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宛如] 從產業荒漠到新創綠洲,「廉價」可以一直是柏林的誘因嗎?
[余宛如] 從產業荒漠到新創綠洲,「廉價」可以一直是柏林的誘因嗎?
2016.08.20 | 創業

柏林,歐洲大陸快速崛起的新創基地,扮演著僅次於倫敦的新創大本營。在十年前,柏林卻是荒漠一片,沒有產業,人口只有300多萬人,沒有什麼創新的商業模式,新的企業,也只是仿冒別人的商業模式而已,甚至有Clone Factory(複製工廠)之惡名。

但是在這十年內,知名的柏林創投Project A Venture、Germany Association,以及許多人,見證柏林的改變,柏林新創的數量、吸引到的投資、新VC的數量、大VC新設的辦公室…等,都快速成長,遠超過德國其他的城市。而2015年,柏林相較於其他歐陸城市,獲得的投資金額,已經來到第一名。

這個故事在德國不是第一次發生,很多年以前,對英國人來說,Made in Germany就跟Made in China一樣,德國製造曾經是一個劣質的代名詞,但是卻從谷底走出來,成為全球精工的代名詞,還成為全球第三大的貨品輸出國。德國從來都不怕落後,新創的浪潮也是,儘管柏林還是不如倫敦,但他們正在全力以赴、全面趕上。

柏林為什麼吸引新創?

柏林成為歐洲大陸的新創熱點,一開始是自然天成的。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的首都,柏林的生活成本較低,無論租金或食物等基本生活所需,都比其他的城市低,但是有很好的生活品質,而柏林沒有產業,所以新的歐陸移民幾乎只能在新創公司找到工作。此外,柏林的薪資,相較於倫敦、斯德哥爾摩等已經非常知名的歐陸新創熱點,相當低廉,於是吸引了來自歐陸、甚至矽谷的新創入駐。

根據Project A Venture的IR總監Holger所言,柏林除了較低的生活成本外,估值較低的新創公司、高比例的國際化員工、年輕的生態系、重複創業家的數量增加、創業家的品質提升、更高技術含量與創業的新創出現、投資環境改善、成長的天使投資數量,吸引了更多新的VC前來,變成了一個好的正向循環。

柏林新創變成一種社會運動

自發性的新創運動,也在各地風起雲湧,從柏林蔓延到德國各地。其中一個快速成長與擴大影響力的是Germany Startup Association(德國新創協會,簡稱GSA),一開始只是柏林新創協會、慢慢長大成為整個德國的新創協會,接下來將成為歐盟新創協會,辦公室將設在布魯塞爾。而參加GSA所定義的新創,必須要符合三個要件:公司的年齡必須要在十年以下 ; 商業模式或是技術必須非常創新 ; 已經或是準備讓業績有明顯的成長。

GSA的支持者,廣布校園、大企業與新創間。完全是公民組織,費用來自會員費以及企業的贊助,現有500名新創會員。GSA與歐盟合作,從2014年開始,每年做調查,出版歐盟新創調查報告(European Startup Monitor),了解每年新創的變化與動態,作為政策發展的依據。目前整個德國的新創數量約6000個,雇用了105,000的員工。雖然不大,但是他們認為新創是「The Industry of Future」。

一進到GSA的辦公室,「Germany Valley( 德國矽谷)」進入眼簾,自信與熱情在與我們會面的法務與政策溝通顧問Tobias臉上展露無遺。GAS的主要功能,就是代表新創,與政府溝通,改善過時的政策 ; 推動新創風氣,舉辦許多聯誼活動 ; 針對新創所需,規劃相關課程等。

圖說明

圖說: 余宛如與來自東南亞各國的新創家在德國參訪

創投進化成為降低新創風險的幫手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柏林的另類創投Project A Venture, 其出資者是來自柏林知名網路公司Rocket Internet,而許多夥伴是來自知名顧問公司麥肯錫或是BCG。Project A Venture是柏林率先投資早期與A輪的創投,初始投資的方式包括合夥、種子輪與A輪加速期。與其他創投不同的地方,Project A Venture有一大群team,不僅負責市場研究、也擅長幫助新創企業強化以資料數據為基礎的市場行銷能力、發展商業模式、開發IT系統與產品、以及招募人才、吸引新的投資人,幾乎等於一個新創孵化器。

Project A Venture的做法有好有壞,就是管理費與營運費比其他創投多出許多,所以他們必須保持高獲利。不過,他們也吸引到許多大型創投與他們合作。專注的主題包含電子商務與新市場、數位設備、提供企業的軟體解方以及數位醫療。Project A Venture的IR總監Holger直言,新創投要有思維,不然絕對無法與美國的大創投競爭,隨時會被市場淘汰。

創業家精神是長遠發展的根基

法規、資金與教育,是柏林面對新創發展的困境。事實上,德國的官僚文化、紙上作業的情況嚴重 ; 投資文化保守 ; 沒有典範級的新創、以及創業家精神不足,讓所有新創生態圈的參與者,都看到困境。根據GSA調查,新創所需的資金,與實際募到的資金,相差大約1億歐元,資金不足讓新創發展的動能不足。此外,德國保守的文化,讓投資新創並不普遍。

Tobias認為,美國有用退休基金投資新創,大學也可以投資新創,但是德國的法令卻不准,落伍的法令,也讓投資資金裹足不前。Holger也認為,在德國要帶新創IPO困難重重,大公司也比較沒有投資或是併購新創的文化。

此外,GSA也積極與政府溝通,推動「網路中立」、「資本利得減稅」、「實習生的最低保障薪資」、「創投法」、「歐盟一條鞭的新創資金市場」以及「新創的股票交易市場」…等。無論是投資方、新創方、教育方、政府方,大家似乎都看到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培育創業家精神?

但是…柏林被罵廉價沒好貨

為什麼創業家精神這麼重要?舉一個實例來談吧!儘管柏林新創是這麼這麼的活躍與亮眼,但是一位來自英國、在新創公司負責公關與品牌傳達的專家Shaun Kemp大大的打臉,他為文“How the Berlin startup scene is wasting its potential?”,直指柏林是「無階層組織、足球桌檯、滿地實習生與山寨企業的大陸」。

他的一位朋友跟他說:「在柏林,這裏的公司甚至不是真的公司」,一開始他也不懂,可是很快地他發現,「德國矽谷」在這裡是一種迷思。如果看看全球排名,前100名內唯一的德國網路公司,只有一家,而且是做阻擋廣告的軟體與服務。在柏林,看不到世界級的網路公司、看不到新創想要佔領網路領土,反而只看到想要快速獲利出場的新創。

他認為柏林新創公司無法成為世界級公司的原因如下:

-柏林還活在過去,落後國際級新創世界十年,數位經濟已經離他們遠去。

-柏林新創選擇模仿,而不是創新。

-柏林新創與裡面的決策團隊還是由男性主導,代表他們失去了大半的市場機會與人才。

-缺乏有經驗的員工,大部份的員工、甚至管理階層來自剛畢業的實習生。

-水平組織卻缺乏中間管理階層,更代表缺乏分層負責與溝通。

-水平組織也代表中間管理階層無力帶著他們的經驗參與管理,讓他們更沮喪。

-因為沒有分層負責的機制,所以事情總是拖延與開花。
-水平組織讓創辦團隊忙於執行,無暇思考創新的活動的專案。

更有瑞典的企業,因為成本的理由,而將公司搬到柏林,可是柏林有極好的潛力,不該只有廉價這個誘因,而浪費大好的潛力。德國政府有編列預算,支持大學院校提供創業家教育,但GSA的Tobias認為,創業家教育應該要從小學就開始。

反觀台灣,德國給我們什麼啟示?

在台灣,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德國其實跟台灣很相似:德國是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面對其他國家製造業升級的挑戰(例如車輛製造受到美國Tesla的挑戰、高級工業精密元件的生產受到其他亞洲國家的挑戰)、薪資已經僵固很多年、大企業不願意創新、新公司的數量下降、人民有不想創業的文化…。儘管我們經常提到工業4.0,但是在德國,也只是剛開始的階段,預估明年才會有更多的中小型製造業加入。但柏林的新創熱潮,無疑是德國亮眼的強心針。

德國政府從2007年開始,就以國家資金贊助大學校園,推動高科技研發技術與產品市場化,近年更開始延伸這個專案,讓數位經濟也加入,同時也開始資助非特定產業的新創計劃。此外,也將手伸到以色列等高技術含量的新創城市,邀請創業家透過與德國大學合作,提供研發與育成資金。

近年來,GSA的報告指出,新創對於政府的滿意度提升,無非是政府與政黨開始聆聽新創者的聲音,並給予重視與回應,儘管離改革還有很長一段路。而德國政府與台灣不同的是,他們補助大學的創業家教育(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而非大學的育成空間,更見台灣還停留在過去的思維上,應更加重視人才的培育而非硬體的補助。

此外,類似台灣資策會的德國公司PtJ,也是由政府出資成立,負責的業務主要是市場研究與政府資金管理。PtJ接受各級政府的專案資金,負責專案的放款與成效。不像台灣的法人機構,現今已經幾乎變成新創與創新的絆腳石,也無法反應新創的聲音,與市場脫節。此外,PtJ有市場研究團隊,精準的判定市場性,一切作業幾乎都是線上,不像台灣,政府提供給中小企業的創新補助,需要額外仰賴學者擔任評審委員,經常對申請團隊質疑奇怪的問題。

以PtJ的EXITS專案為例,該補助的設定目的,是為了釋放大學裡的高科技研究能量,讓它市場化。專案的補助標準可沒設奇怪的KPI,只是看創新度、市場性與可執行性(主要是團隊成員),經補助的研發成果,如非特殊需求,通常都是屬於研發者的。根據統計,有高達70%的新創在五年後依然存在。

而拖累新創發展的德國官僚文化,也是我們該引以為鑑的。讓新創人才與環境更國際化、創業的經驗值提升、培養出創業家精神、改善募資環境等,更是我們該優先著手、長久治本的地方。這一行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新創朋友一起,他們相當羨慕台灣有關心新創的國會議員、有蓬勃生長的新創力量、有熱鬧積極的新創社群、還有開始與新創溝通的政府,更認為台灣有機會,成為東南亞的新創中心。

我們,是不是那個也有潛力,但是不小心就被浪費掉的新創熱點呢?

本文出自:余宛如部落格

關鍵字: #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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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09 | 創新創業

「過去我們教育教導學生如何從數據中找出標準答案,但在生成式AI的時代,標準答案往往是最廉價的。」臺大EiMBA執行長李家岩一語道破了這波商業典範轉移的核心。他認為,當資訊獲取邊際成本趨近於零,企業的競爭優勢已不再是單純的「掌握資訊」,而是「如何設計讓 AI 與人共同創造價值的流程」。這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場正在被驅動的轉型。從課程設計的邏輯重組,到學生創業專題的實戰演練,臺大EiMBA正將校園打造成一個允許失敗、快速驗證的「人機共創實驗場」。

告別標準答案,當教授變成「學習架構師」

「我們不再只是教導知識,而是設計學習。」李家岩指出,臺大EiMBA的課程正在經歷結構性的轉變。現在的教授角色更像是一位「學習架構師(Learning Architect)」,他們的任務不是單向輸出,而是設計出高強度的挑戰與情境,讓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自然地將 AI 納入決策迴路 。

以今年新開設的「雙軸轉型與人工智慧」課程為例,這並非傳統的技術概論課,而是場關於商業邏輯的壓力測試。學生不再只是繳交一份靜態的商業計畫書,反而被要求運用生成式 AI 輔助設計商業模式畫布(Business Model Canvas),甚至利用Vibe Coding技術讓不懂程式語言的商管學生,也能透過自然語言與提示工程,快速生成互動式的原型與操作介面來模擬市場反應 。這項技術打破了傳統「文組企劃、理組執行」的藩籬,讓創意能即時轉化為可執行的程式碼。在這個過程中,AI 扮演的角色並非代筆的秘書,而是將概念具現化的加速器,以及最嚴厲的邏輯質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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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百分百用戶體驗暨品牌行銷中心負責人鐘紫瀕
圖/ 數位時代

「這是我在課程中學到最深刻的一課,」臺大EiMBA二年級生、寵物百分百用戶體驗暨品牌行銷中心負責人鐘紫瀕分享道。身處近200人新創組織的高階主管,她坦言最初員工對 AI 充滿敬畏,甚至恐懼被取代。但在 EiMBA 的課堂上,她發現 AI 真正的價值在於「攻防」與「鏡像」。「老師設計了一種『沙漏式』的提問邏輯,迫使我們把策略餵給AI後,必須面對它無情的反問。」鐘紫瀕回憶,「這個市場假設有數據支持嗎?」、「你的競爭壁壘在哪裡?」這種高強度的追問,都是AI在對學員提出的挑戰,迫使她必須思考得比AI更深、更遠。「以前我們忙著找答案,現在我們學會如何設計出『連 AI 都沒想過的好問題』。AI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思考邏輯上的盲點。」

數位孿生實戰,將「感覺」轉化為「數據決策」

除了策略層面的思維激盪,AI 在營運端的落地應用,更是讓許多直覺型創業者經歷了一場痛苦卻必要的轉型。臺大EiMBA一年級生、赤赤子設計師林宏諭對此感觸良多。

身處傳統服裝產業,過去他的經營模式多仰賴美感與經驗,「以前做決策就是憑感覺,甚至忙不過來時,連縫扣子這種小事我都自己跳下去做。」但在李家岩講授的「雙軸轉型與人工智慧」課堂上,他被迫面對冰冷的數據與流程,而這正是李家岩強調的「數位孿生(Digital Twin)」素養 。

台大EiMBA圖說一
赤赤子設計師林宏諭
圖/ 數位時代

在虛擬世界中建立一個與真實工廠或商業流程一模一樣的模型,利用AI進行模擬與預測,是現代智慧製造的核心。對林宏諭而言這意味著必須將腦中抽象的「職人經驗」轉化為AI讀得懂的 SOP。「那段過程就像是被老師架著刀子往前走,非常痛苦,」林宏諭形容,為了讓 AI 能協助優化流程,他必須把每一個步驟定義清楚,無法再用「大概」、「憑感覺」含糊帶過 。

雖然煎熬但成果是豐碩的。當感性的創意被裝進理性的數據框架後,林宏諭發現自己的決策不再是賭博,而是可被驗證的科學。「現在AI不僅幫我理清思緒,更像是團隊的外掛大腦。我開始能鼓勵員工使用AI釋放重複性勞動,讓大家能準時下班,去做更有價值的事。」這正是課程希望帶給學員的轉變,從「事必躬親的管理者」進化為「善用工具的跨域系統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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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EiMBA執行長李家岩
圖/ 數位時代

跨域共創,打破同溫層的「破壁效應」

如果說AI是另一位虛擬組團員那麼課堂上原本的同學們,就是來自多重宇宙的戰友。這裡匯聚了醫師、網紅、工程師、律師與傳產二代,如此多元的背景在AI的催化下,產生奇妙的化學反應。

李家岩特別提到了榮獲霍特獎(Hult Prize)肯定的「RiiVERSE」團隊。這個由臺大管院 EiMBA 與 GMBA 學生組成的團隊,成員涵蓋了時尚、行銷與創新創業等不同領域。他們利用舊衣回收再製技術,打造出循環經濟的生態圈。「這就是我們強調的跨域共創。」李家岩解釋,在過去,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溝通成本極高,但現在,AI成為了通用的翻譯機與黏著劑。

「AI不僅降低了技術門檻,讓文組生也能做Prototype,更讓理組生也能懂得商業敘事。」在這樣的環境下,創新不再是單打獨鬥,而是像RiiVERSE團隊一樣,結合理性與感性,共同回應全球永續(ESG)的艱鉅挑戰。

為了內心的狂熱,動手去做

然而,隨著AI涉入決策越來越深,一個核心問題浮現:在演算法能預測趨勢、生成文案甚至編寫程式的時代,人類領導者的價值還剩下什麼?「我們教的不是被AI取代,而是擴增智慧。」李家岩眼神堅定地說。他強調,未來的領導者必須具備三項關鍵特質:AI素養、跨域系統設計能力,以及科技人文的反思力 。

其中最關鍵的,是懂得界定「自主邊界(Autonomous Boundary)」。領導者必須清楚判斷:哪些決策該放手讓 AI 自動化?哪些時刻必須保留人類的溫度與價值判斷?「例如在智慧工廠中,AI 可以預測機台何時需要維修保養,但『什麼樣的風險可以接受』、『我們要解決什麼社會問題』,這些涉及價值觀的決策,永遠需要人類來定奪。」李家岩補充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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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百分百用戶體驗暨品牌行銷中心負責人鐘紫瀕(左)/臺大EiMBA執行長李家岩(右)
圖/ 數位時代

在李家岩眼中,真正的創新往往不是來自同類型人才的討論,而是從不同背景、不同世界觀的碰撞中誕生。「一個人能看到的只是片段,跨域合作才能讓問題完整。」他再次提到。對他而言,EiMBA 想培養的不是知道最多的人,而是能讓「各種智慧」一起工作的人。在AI與人類智慧並存的年代,領導者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掌握所有答案,而是打造一個能讓答案自然生成的組織環境。「未來需要的領導者是能整合技術與人、懂得跨域系統思考、也能『擇人(含機器人)而任勢』的人。」李家岩說,而這群充滿創業創新的管理者也將在未來商業戰場上奏出人機協作的新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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