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除了成績和學歷,台灣學生還剩下甚麼?」15歲周奕勳用程式語言找回學習的意義
「剝除了成績和學歷,台灣學生還剩下甚麼?」15歲周奕勳用程式語言找回學習的意義

「一開始只是想為妹妹寫個網頁。」周奕勳回想 6 年前妹妹剛出生,9 歲的他開始自學程式語言,就此意外地走出人生的另一條路。

周奕勳(Max)是誰?他曾因為找不到教育的意義,在學校和家中都被視為「就是不讀書的壞小孩」。但現年 15 歲的他,自行組隊到北京參加 AWS 技術峰會比賽、曾經在美國和中國拿到 3 個工程師的工作機會、還破格申請上位於矽谷的 Foothill 學院的獨特入學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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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奕勳受訪時,一件灰色的素色襯衫加上簡單的運動褲,配上稚氣未脫的笑容和削瘦的身材,很難把他跟那位去美國矽谷跟Google工程師暢聊程式語言的人物連結成同一個人。
圖/ 吳秉諭/拍攝

不適應傳統教育

「國一我是在一間升學率比較高的學校,父母希望我讀雄中(高雄中學)和台大。」周奕勳回想那段備受學校和父母期望壓力的日子,「老師有『不讀書就是廢物』的觀念,雖然我段考念到校排前 50,但段考完我就不知道自己幹嘛讀書。」老師和父母重視的「前 50 名」對他來說卻不具意義,漸漸地,他開始把時間從「為了考試而讀書」挪到自己想學的項目上頭,成績也因此下滑。

「台灣很多學生都會按照著父母的期望;被期待進入好高中、進去高中之後,又按照著父母的期望考上好大學,接著是好的研究所或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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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吳秉諭/拍攝

雖然感受到來自家庭和學校的壓力,但他還是堅持要把時間花在更感興趣的程式語言和寫網頁上。在一次的機緣,他得到前往台大教授葉丙成工作坊實習的機會。在那裡沒有看不起他的人,而是讓他對自己的能力有更高的自信,甚至在存下一些錢之後,他毅然買了機票,飛往耳聞已久的矽谷。

追求創新與相信人才的矽谷文化

今年 4 月第一次前往矽谷的周奕勳,被矽谷的生命力狠狠的震懾了一頓,雖然只是短短的兩個禮拜,他卻覺得在矽谷看見了真正的自己。在這兩周,他去了 Google 和 Facebook 總部參訪,英文只有基本程度的他,進步到能跟美國人對談閒聊。更重要的是他發現,「在美國,放眼望去都是各種名校畢業生,但他們不會因為自己的學歷而自豪。」脫下了學歷的壓力,周奕勳彷彿可以重新呼吸。「在矽谷,不管你現在有沒有成就,你以後都有可能創業成功,矽谷人都會勸你放手一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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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吳秉諭/拍攝

在第二次矽谷行中,和周奕勳巧遇的簡有成,是一位隻身前往矽谷的台灣人,看到周奕勳積極地用不怎麼流利的英文四處找人攀談,深受感動。「有一次他從舊金山打給我,說他一個人在那裡跑了十幾家銀行,終於有銀行肯讓他辦金融卡。」簡有成覺得非常神奇,明明才 15 歲的年紀,又是短期居留,竟然申請得到卡?「但他就是做到了。」

回台之後,周奕勳想將矽谷所學所聞分享給家鄉,就這麼跟幾位有志一同的國高中生聯合成立了 Silicon Trip 團隊,招募對寫程式和矽谷文化有興趣的台灣學生,與他們分享矽谷的點點滴滴。周奕勳說:「比起分享專業,我更希望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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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吳秉諭/拍攝

勇於犯錯並處理錯誤

兩次與周奕勳一同前往矽谷,既是朋友又是帶領者角色的薛仲翔, 2015 年在高雄行動科技應用開發者年會中認識周奕勳,也看出了周奕勳的潛力:「比起能力,我更看重他的態度。」薛仲翔說:「第一次去矽谷時,SIM 卡我早就辦好了。」本來也想幫周奕勳辦 SIM 卡,但當時英文還相當生疏的周奕勳卻毫不猶豫自己去線上蒐集資料,最後甚至找到比薛仲翔還便宜 5 美元的 SIM 卡。

「雖然他花了太多時間,但這種大量蒐集並消化英文資訊的能力是非常難得的,我到了研究所才真正學會,15 歲的他竟然就已經練就這種能力。」薛仲翔感到非常驚訝。

此外,他對於周奕勳勇於犯錯,對創業、程式語言的熱誠也印象深刻。薛仲翔笑道:「所以我也會毫不猶豫的鞭策他。」例如 Silicon Trip 籌辦時,出現成本過度理想化、籌備過程宣傳太晚導致報名人數太少等問題,薛仲翔說:「不過這也是因為他還年輕,經驗不多,這樣的錯誤也在期待之中,我也不會全部提醒他,有些跤要讓他自己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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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吳秉諭/拍攝

「走出自己的路」

後來,周奕勳參加北京 AWS 技術峰會比賽,又在台灣申請上美國 Y Combinator 新創學校(Startup School)課程,於 2016 年 9 月二度前往矽谷。

已經從高中休學的周奕勳,目前擔任台灣一間 App 開發公司的實習全端工程師。「請不要把我寫成自學程式語言的人。」在訪問的尾聲,他忽然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原本以為是謙虛,但他卻語重心長的表示,不想再把自己自學的這條路打造成另一條「循規蹈矩」的路。「很多人都會問我,去美國或去哪裡實習的秘訣。」他其實很反對這類問題,因為就如同按照傳統教育不一定會成功一樣,他認為依循他的路去走,結果也未必相同。

「方法正確與否只看方向對不對,不是別人有沒有做過。」

「剝除了成績和學歷之後,我們學生還剩下甚麼?」這是周奕勳不斷追求的解答,也是他認為每一個人都該問自己的問題。

Max歷史圖
圖/ 吳秉諭/拍攝、後製

(校稿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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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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