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最強紡織技術,為何長不出國際品牌?臺北時裝週轉型,還差這一步!
台灣有最強紡織技術,為何長不出國際品牌?臺北時裝週轉型,還差這一步!

文化部將 2026 臺北時裝週定位為「轉型元年」,並以 AI 科技應用與臺式「混融」文化作為新階段主軸。這項宣示至少指出了一件重要的事:如果臺灣仍把時裝週理解為一年一度的展演活動,就不可能真正回應全球時尚產業正在經歷的深層變化。

近年來,全球時尚產業面對的早已不只是景氣循環或消費習慣改變,而是一場結構性的重組。技術正在改寫設計、生產與供應鏈管理的方式;永續壓力正在重新界定品牌責任;數位媒介正在重塑時尚傳播的節奏;消費者也不再只追逐風格本身,而是要求更鮮明的文化辨識度與價值敘事。

在這樣的局勢下,臺北時裝週真正該回答的問題,不是秀能辦得多華麗、聲量能衝得多高,而是能不能成為一個支撐臺灣時尚產業升級的平台?

這也是我認為文化部此次提案最值得肯定之處。它開始把問題意識從「辦活動」移向「做產業」,從「秀場表現」轉向「品牌發展」,從「單點曝光」轉向「系統整合」。方向是對的,而且來得正是時候。

但方向正確,不代表方法已經到位。對臺灣而言,真正的挑戰不是喊出轉型,而是能否為這場轉型建立一套可長期運作、跨年度累積、真正支持品牌與產業成長的制度設計。

臺灣時尚的問題,不是沒有能力,而是能力彼此斷裂

談到臺灣時尚,社會上常有一種過度悲觀的想像,彷彿我們既沒有市場,也沒有品牌,更沒有足以支撐時尚產業的文化條件。這樣的判斷其實並不精確。

臺灣真正的特殊性,恰恰在於我們不是一張白紙。我們擁有成熟的紡織產業,具備功能性布料與材料技術研發的長期基礎,也有高度彈性的製造能力與跨產業整合條件。問題不在於沒有底盤,而在於這個底盤長期無法與設計品牌形成穩定而有效的轉譯機制。

換句話說,臺灣有材料能力,卻未能穩定長出足夠多具國際辨識度的品牌;有上游供應鏈,卻未能順暢支撐中下游的品牌經營與市場擴張;有技術條件,卻還沒有把它系統性地轉化為文化價值與商業價值。

這是一種典型的斷裂,也是軟實力創新常見的死亡之谷。於是我們看到的臺灣時尚,往往呈現出一種矛盾狀態:各自都不差,卻始終連不起來。紡織業談的是出口與技術,設計師談的是創作與風格,政府談的是活動與形象,市場則在全球品牌與本地消費慣性之間擺盪。結果便是,臺灣在全球時尚供應鏈中並不弱,但在全球時尚文化版圖中的存在感始終有限。

因此,今天若要真正談臺北時裝週的轉型,最重要的並不是它要不要變得更國際、更新潮,而是它能不能開始修補這些長期存在的斷裂。

國際時裝週的競爭,早已不是比誰的秀更華麗

如果我們仍用過去的印象理解國際時裝週,很容易誤判當前局勢。外界看到的通常是大秀、名人、話題與流量,但真正決定一個時裝週能否持續發揮影響力的,早已不是那幾天的鎂光燈,而是它背後是否具備支撐品牌成長、商業接軌、永續轉型與國際流通的能力。

也就是說,今天的國際時裝週,本質上更像是一個產業平台,而不只是展演舞台。

紐約的強項,在於相對成熟的設計師支持系統與產業資源網絡;巴黎的強項,不只是歷史地位,而是它能把新銳品牌納入高密度的專業生態,讓品牌得以接觸媒體、買手與市場;米蘭近年則愈來愈清楚地把永續與制度治理納入時尚競爭力;倫敦更示範了,一個時裝週若要有未來,不只要支持設計師,也要支持新世代品牌如何在永續、數位與城市文化參與之間找到新位置。

因此,國際時裝週正在經歷的不是單純的市場壓力,而是角色重組。它們不再只是向世界展示「我們有什麼風格」,而是在回答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新的時尚環境裡,我們如何幫助品牌活下來、長大、走出去,並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質?

這正是文化創意產業最核心的命題:如何讓好創意,同時成為好生意。

我曾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的雙創新機制模型」。其一是文化與創意機制,也就是文化如何成為創意的資源,而創意如何反過來活化文化;其二則是文創的產業化機制,涉及科技、設計創作與市場消費經營之間的跨界整合,以及一種具在地條件的全球化實踐。對臺灣來說,這正意味著:我們能否透過自身多元文化背景,建構一套兼具「普世性美學」與「在地技術力」的時尚話語權。

這才是臺灣最應該正視的課題。

政策介入的方向是對的,但還需要從理念走向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文化部王時思次長提出的幾個方向——品牌集中、產業輔導、產業鏈整合——確實抓到了問題核心。相較於過去僅停留在「提升能見度」或「增加曝光」,這樣的政策思考已經前進了一步。

但政策若只停在方向,仍然不夠。臺灣最需要的,不是幾個漂亮的關鍵字,而是一套能夠持續運作的支持系統。

以「品牌集中」為例,資源有限,當然不可能平均灑水,也不可能讓時裝週永遠維持一種鬆散、缺乏焦點的狀態。然而,如果所謂集中,最後只是將資源堆疊到少數已有知名度的品牌身上,反而可能造成新的失衡:新銳品牌更難進場,產業生態失去流動性,政策也淪為既有品牌的補貼機制。

更合理的做法,是建立分級的品牌育成架構。也就是說,臺北時裝週不只是選出幾個代表品牌,而是要清楚區分新銳實驗型品牌、成長型品牌與具海外擴張潛力的品牌,並依其發展階段,提供不同形式的支持。前者需要創作驗證與曝光,中者需要商業模型與通路對接,後者則需要 showroom、國際媒體與跨境市場的實質支援。

同樣地,「把脈式輔導」的方向也沒有錯,但若只是年度性的顧問諮詢,效果終究有限。時尚品牌真正面對的問題,從來不是一兩次會議就能解決。從財務、打樣、生產、庫存、法務,到定價、行銷與海外合作,每一環都關係到品牌能否持續經營。臺灣需要的不是一次性的診斷,而是一種陪跑機制。

在這裡,設研院、文策院等具軟實力研發能力的機構,正可以扮演關鍵角色。它們不只應提供單次輔導,而應進一步建置育成鷹架與開放實驗室,讓品牌在足夠長的成長期中,能夠跨越最脆弱的門檻。真正成熟的時尚支持政策,從來不是只給舞台,而是給路徑。

產業鏈整合,將是臺灣最有機會做出差異化的地方

臺灣最獨特的優勢,在於我們同時擁有材料研發、機能紡織、製造彈性、科技整合,以及跨領域協作的產業底盤。這是許多時尚城市未必能同時具備的條件。

但這項優勢目前仍過於零散。對許多設計師而言,紡織廠仍然太遠,材料資訊仍然分散,小量打樣仍然困難,永續材料取得仍不夠順暢,技術端與創作端之間也仍存在高門檻。若這些問題不被系統性解決,臺灣的上游優勢就永遠只是產業報表上的漂亮數字,而無法真正轉化為品牌創新的土壤。

因此,臺北時裝週若要成為產業轉型平台,就不能只是做媒合,而必須進一步建構制度性的平台基礎。這個平台可以包括:數位化的材料資料庫、小量打樣與測試服務網絡、永續剩料與創新布料媒合機制、版型支援與試製服務等。只有當設計師與品牌能夠更低門檻地接近這些資源,臺灣的紡織優勢才有可能真正轉化為時尚優勢。

這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系統設計問題。

AI若只是噱頭,很快就會失去意義;若成為基礎設施,才可能形成優勢

AI 當然可以成為新一輪時尚轉型的重要工具,但不能把它理解成發表會上的展示效果。一個成熟的 AI 應用場景,不只是讓人驚艷,而是讓設計師更快找到合適材料,讓品牌更準確預測需求,讓打樣流程更有效率,讓跨語內容輸出更快速,讓買手與品牌更容易匹配,也讓剩料再利用市場更可能形成規模。換句話說,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 AI 能否替時裝週製造話題,而是它能否成為降低品牌經營門檻、提升供應鏈效率、強化市場決策能力的產業基礎設施。

如果臺灣能從這個角度理解 AI,我們其實具備相對有利的條件。因為臺灣原本就有科技產業、數位能力與供應鏈整合基礎。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技術,而在於這些技術能否真正接到時尚產業的痛點上。未來若能進一步發展設計領域專屬的 AI 協作系統,甚至朝向多智能代理系統的產業應用推進,這將可能是臺灣在全球時尚新基礎設施競爭中的關鍵機會。

「臺式混融」是方法,不是目的

過去臺灣在談文化風格時,經常落入兩種極端:一種是急於證明自己足夠國際,另一種則是把在地文化簡化成符號拼貼。前者容易失去辨識度,後者則流於表面。

相較之下,「混融」的概念確實更接近臺灣的真實處境。臺灣本來就是多重文化交會的社會,我們的城市生活、飲食、語言、世代審美、產業型態與媒介經驗,本身就具有高度混合的特徵。這並不代表我們模糊或缺乏主體性,而是一種來自社會現實的創造條件。

但也正因如此,「混融」必須被進一步轉化為策展邏輯、品牌語言與國際溝通方式。否則,最後很容易流於試驗性的多元聚合,結果反而失去辨識度以及創新加值。

未來若要深化這一概念,我建議至少可從幾個層次加以具體化:材料的混融、文化語彙的混融、技術與工藝的混融、街頭與正式場景的混融,以及地方日常與全球視野的混融。唯有當這些層次被清楚定義,臺灣品牌與策展端才可能把「臺式混融」轉化為真正有說服力的風格系統。

臺北時裝週的下一步,不是更像四大時裝週,而是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中型平台

臺灣需要的,不是把一場秀辦得更大,而是能夠支撐品牌、串接技術、整合材料、導入治理、擴大市場,並逐步形成一套可持續運作的制度,臺灣時尚才算真正跨出新的一步。

所謂「轉型元年」,不應只是一次政策宣示,而是一個產業終於開始擁有自己未來的起點。以科技力修補產業斷裂,以文化力定義新的全球標竿。臺北時裝週不只是一場秀,而是成為臺灣在數位時代對外輸出的一套完整時尚產業系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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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兩年從28億突破百億,諾億保經攜手自由系統強化IT與資安以接住高速成長
業績兩年從28億突破百億,諾億保經攜手自由系統強化IT與資安以接住高速成長

企業高速成長,市場最先看見的是業務營收與市場排名的飆漲,但真正決定企業能走多遠的,往往是水面下看不見的IT與營運骨幹。

諾億保經就是一個經典案例。

2024年,諾億保經的全年保費規模約28億元,隔年直接翻被衝破60億,今年,更預計挑戰120億到150億大關,強勢躍居台灣前十大保經公司;業績快速成長的同時,諾億保經的組織配置也很精實:外勤業務團隊約500人,負責核保、行政與稽核的後勤單位卻僅約30人。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隨著營收在短時間內翻倍,受到考驗的不只是業務能力,也包括後台系統、資訊設備、網路、資安,以及法遵與內控能否同步跟上。

諾億保經總經理賴柏翰直言:「客戶資料是諾億保經的核心資產,特別是我們以投資型保單為主力業務,對個人隱私與財務資訊的防護要求極高。」此外,隨著營運規模擴大,金管會對資訊安全與內控稽核的監管標準也隨之提高,必須重塑IT與資安體質以回應高速成長。

評估完自身資源後,諾億保經做了一個重要決定:不從零自建IT團隊,而是採取資訊外包模式,提供企業擴展所需的支援。

諾億保經
諾億保經總經理 賴柏翰
圖/ 數位時代

諾億保經總監張維倫表示:「我們需要合作夥伴提供完整支援,自由系統不僅具備金融產業經驗與深厚維運實力,還能提供一站式服務,因而雀屏中選。」由自由系統負責台北與台中辦公室的端點設備、儲存架構、網路與資安維運等工作。

診斷重於工具:先清查環境盲點,再談防禦升級

缺乏專職資訊人力的中小企業或快速成長型組織,很常陷入一個迷思:市場上出了什麼新工具、新架構,就急著導入;然而,自由系統的作法是先回歸營運本質:盤點現況。

在雙方正式簽約前,自由系統的顧問團隊便深入檢視諾億保經的既有環境,找到一個最急迫的營運隱患:內勤行政人員與外勤業務人員,竟在辦公室內共用同一套網路網段,這意味著外部裝置一旦連網中毒,極可能直接橫向感染存放敏感保單資料的內部系統,為降低風險,自由系統隨即協助諾億保經進行網段隔離與權限切割,在第一時間化解安全未爆彈。

這套「先釐清現況、確認優先級、消弭落差」的邏輯,也體現在資安合規的推進上。

自由系統服務顧問黃麒翰以ISO 27001認證輔導為例指出:「諾億的認證合規由專職顧問主導,但底層關鍵的端點偵測回應(EDR)、託管偵測回應(MDR)、防火牆規則、特權帳號管理及硬體資產盤點,全由自由系統提供技術支援。我們的目標是替企業建立完整的『環境可視性』(Visibility),讓風險一目了然。」

對諾億保經來說,資訊設備、網路與日常維運雖然是營運不可或缺的基礎,卻不是公司的核心業務,如果自行建立完整IT部門,不僅要負擔人力成本,也必須長期維持涵蓋網路、設備、資安與系統維運的專業能力;相較之下,將這些工作交給自由系統的專業團隊負責,諾億保經可以將時間與精力放在可直接創造營收的核心業務。

「與自由系統合作至今,我們不僅更好強化IT體質、順利補強合規缺口,也為接下來的AI應用打下穩健基礎。」張維倫如是說道。

從防守走向進攻:雲地協同架構,讓AI真正走入第一線

IT與資安基礎逐步穩定後,諾億保經開始將資源放到下一階段:如何利用AI提升業務與營運效率。

在業務端,諾億嘗試透過AI實現「保險情境遊戲化」。

賴柏翰指出,一般客戶很難體會重大疾病帶來的財務衝擊,與其單向說明「萬一罹癌怎麼辦」,不如透過AI模擬動態情境,讓客戶在虛擬人生中面臨關鍵決策;甚至,將台股加權指數、S&P 500走勢融入情境,模擬面臨資金缺口時,抵押借款或贖回投資將對個人資產產生何種實質影響,讓保險規畫轉化為主動的探索體驗。

同樣的邏輯也導入內部培訓與後勤自動化。

過去高度仰賴資深講師與紙本教材的訓練流程,被轉化為AI互動式推演,讓500位業務能在高度擬真的客戶抗拒或理財情境中反覆演練,大幅縮短新人上手週期。至於在行政方面,傳統業務助理得耗費大量時間進行分類、掃描、校對保單文件的繁瑣流程,也交由AI與自動化工具處理,助理僅需做最終核對與歸檔,使30人的後勤編制得以支撐暴增數倍的合規案件。

在AI探索的過程中,自由系統就像是諾億保經的IT團隊、協助評估與提供所需產品服務。

自由系統售前顧問劉威利強調:「金融保險業涉及大量機敏個資,絕不能盲目把所有資料拋上公有雲AI。」因此,自由系統協助諾億精準劃分「地端與雲端邊界」,例如,哪些非機敏資料可藉助雲端模型運算、哪些敏感核保數據必須保留在地端進行私有化推論,並協同評估相應的地端硬體算力與加密機制,讓創新應用不以犧牲資安為代價。

總的來說,從28億飆升至百億規模,諾億保經展現了一家新銳金融服務企業的高敏捷度;而自由系統則證明了託管服務(MSP)已不再只是被動的修電腦與顧網路,更是高速成長企業在架構選擇、資安風控與AI轉型路上,不可或缺的最佳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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