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宛如] 從產業荒漠到新創綠洲,「廉價」可以一直是柏林的誘因嗎?
[余宛如] 從產業荒漠到新創綠洲,「廉價」可以一直是柏林的誘因嗎?
2016.08.20 | 創業

柏林,歐洲大陸快速崛起的新創基地,扮演著僅次於倫敦的新創大本營。在十年前,柏林卻是荒漠一片,沒有產業,人口只有300多萬人,沒有什麼創新的商業模式,新的企業,也只是仿冒別人的商業模式而已,甚至有Clone Factory(複製工廠)之惡名。

但是在這十年內,知名的柏林創投Project A Venture、Germany Association,以及許多人,見證柏林的改變,柏林新創的數量、吸引到的投資、新VC的數量、大VC新設的辦公室…等,都快速成長,遠超過德國其他的城市。而2015年,柏林相較於其他歐陸城市,獲得的投資金額,已經來到第一名。

這個故事在德國不是第一次發生,很多年以前,對英國人來說,Made in Germany就跟Made in China一樣,德國製造曾經是一個劣質的代名詞,但是卻從谷底走出來,成為全球精工的代名詞,還成為全球第三大的貨品輸出國。德國從來都不怕落後,新創的浪潮也是,儘管柏林還是不如倫敦,但他們正在全力以赴、全面趕上。

柏林為什麼吸引新創?

柏林成為歐洲大陸的新創熱點,一開始是自然天成的。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柏林的生活成本較低,無論租金或食物等基本生活所需,都比其他的城市低,但是有很好的生活品質,而柏林沒有產業,所以新的歐陸移民幾乎只能在新創公司找到工作。此外,柏林的薪資,相較於倫敦、斯德哥爾摩等已經非常知名的歐陸新創熱點,相當低廉,於是吸引了來自歐陸、甚至矽谷的新創入駐。

根據Project A Venture的IR總監Holger所言,柏林除了較低的生活成本外,估值較低的新創公司、高比例的國際化員工、年輕的生態系、重複創業家的數量增加、創業家的品質提升、更高技術含量與創業的新創出現、投資環境改善、成長的天使投資數量,吸引了更多新的VC前來,變成了一個好的正向循環。

柏林新創變成一種社會運動

自發性的新創運動,也在各地風起雲湧,從柏林蔓延到德國各地。其中一個快速成長與擴大影響力的是Germany Startup Association(德國新創協會,簡稱GSA),一開始只是柏林新創協會、慢慢長大成為整個德國的新創協會,接下來將成為歐盟新創協會,辦公室將設在布魯塞爾。而參加GSA所定義的新創,必須要符合三個要件:公司的年齡必須要在十年以下 ; 商業模式或是技術必須非常創新 ; 已經或是準備讓業績有明顯的成長。

GSA的支持者,廣布校園、大企業與新創間。完全是公民組織,費用來自會員費以及企業的贊助,現有500名新創會員。GSA與歐盟合作,從2014年開始,每年做調查,出版歐盟新創調查報告(European Startup Monitor),了解每年新創的變化與動態,作為政策發展的依據。目前整個德國的新創數量約6000個,雇用了105,000的員工。雖然不大,但是他們認為新創是「The Industry of Future」。

一進到GSA的辦公室,「Germany Valley( 德國矽谷)」進入眼簾,自信與熱情在與我們會面的法務與政策溝通顧問Tobias臉上展露無遺。GAS的主要功能,就是代表新創,與政府溝通,改善過時的政策 ; 推動新創風氣,舉辦許多聯誼活動 ; 針對新創所需,規劃相關課程等。

圖說明

圖說: 余宛如與來自東南亞各國的新創家在德國參訪

創投進化成為降低新創風險的幫手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柏林的另類創投Project A Venture, 其出資者是來自柏林知名網路公司Rocket Internet,而許多夥伴是來自知名顧問公司麥肯錫或是BCG。Project A Venture是柏林率先投資早期與A輪的創投,初始投資的方式包括合夥、種子輪與A輪加速期。與其他創投不同的地方,Project A Venture有一大群team,不僅負責市場研究、也擅長幫助新創企業強化以資料數據為基礎的市場行銷能力、發展商業模式、開發IT系統與產品、以及招募人才、吸引新的投資人,幾乎等於一個新創孵化器。

Project A Venture的做法有好有壞,就是管理費與營運費比其他創投多出許多,所以他們必須保持高獲利。不過,他們也吸引到許多大型創投與他們合作。專注的主題包含電子商務與新市場、數位設備、提供企業的軟體解方以及數位醫療。Project A Venture的IR總監Holger直言,新創投要有思維,不然絕對無法與美國的大創投競爭,隨時會被市場淘汰。

創業家精神是長遠發展的根基

法規、資金與教育,是柏林面對新創發展的困境。事實上,德國的官僚文化、紙上作業的情況嚴重 ; 投資文化保守 ; 沒有典範級的新創、以及創業家精神不足,讓所有新創生態圈的參與者,都看到困境。根據GSA調查,新創所需的資金,與實際募到的資金,相差大約1億歐元,資金不足讓新創發展的動能不足。此外,德國保守的文化,讓投資新創並不普遍。

Tobias認為,美國有用退休基金投資新創,大學也可以投資新創,但是德國的法令卻不准,落伍的法令,也讓投資資金裹足不前。Holger也認為,在德國要帶新創IPO困難重重,大公司也比較沒有投資或是併購新創的文化。

此外,GSA也積極與政府溝通,推動「網路中立」、「資本利得減稅」、「實習生的最低保障薪資」、「創投法」、「歐盟一條鞭的新創資金市場」以及「新創的股票交易市場」…等。無論是投資方、新創方、教育方、政府方,大家似乎都看到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培育創業家精神?

但是…柏林被罵廉價沒好貨

為什麼創業家精神這麼重要?舉一個實例來談吧!儘管柏林新創是這麼這麼的活躍與亮眼,但是一位來自英國、在新創公司負責公關與品牌傳達的專家Shaun Kemp大大的打臉,他為文“How the Berlin startup scene is wasting its potential?”,直指柏林是「無階層組織、足球桌檯、滿地實習生與山寨企業的大陸」。

他的一位朋友跟他說:「在柏林,這裏的公司甚至不是真的公司」,一開始他也不懂,可是很快地他發現,「德國矽谷」在這裡是一種迷思。如果看看全球排名,前100名內唯一的德國網路公司,只有一家,而且是做阻擋廣告的軟體與服務。在柏林,看不到世界級的網路公司、看不到新創想要佔領網路領土,反而只看到想要快速獲利出場的新創。

他認為柏林新創公司無法成為世界級公司的原因如下:

-柏林還活在過去,落後國際級新創世界十年,數位經濟已經離他們遠去。

-柏林新創選擇模仿,而不是創新。

-柏林新創與裡面的決策團隊還是由男性主導,代表他們失去了大半的市場機會與人才。

-缺乏有經驗的員工,大部份的員工、甚至管理階層來自剛畢業的實習生。

-水平組織卻缺乏中間管理階層,更代表缺乏分層負責與溝通。

-水平組織也代表中間管理階層無力帶著他們的經驗參與管理,讓他們更沮喪。

-因為沒有分層負責的機制,所以事情總是拖延與開花。
-水平組織讓創辦團隊忙於執行,無暇思考創新的活動的專案。

更有瑞典的企業,因為成本的理由,而將公司搬到柏林,可是柏林有極好的潛力,不該只有廉價這個誘因,而浪費大好的潛力。德國政府有編列預算,支持大學院校提供創業家教育,但GSA的Tobias認為,創業家教育應該要從小學就開始。

反觀台灣,德國給我們什麼啟示?

在台灣,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德國其實跟台灣很相似:德國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面對其他國家製造業升級的挑戰(例如車輛製造受到美國Tesla的挑戰、高級工業精密元件的生產受到其他亞洲國家的挑戰)、薪資已經僵固很多年、大企業不願意創新、新公司的數量下降、人民有不想創業的文化…。儘管我們經常提到工業4.0,但是在德國,也只是剛開始的階段,預估明年才會有更多的中小型製造業加入。但柏林的新創熱潮,無疑是德國亮眼的強心針。

德國政府從2007年開始,就以國家資金贊助大學校園,推動高科技研發技術與產品市場化,近年更開始延伸這個專案,讓數位經濟也加入,同時也開始資助非特定產業的新創計劃。此外,也將手伸到以色列等高技術含量的新創城市,邀請創業家透過與德國大學合作,提供研發與育成資金。

近年來,GSA的報告指出,新創對於政府的滿意度提升,無非是政府與政黨開始聆聽新創者的聲音,並給予重視與回應,儘管離改革還有很長一段路。而德國政府與台灣不同的是,他們補助大學的創業家教育(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而非大學的育成空間,更見台灣還停留在過去的思維上,應更加重視人才的培育而非硬體的補助。

此外,類似台灣資策會的德國公司PtJ,也是由政府出資成立,負責的業務主要是市場研究與政府資金管理。PtJ接受各級政府的專案資金,負責專案的放款與成效。不像台灣的法人機構,現今已經幾乎變成新創與創新的絆腳石,也無法反應新創的聲音,與市場脫節。此外,PtJ有市場研究團隊,精準的判定市場性,一切作業幾乎都是線上,不像台灣,政府提供給中小企業的創新補助,需要額外仰賴學者擔任評審委員,經常對申請團隊質疑奇怪的問題。

以PtJ的EXITS專案為例,該補助的設定目的,是為了釋放大學裡的高科技研究能量,讓它市場化。專案的補助標準可沒設奇怪的KPI,只是看創新度、市場性與可執行性(主要是團隊成員),經補助的研發成果,如非特殊需求,通常都是屬於研發者的。根據統計,有高達70%的新創在五年後依然存在。

而拖累新創發展的德國官僚文化,也是我們該引以為鑑的。讓新創人才與環境更國際化、創業的經驗值提升、培養出創業家精神、改善募資環境等,更是我們該優先著手、長久治本的地方。這一行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新創朋友一起,他們相當羨慕台灣有關心新創的國會議員、有蓬勃生長的新創力量、有熱鬧積極的新創社群、還有開始與新創溝通的政府,更認為台灣有機會,成為東南亞的新創中心。

我們,是不是那個也有潛力,但是不小心就被浪費掉的新創熱點呢?

本文出自:余宛如部落格

關鍵字: #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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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慧助手到自主代理:博弘雲端如何帶領企業走上 AI 實踐之路
從智慧助手到自主代理:博弘雲端如何帶領企業走上 AI 實踐之路

「代理式 AI 」(Agentic AI)的創新服務正在重新塑造企業對AI的想像:成為內部實際運行的數位員工,提升關鍵工作流程的效率。代理式AI的技術應用清楚指向一個核心趨勢:2025 年是 AI 邁向「代理式 AI」的起點,讓 AI 擁有決策自主權的技術轉型關鍵,2026 年這股浪潮將持續擴大並邁向規模化部署。

面對這股 AI Agent 浪潮,企業如何加速落地成為關鍵,博弘雲端以雲端與數據整合實力,結合零售、金融等產業經驗,提出 AI 系統整合商定位,協助企業從規劃、導入到維運,降低試錯風險,成為企業佈局 AI 的關鍵夥伴。

避開 AI 轉型冤枉路,企業該如何走對第一步?

博弘雲端事業中心副總經理陳亭竹指出,AI 已經從過去被動回答問題、生成內容的智慧助手,正式進化為具備自主執行能力、可跨系統協作的數位員工,應用場景也從單一任務延伸至多代理協作(Multi-Agent)模式。

「儘管 AI 前景看好,但這條導入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博弘雲端技術維運中心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宋青雲綜合多份市場調查報告指出,到了 2028 年,高達 70% 的重複性工作將被 AI 取代,但同時也有約 40% 的生成式 AI 專案面臨失敗風險;關鍵原因在於,企業常常低估了導入 GenAI 的整體難度——挑戰不僅來自 AI 相關技術的快速更迭,更涉及流程變革與人員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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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弘雲端事業中心副總經理陳亭竹指出,AI 已經從過去被動回答問題的智慧助手,正式進化為具備自主執行能力、可跨系統協作的數位員工。面對這樣的轉變,企業唯有採取「小步快跑、持續驗證」的方式,才能在控制風險的同時加速 AI 落地。
圖/ 數位時代

正因如此,企業在導入 AI 時,其實需要外部專業夥伴的協助,而博弘雲端不僅擁有導入 AI 應用所需的完整技術能力,涵蓋數據、雲端、應用開發、資安防禦與維運,可以一站式滿足企業需求,更能使企業在 AI 轉型過程中少走冤枉路。

宋青雲表示,許多企業在導入 AI 時,往往因過度期待、認知落差或流程改造不全,導致專案停留在測試階段,難以真正落地。這正是博弘雲端存在的關鍵價值——協助企業釐清方向,避免踏上產業內早已被證實「不可行」的方法或技術路徑,縮短從概念驗證到正式上線的過程,讓 AI 真正成為可被信賴、可持續運作的企業戰力。

轉換率提升 50% 的關鍵:HAPPY GO 的 AI 落地實戰路徑

博弘雲端這套導入方法論,並非紙上談兵,而是已在多個實際場域中驗證成效;鼎鼎聯合行銷的 HAPPY GO 會員平台的 AI 轉型歷程,正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陳亭竹說明,HAPPY GO 過去曾面臨AI 落地應用的考驗:會員資料散落在不同部門與系統中,無法整合成完整的會員輪廓,亦難以對會員進行精準貼標與分眾行銷。

為此,博弘雲端先協助 HAPPY GO 進行會員資料的邏輯化與規格化,完成建置數據中台後,再依業務情境評估適合的 AI 模型,並且減少人工貼標的時間,逐步發展精準行銷、零售 MLOps(Machine Learning Operations,模型開發與維運管理)平台等 AI 應用。在穩固的數據基礎下,AI 應用成效也開始一一浮現:首先是 AI 市場調查應用,讓資料彙整與分析效率提升約 80%;透過 AI 個性化推薦機制,廣告點擊轉換率提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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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為博弘雲端事業中心副總經理陳亭竹及技術維運中心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宋青雲。宋青雲分享企業導入案例,許多企業往往因過度期待、認知落差或流程改造不全,導致專案停留在測試階段,難以真正落地。這正是博弘雲端存在的關鍵價值——協助企業釐清方向,避免踏上產業內早已被證實「不可行」的方法或技術路徑,縮短從概念驗證到正式上線的過程,讓 AI 真正成為可被信賴、可持續運作的企業戰力。
圖/ 數位時代

整合 Databricks 與雲端服務,打造彈性高效的數據平台

在協助鼎鼎聯合行銷與其他客戶的實務經驗中,博弘雲端發現,底層數據架構是真正影響 AI 落地速度的關鍵之一,因與 Databricks 合作協助企業打造更具彈性與擴充性的數據平台,作為 AI 長期發展的基礎。

Databricks 以分散式資料處理框架(Apache Spark)為核心,能同時整合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料,並支援分散式資料處理、機器學習與進階分析等多元工作負載,讓企業免於在多個平台間反覆搬移資料,省下大量重複開發與系統整合的時間,從而加速 AI 應用從概念驗證、使用者驗收測試(UAT),一路推進到正式上線(Production)的過程,還能確保資料治理策略的一致性,有助於降低資料外洩與合規風險;此對於金融等高度重視資安與法規遵循的產業而言,更顯關鍵。

陳亭竹認為,Databricks 是企業在擴展 AI 應用時「進可攻、退可守」的重要選項。企業可將數據收納在雲端平台,當需要啟動新型 AI 或 Agent 專案時,再切換至 Databricks 進行開發與部署,待服務趨於穩定後,再轉回雲端平台,不僅兼顧開發效率與成本控管,也讓數據平台真正成為 AI 持續放大價值的關鍵基礎。

企業強化 AI 資安防禦的三個維度

隨著 AI 與 Agent 應用逐步深入企業核心流程,資訊安全與治理的重要性也隨之同步提升。對此,宋青雲提出建立完整 AI 資安防禦體系的 3 個維度。第一是資料治理層,企業在導入 AI 應用初期,就應做好資料分級與建立資料治理政策(Policy),明確定義高風險與隱私資料的使用邊界,並規範 AI Agent「能看什麼、說什麼、做什麼」,防止 AI 因執行錯誤而造成的資安風險。

第二是權限管理層,當 AI Agent 角色升級為數位員工時,企業也須比照人員管理方式為其設定明確的職務角色與權限範圍,包括可存取的資料類型與可執行的操作行為,防止因權限過大,讓 AI 成為新的資安破口。

第三為技術應用層,除了導入多重身份驗證、DLP 防制資料外洩、定期修補應用程式漏洞等既有資安防禦措施外,還需導入專為生成式 AI 設計的防禦機制,對 AI 的輸入指令與輸出內容進行雙向管控,降低指令注入攻擊(Prompt Injection)或惡意內容傳遞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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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弘雲端技術維運中心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宋青雲進一步說明「AI 應用下的資安考驗」,透過完善治理政策與角色權限,並設立專為生成式 AI 設計的防禦機制,降低 AI 安全隱私外洩的風險。
圖/ 數位時代

此外,博弘雲端也透過 MSSP 資安維運託管服務,從底層的 WAF、防火牆與入侵偵測,到針對 AI 模型特有弱點的持續掃描,提供 7×24 不間斷且即時的監控與防護。不僅能在系統出現漏洞時主動識別並修補漏洞,更可以即時監控活動,快速辨識潛在威脅。不僅如此,也能因應法規對 AI 可解釋性與可稽核性的要求,保留完整操作與決策紀錄,協助企業因應法規審查。

「AI Agent 已成為企業未來發展的必然方向,」陳亭竹強調,面對這樣的轉變,企業唯有採取「小步快跑、持續驗證」的方式,才能在控制風險的同時,加速 AI 落地。在這波變革浪潮中,博弘雲端不只是提供雲端服務技術的領航家,更是企業推動 AI 轉型的策略戰友。透過深厚的雲端與數據技術實力、跨產業的AI導入實務經驗,以及完善的資安維運託管服務,博弘雲端將持續協助企業把數據轉化為行動力,在 AI Agent 時代助企業實踐永續穩健的 AI 落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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