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佳俊]淘寶購物超商付款，台灣電商只輸在稅制不公上面嗎?|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相信台灣很多電商業者最近一定感覺很不公平，因為中國的淘寶和台灣的玉山銀行合作，台灣的消費者在中國淘寶網購買商品，可以透過台灣連鎖便利商店付款取貨。但似乎台灣卻沒有一家電商可以在中國提供相對應的服務，因為有業者認為中國政府屏蔽台灣電商網頁，所以台灣電商無法在兩岸市場跟淘寶公平競爭。

加上最近中國政府針對跨境電商的進口產品修訂稅率，取消部分跨境進口的免稅規定，規定最低稅率11.9%起跳，最高可達60%，看在台灣電商業者眼裡，相比中國政府對跨境積極課稅，總覺得台灣政府沒有針對淘寶賣進台灣的交易課稅，完全是不公平競爭。

Taoboa in Taiwan
（圖說：玉山銀行接通淘寶金流，未來消費者可以在淘寶購物後，在台灣的超商用代碼付款，引起台灣電商業者的爭論。照片來源：截取自玉山銀行網站。）

先撇開中國市場的兩岸雙方電商競爭不談，因為據我所了解，中國屏蔽台灣網站是以媒體類為主，台灣有不少電商的網站在中國的消費者一樣可以瀏覽，例如Momo購物網就有直配大陸服務，但因為各種因素，似乎主要客戶也是在中國的台灣人，來自中國本地的客戶並不多。

如果只針對台灣本地市場，跨境進口課稅的問題，我個人也是認為台灣政府應該更積極加強查稅，更需要考慮是否要因應跨境電商的大幅成長，來調整不合時宜的免稅規定。

但現在假設台灣政府真的積極查稅，所有跨境進口產品售價都需要包含關稅(Custom Duty)跟消費稅(VAT)，以現在台灣進口關稅普遍不高，消費稅也都只有萬年不變的5%，台灣的電商業者跟合法繳稅的淘寶電商在台灣市場競爭，台灣的電商業者真的就不會輸了嗎?

就我的觀察，除了關稅，更大的問題在於：台灣的電商業者輸在系統封閉：無法創造共生的第三方服務支援體系

台灣電商比中國還要更早開始，以技術來說，早期的台灣電商應該不會輸給中國大部分的電商業者的。但可能也因為台灣電商開始的早，只能使用自行開發的封閉系統，再加上專業第三方服務體系尚不健全，電商只能發展出一條龍服務來提升出貨效率。所以台灣的賣家除了需要把貨物寄放到電商平台的物流中心外，還需要手動上傳產品資訊到電商後台方能進行網路銷售，相對的也墊高賣家的成本與進入障礙。更因為系統封閉，也無法發展出完整的第三方服務生態體系。

中國電商雖然發展的比台灣慢，但他們卻選擇一條開放系統的路，跟Amazon的資料開放模式類似，提供多種API讓賣家或是第三方服務公司串接。

Taobao Open
(圖說：淘寶開放平台，提供各總API讓第三方服務公司可以串接，方便賣家上網銷售。圖片來源：淘寶網站截圖。)

除了「學習」Aamzon的開放系統，淘寶也偕同多家夥伴共同發展電商平台軟體ShopEx，就如同eBbay開發Magento的背景類似，ShopEx(商派)可以協助賣家成立電子商務網站，也方便他們的電商網站後台透過各種API來跟淘寶，甚至京東，一號店，還有絲路網頁上面成千上萬家的電商相關第三方服務體系串接，號稱一秒開店，三秒鋪貨！台灣的網路平台幾乎都是封閉系統，賣家如果要透過人力手動上傳產品資料，需要多少時間跟人力成本呢?

ShopEx
ShopEx
ECshop
(圖說：淘寶投資的ShopEx是中國最大的電商架站軟體，加上併購的ECShop，在中國市場占有率遠高於Magento。其電商後台提供多總API，方便讓第三方服務公司串接，協助賣家快速上網銷售。圖片來源：ShopEX/ECShop截圖。)

台灣的電商業者贏在品牌產品與服務

記得在兩年前第一次到上海參加ShopEx大會前，我一直以為台灣電商環境是領先中國的。雖然那時商業周刊報導過中國淘寶已經進入台灣市場，造成原本從中國批貨進台灣銷售的中盤商快速瓦解，我當時也是以為淘寶只是因為產品便宜與逃漏稅，所以才會賣贏台灣的中盤商。但參加過那次會議，我對中國電商的系統開放心態，與電商服務生態體系之完整，有了全新的觀點。

所謂知己知彼，方能有戰勝的機會。淘寶平台雖然有高度效率，但因為其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觀念仍然不足，讓品牌廠商會有疑慮，因此上面的賣家仍以白牌或是小廠貼牌為主。台灣電商上面的賣家，如果銷售的產品也是從中國工廠批貨貼牌來賣，以台灣電商平台的封閉系統只能手動上傳產品，也沒有完整第三方服務，有多少台灣的網路賣家能有足夠的資源全部自己來?

白牌或貼牌產品，就算淘寶賣家按實繳交台灣稅賦，台灣電商賣家的高營運成本應該還是無法補足競爭上的劣勢的。

相對中國淘寶，台灣電商目前還有的優勢大概只剩下優勢品牌，獨特性優質產品與在地化服務，只是台灣電商業者如果還是繼續擁抱過時的封閉系統，獨善其身不願整合，無法像同為小國的荷蘭能整合電商業者擬定國家電商大策略，透過提升自動化能力與建立完整電商第三方服務生態圈來成功抵抗德國Amazon入侵荷蘭市場。

萬一哪天跟淘寶有一樣有效率，但跟台灣電商業一樣都有賣優勢品牌跟獨特性產品的美國Amazon，結合其完整的國際第三方服務公司，都能合法進入台灣市場，那台灣電商的競爭優勢還剩下甚麼呢?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