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k Floyd與台北市長選舉

2002.12.01 by
數位時代
Pink Floyd與台北市長選舉
那時台灣的人氣話題都環繞在總統李登輝的政權保衛戰上,誰管得了新任台北市長是誰?何況那時還是「官派」的。 12年後,我們方才若隱若現明白,那...

那時台灣的人氣話題都環繞在總統李登輝的政權保衛戰上,誰管得了新任台北市長是誰?何況那時還是「官派」的。
12年後,我們方才若隱若現明白,那場演唱會——或者引發那場演唱會的事件,會千里迢迢來牽動台北市的命運,這因果實在值得寫篇文章來追索它——或者由它追索起!
當年我們一群人窩在敦化北路一條巷子公寓的三樓,看的是Pink Floyd樂團貝斯手華特斯(Roger Waters)號召與主辦的「The Wall」演唱會。如今三十好幾、有過叛逆青春的人,多半都知道這個發跡於倫敦的樂團,1990那當頭Pink Floyd早已拆夥經年,才子華特斯復出重唱當年Pink Floyd成名專輯(招牌曲就是有著「我們不需要教育」歌詞,而被BBC禁唱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我們理當義無反顧地觀之、看之,但要在凌晨4點爬起床,可還得需要個更充足的理由。沒錯,那個理由就是它是一場紀念演唱會,是獻給前一年分隔東、西柏林,或者分隔共產與資本主義的柏林圍牆(The Wall)正式被敲碎的歷史性一舉。
就在柏林市的波茲坦廣場到布蘭登堡門的那片廣場上,也就在舊圍牆迤驪而過的市中心,聚集了30萬人。這一場歷史的大事件,再加上一場Waters+眾多搖滾巨星的Live演唱,便值回在那個古板台北、起個早床付出的代價。當演唱會結束,華特斯率眾大合唱「潮浪已轉向」(Tide Is Turning)終曲時,台北街上已洶洶然擠滿了買早餐的人了。
時至今日,我們不曉得的是,原來當年的那一場演唱會和它背後的時代意義,竟然會變成今天左右我們選個稱職市長的關鍵要素。怎麼說呢?

**Mega City網路中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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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他今年再版的小書《脫韁而去的世界》(Runaway World)指出:20世紀與21世紀最大的區隔,不是千禧年Y2K事件,也不是去年的911,而是柏林圍牆的崩塌,結束了冷戰,鼓舞了全世界資本主義跨國投資、區域整合的「拼經濟」浪潮。它造就了一個由「從政治看經濟」到「從經濟看政治」的時代轉折,所有國家領導人開始由經濟角度來決定政治,而非由政治視點去決定經濟。這個轉折,透過社會的重重再結構機制,造就了一個全新的個人的、社會的、國家的全球化過程,也帶來了我們生活的重組,那本小書的副書名「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大致說明了這樣的觀察和推斷。
然而也就在這個全球化浪潮下,一種稀奇的國際競爭現象卻也慢慢浮凸出來。在90年代之前,世界的經濟競爭基本上是以「國家」為單位,而國家的經濟生產則散佈在國內具比較優勢的各個地點。90年代之後,這樣的圖像卻有了大變化,共產國家的開禁為世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便宜勞動力,一下子戳穿了各國「工業區」的比較優勢假象;另一方面,價廉物美的資訊科技,很方便地把企業的國際化生產和世界性行銷連成一氣,國家對國家的競爭架構一下子崩塌了,取而代之的,則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薩森(Saskia Sassen)口中的「全球城市vs.全球城市」的競爭,「經濟體愈是全球化,愈是會有更高的『重點功能』集中於相對少數的地點,也就是集中於『全球城市』(Mega City)。」我們因此可以這樣理解:一個國家地理區域內的人口想要在世界市場爭勝,得倚靠的恐怕不是總攬大權的「中央政府」,而是一個有力量營造特色(也就是「重點功能」),能鑲崁到世界Mega City網路中的「市政府」。

**國家被迫讓位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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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著名的東京、紐約、倫敦實證研究裡,薩森教授發現:正由於「跨國設廠」變得輕鬆無比,已開發國家已經不再能靠「直接的製造生產」來創造經濟成長,相對的,這些國家必須靠一群新興的資訊工作者,透過「可被全世界辨識」、「又有人才魅力」的全球城市,組織並協調國家和全球的經濟活動,「它們生產也再生產了全球生產體系的組織與經營管理工作,生產並再生產了全球的金融市場,」薩森指出,這也正是為什麼國家會被迫讓位給城市,由城市代表去打經濟奧運的理由,因為現代經濟靠的是「腦力」和「創意」,只有在冠蓋滿京華的「資訊匯聚」(information hub)地帶——也就是城市,才方便被世界企業和投資者辨識,也方便吸引更多璀璨腦力的加入。這幅新競爭圖像的另一面,則是城市與城市跨國間的「定位殺戮」,東京在過去10年因無能介入中國成長使得「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被香港取代,而香港現在則極度憂慮被新興上海邊緣化,即為一例。
由這個全新的世局看,台北該選個什麼樣的市長,就極端茲事體大。它可不再是像當年吳伯雄那樣「身在市長卻我心遙望省長」的末流角色,它根本就是一個實質的的行政院長,是以窗口的角色,幫助台灣打未來天下的人。
在台北正被北京、上海、香港、漢城、大阪、東京,甚至深圳、蘇州急速邊緣化的城市競爭裡,這個新市長必須去發現、指認、打造、經營「台北能浮凸在亞洲或世界城市之林的特色是什麼」、「台北能積累人才的魅力在哪裡」、「台北的資訊基礎建設強度,有幾顆星的世界評價」;除了這些「為國爭光」的任務,他還必須小心城市裡的「社會排除」趨勢,因為有一大群市民或湧進來的外縣市住民(就像我上次碰到的那位由高雄北上的計程車運將),他們因缺乏接軌的新知識與資訊擷取技術,而被排除在上升的階梯之外,這個市長應該構思特色的教育系統、更佳的社會福利,避免被潛在的社會無力感所吞噬。
12年來,台北市長開放民選,街容氣象比過去新上好幾番了。可惜的是,在馬英九和李應元這場刺激不足、精采更無餘的競賽裡,我們聽不到「Tide Is Turning」的樂聲,這不免讓我們再驚覺——12年來,台北的深層古板竟然沒變,而我們當年不眠守夜的朋友,則是一個接著一個,到上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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