我們自己也投入,來承擔經營的風險,畢竟我們還是資金實力最強的。

Q:你有沒有考慮去中國大陸?它是一個土地成本相對低的地方。
A:就價格看,現在也不便宜,但大陸的算法又不同,因為它的土地是無限量供應的,政府是地主,你今天隨時可以把農業地變成商業地、住宅區變成商業區,這完全是當地政府政策的問題,所以說在這狀況下你要去擁有土地是滿投機的,也就是說你完全是在賭timing,因為這個cycle是政府在掌握的,在這種地方經營策略完全不一樣,不是說不去,而是還在看。

Q:沒回國經營晶華前,你曾在華爾街做過投資銀行家,正是高科技業旺盛的時候,怎麼沒想到去投資.com或科技公司?
A: well,當你在investment bank時,其實你是坐在另外一邊的,因為你在「賣公司」,所以你就知道這些公司營運的人在搞什麼,我怕都來不及,怎麼敢去投資。股票市場有成千上萬比我聰明的人,我絕對是搞不過人家,所以還是把時間投入自己可以掌握的東西,我沒有偏財運。

Q:對晶華而言,現在不再買地,但又只有這麼一座旅館,股東卻是不會放過你的,你心目中的成長計畫動力是什麼?
A:哦,其實成長動能非常多,只要你心態上先放棄「蓋旅館」這件事。舉例來說,我們現正在信義計畫區同時在談10個case,這並不是說我們要去經營十家飯店,而是我們可以把目前晶華具有經營優勢的服務,獨立拉出去,譬如我們的餐廳是非常賺錢、又有口碑的,而且它們原本在晶華內部就是利潤中心制度來管理,它已經有強大獨立作業能力。又譬如我們旅館管理水準是一流的,我們還可以承攬其他商務旅館的房間來經營,現在已經有好幾個機會醞釀中。
我的希望是在台北,3年內,把我們的營業額double,我的目標是這樣子。現在租金方面條件也比較合理了,有機會來做一流的事業,我們的優勢是因為我們「在地」,而且我們有一個team和成熟的組織架構,目前這個管理架構可以support一倍的營業額,只要在同一個城市裡,況且我一個總經理可以管理兩、三百個房間,問題不大,這項獨特的優勢是別人沒有的,未來我們到東區去的話,我不用增加任何管理人員。

Q:這樣的策略,意味著晶華的服務即使出了飯店,仍然有強大優勢?
A:要看顧客告訴我們什麼,其實我們的一些餐廳有優勢,我們自助餐有優勢、鐵板燒、牛排屋有優勢,我們新的蘭亭中餐廳有優勢,最大的優勢是在宴會廳,我們其實已經走出去了,好多精品店、客戶還有故宮博物院啦,都找我們做外燴,這也是我們的策略,不要去買地,用別人的地方,頂多付點房租,這個我們有優勢,這都是看不到的,這是在管理delivery system,這是很瑣碎、很困難的,像你要有中央廚房、通路、恆溫配送、餐具家具妥善搬運等能力,是最近兩年我們累積了大量經驗,才建立了夠效率的服務系統。

Q:這點子是誰想出來的?
A:是我要求的。但原始idea是觀察得來的,譬如我當初就好奇,為什麼葉錦添服裝秀、印象派畫展都找上我們,就因為很多人要求我們提供這樣的服務,我慢慢發覺,當這種需求很固定而且穩定增加,我就有機會package成一個獨到的服務,你不用增加cost,你就可以增加營收,就像你講的,我們目前就這棟樓,這棟樓的營業額差不多就是這樣子,那你要成長營業額就只有go outside,go outside有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這個是最直接最簡單的。

Q:大家都知道你自己親自操刀去主導晶華蘭亭中餐廳的改裝,顧客反應很不錯;我們想知道你是怎麼樣抓到創新的方向?再者,你是怎樣管理創新的風險?也就是這個餐廳的設計走向,怎麼確保會是顧客prefer的?
A:我的觀察其實很簡單。要創新,最保險的方法,就是去找世界頂尖的、創新的人才。不必怕他們會做錯,因為他能到今天這種地位,專業能力你不必懷疑,而他一定也是善於溝通的人,他會尊重你對市場的分析,再把他的概念融進來。像晶華的蘭亭,設計師是找一位專門設計餐廳的日本人,那是一個突破,對我們來講,我們要一個餐廳長得不像穿飯店制服的餐廳,那我們就不能像過去一樣,找只會做飯店的設計師。

Q:晶華酒店的創新能力是一大特色,就一個經營者角度來看,這種能力是如何養成的?
A:今天晶華經營能算是滿成功,重要的關鍵是我們有好人才。你知道,飯店就像一個小城市一樣,各式各樣的人都要有,但我們要的是一個普及到所有專才的觀念——creativity(創意)和discipline(紀律),creativity必須加上discipline才會有效率。有觀念,我們就不光只有specialist,還有manager及leader,台灣大部份飯店的經理人都只是specialist,靠著訓練就會有,但你要找出好的manager就很難,因為好的manager不是可以培養的,他得有三分天份,就好像你到法國巴黎的餐廳,它的經理出來服務你點餐,就會有一種很個人、很特別的氣質,那是訓練不出來的。像我就不是好的manager,或許我是領導者還可以,specialist? yes! but I am not a good manager, I will never try to be a manager. 叫我去當經理,我一定害人。但有了創意的文化,好的manager會被我們吸引。

Q:只要是台北人,就很習慣把晶華和凱悅兩家規模差不多的飯店拿來比較,從你的角度來看,你自己看晶華跟凱悅的優、劣勢各在哪裡?
A:凱悅的優勢是地點,因為那個地點是台北的新商業中心,所有國內、外的參展、活動都在那裡,那是政府幫你弄的全台灣最好的會議展覽中心,所以地點絕對是第一優勢,當然凱悅全世界的行銷體系,也是一個很大的生意優勢。
至於晶華的地點優勢則是不太一樣,用大家常去的香港來比喻,我覺得晶華的地點比較像九龍這一半,凱悅則是港島那一半;九龍是觀光、shopping、傳統產業的中心,而大部份的商務、金融功能是在港島中環那邊。他們的地理氣息是「工作」的,我們比較像是「歡樂」的,有另一種風情,譬如說目前中山北路商圈其實都是我們在帶動的,有精品店,還有台北之家,還有當代博物館,這裡已經儼然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台北時尚中心。這兩個地方不一樣的氣質出來了,所以要掌握這個趨勢,我覺得能成功的話必須要掌握這個趨勢,凱悅也要掌握它的趨勢,這是兩個不一樣的走法。如果真要談優勢,我覺得我們的團隊是最friendly的團隊。

Q:這個「友善氣氛」是員工自己to each other,還是to customer?
A:to customer!當然to each other也滿不錯啦,基本上飯店裡面有點像部隊,你日日夜夜要互相幫忙、日日夜夜要相處,所以這種同事精神是其他企業很難想像的。要很有人氣,就是場所感覺比較熱鬧的,這個「氣」就是這樣子,這可以是優勢也可以是劣勢,那我認為是優勢,劣勢就是很吵鬧,但是有時候中國人就是喜歡很熱鬧,因為有些地方沒有人氣,去一、兩次覺得很elegant,但到最後不會想再去,可能是很特別的情況下你才會再去,我不是說凱悅沒有人氣,我是說相對的優勢,我覺得凱悅有國際性企業的優勢,那我們得的獎其實比他們多,我們這邊服務friendly比大家都好。
而且我們的人很有韌性,我們這裡從開幕到現在都還沒走的大概有1/2左右,至少有1/3,老的客人也很多,我們的return rate(回住率)是最高的,差不多40%到50%。

Q:比較嚴長壽先生經營的亞都麗緻呢?
A:其實不能比較,因為房數規模相差太遠,客人對它的要求和對晶華的要求是不一樣的。但平心而論,我覺得亞都麗緻的服務真的很好,很貼心,雖然有些人會覺得怕怕的,因為太肉麻,我覺得是很好,我覺得亞都的服務應該是台灣最好的。我們沒有考慮到向亞都學習,因為說穿了,我們大房子裡要求friendly的態度和他們要求的intimate(親密)是不一樣的。
對一個大型旅館而言,friendly比intimate重要,所以凱悅比較是我們學習的目標,他們的專業、international image,是我們的學習目標。

Q:你們得的獎不是比他們多了嗎? 還有哪些專業要學的?
A:譬如說,凱悅的food presentation(飲食風情)我就很敬佩,其實我們餐飲比他們好吃,這是公認的,但是他們東西比我們好看,這是我們要學的,我希望我們東西跟他們一樣好看。因為產品有好look,就比較吸引人年輕人,這是我需要的,過去我們是講求物超所值,未來我們是要口味好、又要有那個look,younger look!

Q:除了做旅館,你有沒有想過要做別的投資?
A:沒有,我不做別的投資,時間有限、個人腦力有限、能力有限、資源也有限,所以我不做任何其他投資,連公司的人,我也不讓他做其他的投資,因為我們一定要focus,一定要集中,我們會持續投資在我們的本業,跟本業無關的絕對不碰,因為就是時間、腦力、資源有限,我覺得自己要做事情,就是要做得比別人好,不然讓別人去做就好了,從公司立場,公司不可能去投資其他產業,投資人投資你是因為你這東西做得好,如果說今天我去投資高科技業,那我還不如叫我的股東直接去投資它就好了,譬如要晶華去投資台積電,我能幫股東產生什麼附加價值?我想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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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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