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我到新加坡出差，訪問著名的創業聚落Block 71。這是一個原本即將被拆除的舊廠區，被官民聯手搶救了下來，改造成新創公司的基地。不料推出後大受歡迎，從剛開始的一棟BLOCK 71，延綿到隔壁兩棟 Block 73和Block79。由71樓走到79樓時，經過一個穿堂，牆上居然畫了一幅塗鴉畫。我告訴同行的當地友人，這是我在新加坡看到的第一幅塗鴉，他回說：塗鴉在新加坡現在已經合法。

「塗鴉已經合法」，這話可真是吊詭。

塗鴉出於人不能抑制的表達慾望，從遠古到現代，有話要說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來自人的社會性（魯濱遜如果在荒島上終老一生，也不寄望被後人發現，大概不會到處塗鴉）。從法國兩萬年前洞穴原始人在壁畫上畫的野馬、野牛，西遊記裡老孫在如來掌心寫下的：「齊天大聖，到此一遊」，到現代的廁所文學，或是在廢墟或城市某一偏僻角落的滿牆塗鴉，都因為人們有話要說。這種表達慾望不能被壓抑，越壓抑，越要找地方發洩。

圖說：2012年，美國矽谷，匿名塗鴉客。作者提供。

從城市的角落生長

現代城市裡的塗鴉能夠逐漸得到更多的尊重，必須感謝一個簡單的科技發明：噴漆（spray paint），因為這個工具獨特的表達效果，讓塗鴉可以進入美術的殿堂。噴漆筒集顏料和畫筆於一身，省卻了操作兩種工具的麻煩，調整噴漆筒和牆壁的距離遠近，便可以控制顏色的濃度和深淺，造成特殊的3D效果。加上塗鴉作品尺幅巨大，遠遠超過精緻美術的尺寸，只有噴漆才能滿足大面積、高速度的要求。

為什麼需要高速度？因為要躲警察。70年代，紐約塗鴉氾濫，市政府不但禁止塗鴉，甚至管制噴漆筒的銷售。當時地鐵車廂內外塗鴉滿佈，市政府花大錢重漆之後，反而正中塗鴉者下懷，白淨的車廂提供了最理想的畫布。又因為治安惡劣，盜竊頻仍，警察局長發明了「破窗理論」，主張如果社區到處是不加修補的破窗戶，滿街的塗鴉，歹徒會誤以為警察執法無力，認為有機可乘。因此紐約市政府編列了大筆預算，大肆修補破窗，全市清洗塗鴉。從此塗鴉客和執法單位開始了貓捉老鼠的遊戲。

塗鴉不是紐約的特殊問題，而是所有現代大都會的普遍現象。主管當局多半視塗鴉為城市的皮膚癌，不加以處理，一定會蔓延，直到不可收拾。而充滿塗鴉的巷弄角落，也確實隱藏著貧窮、幫派、犯罪、毒品各種負面素質。因此越保守、講究秩序、追求穩定的城市，越不能接受塗鴉。

但是另一方面，所有的藝術都有它的價值，除了美感之外，藝術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一向扮演了啟發、宣傳、擴大的功用。而塗鴉不但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藝術，更具備某些其他藝術無法提供的重要功能。

圖說：2011年，柏林，塗鴉客BLU作品。作者提供。

向主流嗆聲的美感挑戰

歷史上屢次證明，敏感的藝術家往往是社會潮流的先知。最正統的塗鴉，一定具備相當程度的反體制、反規則、反社會的精神。創作者在一個不被允許的場所，不為人知的時間，提心吊膽，藉著創作一幅塗鴉發表了自己的一個觀點、一種思想。這個觀點不為了附和，而是嗆聲，選擇站在主流社會的對面，提供一個讓觀賞者反省的角度。這種思想也許不合潮流，但開風氣之先，可能匯入未來的新主流。因此塗鴉雖然是次文化，卻常成為豐富主流文化的有機養分。

塗鴉也是一種公共裝置藝術（Installment Art），它能提供的空間美感和社會功能，精緻美術無法望其項背。一幅精緻美術的畫作，被典藏在美術館裡，展示在明亮的燈光下，兀自獨立，自成一個世界，跟觀賞者進行一對一的對話。而所有的塗鴉無論畫在暗巷、廢墟、鐵皮屋、貨櫃火車、地下街、天橋下，都必然依附於它所存在的公共空間，周圍的建築、景觀、天空線，都在幫襯，成為作品的一部份。而人來人往，既在看畫，也被人看。如果把塗鴉從環境抽離，就好像一條魚出水，做成了魚標本，失去了生命。

塗鴉也碰觸了一個嚴肅而難以回答的問題，究竟誰擁有公共的空間？誰該左右你我的視線？在人潮洶湧的街頭豎立起一個醜陋的鐘樓，寧靜公園的一角突然出現一座幼稚的雕塑，省錢的屋主裸露出房屋側面的內牆，或是巨型廣告牌林立形成都市叢林，這些有礙市民視覺美感的行為，都是誰在作主？事前有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那麼塗鴉畫家佔據一個角落，塗鴉一幅作品，爭取對空間的一點發言權，有何不可？

圖說：2015年，台北市信義路，台灣塗鴉客ANO及BOUNCE作品。作者提供。

街頭、反骨、創新

在現代城市裡，塗鴉已經開始跟街頭美術（street art）合流，成為城市創意活力的指標，甚至跟創新創業搭鉤。因為塗鴉畫家的不平則鳴，跟創業者想要改變世界的動機十分類似，不受傳統侷限、不按牌理出牌的反骨心態又同出一轍，再加上現代創業者多是工程科學背景的「主幹」（STEM，代表Science，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只有加上藝術， STEM加上 A（Art），才能成為「蒸汽」（STEAM）。

2005年，臉書搬進灣區新辦公室時，年輕的創辦人祖克伯決定留下一片塗鴉牆，並聘請了一位塗鴉畫家David Choe創造了一副壁畫，酬勞6萬美金。這位韓裔塗鴉畫家曾經數次出入監獄，一貧如洗，6萬美金不是一筆小數字，但他賭性堅強，居然選擇拿這家成立才一年的小公司股票。7年後，小公司上市，David Choe的股票價值2億美金，報酬率超過3,000倍，這大概是人類歷史上酬勞最為豐厚的畫作。

這種天方夜譚般的故事當然不可能複製，但卻是一個具體的實例，說明了矽谷的新創公司，例如臉書，如何擁抱塗鴉這種反主流文化，不但藉以美化辦公空間，並且激發同仁的創新動機。如果看到網路上祖克伯和David Choe共創一幅塗鴉的影片，便很能感受到這種氣氛。

草根的生命力

塗鴉藝術發源於美國，光大於歐洲，對台灣而言算是舶來品。台灣的塗鴉藝術大約還在被社會大眾視為離經叛道的階段，但經過長住台灣的西方塗鴉客，從美國回台定居的台裔年輕人，再加上土生土長的塗鴉畫家彼此間的觀摩和較勁，近年來塗鴉水準逐漸提高。從90年代呂學淵初嚐塗鴉，成為台灣塗鴉文化的始祖，到CHEK、SAME，NOE，REACH，BOUNCE，ANO，Bbrother等塗鴉客鍥而不捨的創作， 也逐漸累積了一些能量。台大建築及城鄉研究所畢恆達教授還寫了一本專書：《塗鴉 鬼飛踢》（Graffiti的音譯），對於塗鴉的起源和現況做了一個拼圖式的介紹。難得的是還有一位熱愛塗鴉藝術的年輕人朱怡瑾成立了一個「悠畫廊」，在台灣這塊塗鴉藝術貧瘠的土地上墾荒。

既然生來就帶著反體制的血統，塗鴉藝術永遠不會成為主流。有的塗鴉客出了名，畫作在畫廊中被愛好者或美術博物館以高價收藏，像是Keith Haring，Jean Basquiate （注意他們都用了全名）。但更多的塗鴉客選擇終身匿名，保持站在主流對面的純粹身份，例如英國的Banksy，義大利的BLU（採用單名是塗鴉客的慣例）。

圖說：2014年，印尼日惹默拉皮火山附近鄉村農舍，不知名塗鴉客。作者提供。

用一顆柔軟的心，給予更寬廣的欣賞

培養優質的塗鴉文化需要三個元素：夠水準的塗鴉作品，有格調的塗鴉客，和能夠包容塗鴉的社會。這三個因素自然是互為因果，然而最難培養的可能還是第三者。

要能包容塗鴉，一個社會需要具備最起碼的美感，才不致於一方面濫用合法程序，將滿佈各街道的壓電箱上畫上粗糙的風景畫，一方面卻對嘔心瀝血的塗鴉作品無法給予適當的尊重。

要能包容塗鴉，一個社會需要認識創新不能只靠科技驅動，一顆柔軟敏感的心才是創意的源頭。

要能包容塗鴉，一個社會需要更加開放、多元，接受在合法與非法之間永遠存在一個灰色地帶。這個灰色空間提供了緩衝的作用，讓社會有時間處理不知如何處理的新現象。

有了一個這樣能夠欣賞包容塗鴉的社會，塗鴉客才有呼吸的空間，有機會追求更多的選項，創作高水準的塗鴉作品。也許有人寧願像Banksy 或BLU一樣繼續隱姓埋名，持續地下塗鴉的創作：也許有人選擇冒出地面，善用在塗鴉世界裡練就的一身功夫，創作可以收藏在室內空間的作品。

塗鴉文化對台灣的社會大眾是一個未知的世界，甚至是禁忌的圖騰。但如果能夠在城市裡給塗鴉藝術留出更多的物理空間，社會大眾也能對塗鴉騰出更寬廣的心理空間，也許我們的城市會更美麗，我們的社會心靈會更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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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來源：獨立評論＠天下，《數位時代》正式取得「獨立評論＠天下」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