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非營利組織到社會企業,不能換湯不換藥!角色、環境、策略與思維,跟著變了嗎?
從非營利組織到社會企業,不能換湯不換藥!角色、環境、策略與思維,跟著變了嗎?
2015.11.14 | 創業

圖說明

過去20多年是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快速成長期,這個在政府與企業之外的「第三勢力」,至2013年的數量已超過四萬家,在台灣的各個角落裡服務著廣大族群。

然而在過去5到10年間,社會企業也相繼興起,這股「運用商業力量解決社會問題」的新思潮不僅席捲著新興創業家,也深深影響著既存的非營利組織。

許多人開始思考轉型之道,希望能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降低對捐款的依賴,用更永續的方式服務弱勢族群。

不過所謂的轉型,並不只侷限於組織型態的改變,也不只是加賣一個商品或服務而已,下面所提到的四種模式,更包含了角色、環境、策略與思維的轉變。

一、從資源使用者到「價值創造者」

首先要談的是「角色」轉換。以往的非營利組織經費來源主要依賴捐款,而被服務的族群也大多扮演「受助者」的角色,然而有愈來愈多組織開始嘗試成為「價值創造者」,透過客製化的職業訓練,將原本的受助者轉型為生產者或服務提供者,其中「喜憨兒基金會」和「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都是採用此種模式的成功案例。

談到喜憨兒基金會,大家第一個聯想到的可能是烘培坊庇護工場,但除了培訓憨兒製作糕點外,他們更開起了餐廳,透過客製化的輔具、廚房設備與服務流程設計,讓憨兒搖身成為侍者與大廚,提供消費者美味的餐點。

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更是開拓出身障者的就業天地,從20年前的打字與資料建檔業務,到目前的加油站、手工甜點、視覺設計、甚至是藝術品等級的手工琉璃事業,勝利一步步打破身障族群的隱形天花板,帶領他們開創不可思議的商業潛能。

二、從弱勢化為優勢

上述角色的轉換,有時也需要透過「環境」作為助力。一般所謂的弱勢族群,往往是以健康人為中心的社會所產生的標籤,但透過環境的轉換,原先的弱勢就有可能變成優勢,成為非營利組織寶貴的資源。

如同台灣「黑暗對話」董事長謝邦俊所言:「黑暗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其實並不陌生,但我們卻從沒想過要如何運用黑暗」;黑暗對話打造一個獨特的環境,把黑暗變成一種體驗與學習,讓社會大眾成為「被服務的對象」,而視障者則搖身變為黑暗中的「引導者」,成為這項體驗的核心價值。

前面提到的勝利身心障礙潛能發展中心,也是善於轉換環境的佼佼者。勝利把一般雇主多有顧慮的「多元障別」作為其核心價值之一,針對各種身心障礙者的特性,創造適合他們的工作環境,並分別培養不同的技能,讓他們在團隊合作下充分發揮所長。

例如勝利的手工琉璃團隊,就包含了身心智障礙、肢體障礙、精神障礙等身障員工,他們不標籤化任何一個族群,而是利用不同障別的工作屬性,讓每個人在最適合自己的環境下發揮所長,將弱勢轉變為優勢。

三、從庇護工場到卓越的品牌

如同一般企業,非營利組織在轉型過程中也需要「策略」的轉換,思考自己的價值定位,而不是一窩蜂地投入「其他人也能做」的事,卻無法發展出品牌差異,缺乏競爭力。

以勝利為例,同樣是身障服務團體常經營的打字與資料建檔業務,勝利對自己的要求是做到業界頂尖,把自己定位為兼顧「安全、精準、效率」的服務提供者。

不僅成為台灣第一個取得BS7799 認證的資料鍵檔中心,在中信銀行的信用卡資料輸入上,還達到99.9997%的超高準確率。不只做和大家一樣的事,勝利更進一步開發高附加價值的視覺設計與手工琉璃等業務,為他們建立了難以模仿的高門檻。

商品與服務的開發只是轉型的第一步而已,後續的市場測試、品牌經營、商品與服務的精進等才是讓業務持續成長的關鍵,也是勝利潛能發展中心成功的原因。

四、從單一組織到混合分工

最後,我們回到了「組織型態」的轉換。無論是非營利組織還是社會企業,都有各自法規上的限制,例如非營利組織在商業行為上往往較為受限,而一般企業則無法接受大眾捐款。這時可以考慮社會企業與基金會並存的混合分工模式,讓彼此各司其職、互相幫補。

這種混合模式有多種搭配方式,第一種為讓基金會專心投入社會服務,並另立社會企業籌款,例如「耕心蓮苑基金會」與「愛一家親社會企業」。前者專注於社區辦學,讓家境不好的學生也能接受良好的課後輔導;後者則進行手工點心義賣,營收再回饋給社區辦學。

第二種則剛好相反,由社會企業來創造社會影響力,同時也成立協會接受外界捐款,以匯聚更多資源。例如「以立國際服務」即是以社會企業方式經營,但也成立協會募資,專款專用,讓更多資源得以投入社會服務。

另外,也有兩者都投入社會服務,但採取專業分工的做法,例如「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與「光原社會企業」。前者協助原住民建立完善的農業生產機制,並提供耕作技巧與知識的培訓;後者則為原住民生產的有機蔬菜做總經銷,讓原住民安心種菜,由光原負責賣。

從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需要上述角色、環境、策略與組織型態的同時轉換,才能避免換湯不換藥。

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非營利組織都適合轉型為社會企業,還是要先分析自身的財務結構、資源的來源與流向以及組織的核心價值後,再來選擇合適的發展模式。

期待台灣的非營利組織不只遍地開花,更能走得長遠、持續發光。

文章來自:社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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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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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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