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台灣的人氣話題都環繞在總統李登輝的政權保衛戰上，誰管得了新任台北市長是誰？何況那時還是「官派」的。
12年後，我們方才若隱若現明白，那場演唱會——或者引發那場演唱會的事件，會千里迢迢來牽動台北市的命運，這因果實在值得寫篇文章來追索它——或者由它追索起！
當年我們一群人窩在敦化北路一條巷子公寓的三樓，看的是Pink Floyd樂團貝斯手華特斯（Roger Waters）號召與主辦的「The Wall」演唱會。如今三十好幾、有過叛逆青春的人，多半都知道這個發跡於倫敦的樂團，1990那當頭Pink Floyd早已拆夥經年，才子華特斯復出重唱當年Pink Floyd成名專輯（招牌曲就是有著「我們不需要教育」歌詞，而被BBC禁唱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我們理當義無反顧地觀之、看之，但要在凌晨4點爬起床，可還得需要個更充足的理由。沒錯，那個理由就是它是一場紀念演唱會，是獻給前一年分隔東、西柏林，或者分隔共產與資本主義的柏林圍牆（The Wall）正式被敲碎的歷史性一舉。
就在柏林市的波茲坦廣場到布蘭登堡門的那片廣場上，也就在舊圍牆迤驪而過的市中心，聚集了30萬人。這一場歷史的大事件，再加上一場Waters＋眾多搖滾巨星的Live演唱，便值回在那個古板台北、起個早床付出的代價。當演唱會結束，華特斯率眾大合唱「潮浪已轉向」（Tide Is Turning）終曲時，台北街上已洶洶然擠滿了買早餐的人了。
時至今日，我們不曉得的是，原來當年的那一場演唱會和它背後的時代意義，竟然會變成今天左右我們選個稱職市長的關鍵要素。怎麼說呢？
**Mega City網路中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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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他今年再版的小書《脫韁而去的世界》（Runaway World）指出：20世紀與21世紀最大的區隔，不是千禧年Y2K事件，也不是去年的911，而是柏林圍牆的崩塌，結束了冷戰，鼓舞了全世界資本主義跨國投資、區域整合的「拼經濟」浪潮。它造就了一個由「從政治看經濟」到「從經濟看政治」的時代轉折，所有國家領導人開始由經濟角度來決定政治，而非由政治視點去決定經濟。這個轉折，透過社會的重重再結構機制，造就了一個全新的個人的、社會的、國家的全球化過程，也帶來了我們生活的重組，那本小書的副書名「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大致說明了這樣的觀察和推斷。
然而也就在這個全球化浪潮下，一種稀奇的國際競爭現象卻也慢慢浮凸出來。在90年代之前，世界的經濟競爭基本上是以「國家」為單位，而國家的經濟生產則散佈在國內具比較優勢的各個地點。90年代之後，這樣的圖像卻有了大變化，共產國家的開禁為世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便宜勞動力，一下子戳穿了各國「工業區」的比較優勢假象；另一方面，價廉物美的資訊科技，很方便地把企業的國際化生產和世界性行銷連成一氣，國家對國家的競爭架構一下子崩塌了，取而代之的，則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薩森（Saskia Sassen）口中的「全球城市vs.全球城市」的競爭，「經濟體愈是全球化，愈是會有更高的『重點功能』集中於相對少數的地點，也就是集中於『全球城市』（Mega City）。」我們因此可以這樣理解：一個國家地理區域內的人口想要在世界市場爭勝，得倚靠的恐怕不是總攬大權的「中央政府」，而是一個有力量營造特色（也就是「重點功能」），能鑲崁到世界Mega City網路中的「市政府」。
**國家被迫讓位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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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著名的東京、紐約、倫敦實證研究裡，薩森教授發現：正由於「跨國設廠」變得輕鬆無比，已開發國家已經不再能靠「直接的製造生產」來創造經濟成長，相對的，這些國家必須靠一群新興的資訊工作者，透過「可被全世界辨識」、「又有人才魅力」的全球城市，組織並協調國家和全球的經濟活動，「它們生產也再生產了全球生產體系的組織與經營管理工作，生產並再生產了全球的金融市場，」薩森指出，這也正是為什麼國家會被迫讓位給城市，由城市代表去打經濟奧運的理由，因為現代經濟靠的是「腦力」和「創意」，只有在冠蓋滿京華的「資訊匯聚」（information hub）地帶——也就是城市，才方便被世界企業和投資者辨識，也方便吸引更多璀璨腦力的加入。這幅新競爭圖像的另一面，則是城市與城市跨國間的「定位殺戮」，東京在過去10年因無能介入中國成長使得「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被香港取代，而香港現在則極度憂慮被新興上海邊緣化，即為一例。
由這個全新的世局看，台北該選個什麼樣的市長，就極端茲事體大。它可不再是像當年吳伯雄那樣「身在市長卻我心遙望省長」的末流角色，它根本就是一個實質的的行政院長，是以窗口的角色，幫助台灣打未來天下的人。
在台北正被北京、上海、香港、漢城、大阪、東京，甚至深圳、蘇州急速邊緣化的城市競爭裡，這個新市長必須去發現、指認、打造、經營「台北能浮凸在亞洲或世界城市之林的特色是什麼」、「台北能積累人才的魅力在哪裡」、「台北的資訊基礎建設強度，有幾顆星的世界評價」；除了這些「為國爭光」的任務，他還必須小心城市裡的「社會排除」趨勢，因為有一大群市民或湧進來的外縣市住民（就像我上次碰到的那位由高雄北上的計程車運將），他們因缺乏接軌的新知識與資訊擷取技術，而被排除在上升的階梯之外，這個市長應該構思特色的教育系統、更佳的社會福利，避免被潛在的社會無力感所吞噬。
12年來，台北市長開放民選，街容氣象比過去新上好幾番了。可惜的是，在馬英九和李應元這場刺激不足、精采更無餘的競賽裡，我們聽不到「Tide Is Turning」的樂聲，這不免讓我們再驚覺——12年來，台北的深層古板竟然沒變，而我們當年不眠守夜的朋友，則是一個接著一個，到上海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