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在一起孤獨：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結論：必要的對話〉，作者為麻省理工學院（MIT）科技社會研究教授雪莉‧特克。研究心理學三十年的雪莉‧特克將網路文化的兩大趨勢在過去十五年中的新變化、新發展進行新的詮釋，當科技能以機器人建立親密關係，又透過網路讓朋友圈一下子拉近時，人們彷彿同時成為了社交達人與孤獨患者。本書帶領我們思考，要如何享受資訊技術帶來的便利、又能擺脫資訊剝奪的親密感？
症狀和夢想
由於我們提防彼此，機器人同伴的概念便帶來一種掌控感，猶如受歡迎的代用品。我們允許自己接受無報答的愛的安慰—因為沒有機器人會用愛回報我們。同樣的戒慎也標明我們的網路生活。在網路上，我們很容易想要掌控我們的連結、測量我們可跟多少人聯絡上。事情進展快速。一位律師明智地說：「當客戶的會議我無法到場，我寄電子郵件通知。」再走五步，同一條走道工作的同事便不再想跟彼此碰面或講電話，這可解釋為：「簡訊比較有效率」或「我會在臉書寫點東西」。
隨著連結的文化開花結果，我們又夢想社交機器人。明明連結了，卻備感寂寞的我們，寄給自己一張科技的情人卡。如果線上生活嚴厲而愛評斷人，機器人會永遠站在我們這邊。機器人同伴的概念既是症狀，又是夢想。一如所有心理症狀，它遮掩了一個問題，「解決」它卻未處理它。機器人可提供陪伴，並遮蔽我們對於太過冒險的親密的恐懼。另一方面，機器人也流露我們的夢想：我們想要可以掌控的關係。
症狀帶有人們唯恐多到不堪負荷的知識。為完成工作，症狀會掩蓋這個知識，讓它不必每天被面對。因此，覺得常在挨餓，比承認你的母親沒有養育你來得「容易」；被超市排隊人龍激怒，比處理配偶沒給你想要關注的感覺來得「容易」。當技術成為症狀，它會切斷我們和真正難題之間的聯繫。
經過治療，症狀就會消失，因為它已變得無關緊要。病人更有興趣了解症狀遮掩了什麼—明明稀鬆平常，卻為症狀扭曲了表現的想法和經驗。所以當我們把技術當成症狀和夢想檢視時，便是將注意力從技術移開，轉向我們自己。一如梭羅可能會問的：「我們在哪裡生活，又為了什麼而活？」凱利認為「親技術」（technophilia）是我們的自然狀態：我們喜愛我們的物體，跟著它們走。我要稍微修訂他的洞見：我們喜愛 我們的物體，但著迷是有代價的。
精神分析的傳統教導我們，所有創造力都有其代價—這個警語亦適用於精神分析本身。對精神分析師羅伯特．卡普（Robert Caper）來說，「分析這一行的過錯不在於我們試著讓事情更好，而在於我們不允許自己看到它的代價和限制。」為闡釋他的論點，卡普重溫伊底帕斯的故事。傳統上對於這個故事的理解是：伊底帕斯係因追尋知識而受到懲罰—特別是有關雙親的知識。卡普則認為他是因其他事情而受罰：他拒絕認清知識的限制。這與技術的相似處十分明確：我們犯錯不是因為試圖打造新的技術，而是因為不允許自己思考技術破壞或削弱了什麼；我們陷入麻煩不是因為發明，而是以為發明能解決一切。
成功的分析攪亂一池春水，但短空長多；它學習沿路修補。我們會秉持謹慎、反省的精神繼續前進。認清限度、停下來進行修正、原路 折返—這些都位於精神分析倫理的核心。用類似的方法處理技術，能把我們從技術樂觀或絕望的死板敘事中解放出來。想想這會如何調整凱利「親技術」的論點。凱利提到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他在1990 年初次見到四十呎高的發電機時，簡直欣喜若狂。亞當斯認為那是 「無限的象徵，是表現出道德力的物體，就像早年基督徒感受十字架那樣。」凱利相信亞當斯想和發電機合一的渴望預示了現在凱利對網路的感觸。如前文所見，凱利想跟網路融為一體，尋找那「美好的屈從」。凱利繼續說：
我發現自己受惠於網路的滋養。它是堅定的施主，不離不棄。我用我顫動的指頭愛撫它；它撩撥我的欲望，像個愛人……我想永遠淹沒在它深不可測的豐饒。留在那裡。繾綣在它夢幻的懷抱。任網路擺布就像（澳洲）原住民的荒野流浪。夢想撫慰人心的不合邏輯支配一切。作夢的時候，你會從這一頁，這一個想法，跳到另一頁，另一個……網路的白日夢觸動了我的白日夢，喚醒了我的心。如果你可以真心愛一隻貓—但那可沒辦法指引你陌生人的家怎麼走—為什麼不能愛網路呢？
凱利將連結性視為或可緩和我們最深的恐懼—寂寞、失去和死亡，這令人欣喜若狂，但連結性也會讓我們不再鍾愛那些一直支持我們的事物—例如我們賦予面對面人際接觸的價值。強調人生悲喜的精神分析 可幫助我們聚焦於人類對話的明確性。凱利為網路無限知識的希望，它「深不可測的豐饒」神魂顛倒。但伊底帕斯的故事提醒我們，那種狂喜代價慘重；那通常意味你忽略後果。
伊底帕斯也探討了「得到你想要的」和「得到你以為你想要的」之間的差異。技術給予我們愈來愈多我們自以為想要的東西。今天，看著社交機器人和數位化的朋友，我們可能以為自己想要的就是時時保持聯繫和永不孤單，無論我們聯絡的是誰或什麼東西。我們可能以為自己想要的是薄弱連結的優點、鞏固線上交友基礎的非正式網絡。但如果多加注意我們以為自己想要的東西所帶來的實質後果，或許會發現我們真正想要的東西。我們或許想要一些平靜和孤獨。如梭羅所說：我們或許想過得不那麼「濃厚」，而等待較不頻繁但有意義的面對面交流。用十指或只用拇指打字打了好幾個小時後，我們可能發現自己想念人類的聲音。我們或許覺得跟機器人下棋不錯，但機器人畢竟不適合聊家人或朋友的事。機器人或許有需求，但要了解欲望，語言和肉體皆不可少。於是我們也許會判定：要進行這些對話，對話的另一方必須憑親身經驗了解出生的意義，擁有爸媽和家人、渴望成熟的愛和（或許）生個孩子，以及預期死亡的意義。當然，無論凱利在網路上發現多遼闊的「荒野」，我們都不能任憑虛擬卸除我們管理自然的責任—不會因電力中斷而消失的自然。
我們正讓一切與我們漸行漸遠。儘管如此，我們在情感上仍依賴網友，並對設計者聲稱快要準備好愛我們的機器人。而勇敢的凱文．凱利說出其他人怯懦得不敢承認的事實：他戀上網路了。那已經成了既性感 又理想化的事物。我們究竟一起在人生錯過了什麼，使我們寧可一起孤單地過日子？如前文所說，一代接著一代，每一樣新問世的技術都會促使我們問：它對我們人類是否有用，而這個問題又引我們重新思考，什麼叫作對人類有用？
（以下刪略）
充分的情感
當機器人專家主張機器人可以發展出情感時，他們從確立所有思想的物質基礎著手，再逐步衍伸。例如羅德尼．布魯克斯指出，透過在機器人的計算機碼（computer code）設定一個數字，也許就能賦予它「悲傷」的感覺。對他來說，這種悲傷會跟人類感受的悲傷類似，因為「人類等級的悲傷基本上不也是個數字嗎，就各種神經化學物質在大腦流通的量？為什麼機器人的數字就該不及人類真實？」
基於我臨床醫師的訓練，我傾向反對機器人的「數字」與情感的關連性，因為人類擁有某種機器人沒有的東西：人類的身體和人類的生命。 要住在我們的身體才能設定我們人類的「數字」。我們的情感與一條發展路徑息息相關—從童年的依賴到愈來愈獨立—而我們也在後來的幻想、期望和恐懼中體驗到早期依賴殘留的痕跡。布魯克斯說到要給機器人「悲傷」的情緒，再幾個月，我就要送女兒去念大學了。我既難過又興奮。機器人要怎麼「感受」悲喜交織呢？它的「數字」為什麼「想要」 這樣呢？
布魯克斯的女弟子辛西亞．布瑞琪爾另闢蹊徑，主張：如果你用心把那視為一種新的類別，才有機器人的情緒這回事。貓有貓的情緒，狗有狗的情緒；它們彼此不同，也跟人類的不一樣。布瑞琪爾說，將貓狗的情緒視為「真實」、「可信」，我們毫無疑義。而現在，機器人將有機器人的情緒，也只屬於它們自己的類別，因此同樣「真實」、「可信」。對布瑞琪爾來說，只要讓機器人的情緒自成一類，就沒有必要比較。我們該尊重有情緒的機器人「不一樣」，一如我們尊重所有多元性。但這個論點是將真實性和「自成一格」（sui generis）混為一談。機器人的情緒表演也許有它自己的類別，並不代表被表演的情緒是真實的。何況機器人也沒「有」我們必須尊重的情緒，是我們打造機器人去做一些讓我們覺得它們好像有情緒的事情。我們的反應是它們的設計模板。
無論以唯物主義或類別來討論機器人情緒的問題，最後我們都會左右為難。我們該問的不是機器人是否有情緒—這到頭來會歸結於不同領域的人要如何定義情緒—而是我們想跟機器建立何種關係。我們為什麼想要機器人表演情緒呢？
（以下刪略）
禁忌的實驗
在那群五年級生思考祖父母的機器人同伴、納悶「我們不能找人做 這些工作嗎？」之際，他們知道自己在問：「『照顧』不是我們爸媽的工作嗎？」甚至於：「如果我們變得『行動不便』，會有人照顧我們嗎？」 我們思考未來的機器人，就是徹底思索我們對彼此的責任。我們為什麼希望機器人照顧我們？我了解在戰場上、太空中和就醫時有機器人作伴的優點。我了解機器人在危險工作環境有多實用。但我們為什麼如此熱衷於「照顧」呢？對我來說，這看來違反道德規範，是「禁忌的實驗」。
但不是每個人都這麼看。有些人認為發展會照顧人的機器是簡單的常理。六十歲的波特最近失去久病的妻子。他認為，如果機器人幫手「能夠做那些粗重的工作，人類護理師也許更有空間照顧較私人而情感面的事」。但往往，關係的深淺繫於投入的時間。我們知道我們花在照顧孩 子、為他們做最基本事情的時間，奠定了關鍵的地基。在這塊土地上，孩子深信自己無論如何都會被愛，而照料他們的我們也肯定自己關愛的能力。病人和長者也應相信這樣的基本信任。當我們付出這些時，我們成為更完整的人。
支持委託機器人執行照顧工作最常見的理由，著眼於接受照顧者會覺得「相等」的事。這個論點最常用於癡呆患者，因為他們不會知道人和機器人的差別。但我們其實不清楚能力受損的人是如何感知人類的聲音、臉孔和觸摸的。提供人類照顧的代替品，也許一點也不「相等」。 況且，把曾是「愛的勞動」的事情委託出去，會改變委託的人。當我們拋下照顧的「負擔」，我們便開始放棄人類該彼此照顧的契約。那個想要用液壓手臂幫她抬起臥病母親的女兒，希望母親待在身邊。對那個女兒來說，最後的照顧時光，是她和母親最重要的共享。如果我們剝除這些事情，就有變粗俗、被簡化的危險。而如果你有了長輩機器人和護理機器人，保母機器人又有何不可？
為什麼我們想讓機器人成為孩子的同伴呢？如前文所探討，孩子跟社交機器人的關係，與孩子跟洋娃娃的關係截然不同。孩子不會試著模仿娃娃的表情，孩子會把人類的表情投射到娃娃上。但已經有人設想的機器人保母，看來也許跟人類太過神似而使孩子把它當成榜樣。這會引發嚴重的問題。人類能做出無限多的聲音變化和臉部表情，那來自其他人，我們學習如何在對話中傾聽和順應彼此，我們的眼睛會在產生興趣時「亮起來」，而在憤怒或焦慮時「變暗淡」。我們會辨識出其他展現這種變化的人，跟他們的相處也最舒坦。我們也會辨識出沒有展現這種變化的人—自閉或亞斯伯格症患者—但相處就沒那麼自在。把機器人視為榜樣的孩子會有何種發展不得而知，也許會招致災難。人類需要為人類的觸摸、臉孔和聲音所環繞。人類必須由人類撫養長大。
有時，在我表明這個論點的時候，會有人反駁說：就算如此，機器人還是可以幫孩子做「比較簡單」的工作啊，例如餵他們吃東西和幫他們換尿布。但被機器人餵四季豆的孩子將不會把食物跟人類的陪伴、說話和休憩聯想在一起。吃東西會和情緒的滋養分開。由機器人換尿布的孩子不會覺得他們的身體比其他人類珍貴，我們為什麼要考慮這樣的風險呢？
有人會說，我們已經完成一項禁忌的實驗，把自己當成毫無掌控力的實驗對象，也已獲得不愉快的發現：我們用以前從未連結過的方式連結，而似乎已在過程中傷害自己。2010 年一項針對過去三十年裡一萬四千名大學生的資料分析顯示，自2000 年以後，年輕人對其他人的興趣大幅降低。例如今天的大學生就遠比過去不可能說出設身處地、感同身受是彌足珍貴的事。這項研究的作者認為學生缺乏同理心和線上遊戲及社交網路的普及關係密切。網路連結可以給你深刻的感受，而你只需要面對你在遊戲世界或社交網路見到的那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即可。年輕人似乎不覺得需要面對更多，久而久之，他們也失去那種意願。我們或許可以說，全神貫注於他們「加的朋友」，孩子已不再對友誼感興趣。
很多心理治療師跟我說到諮商室裡出現愈來愈多魂不守舍、且看似不知最基本禮貌的病患，上述發現就呼應了他們的印象。這些病患以目的為導向、塞在他們的媒體裡，幾乎毫不注意他們身邊的人。對於其他人，他們只尋找有用的東西，他們「角色扮演」簡單世界的回音。他們的冷漠並不具侵略性，他們似乎只是不明白意義何在。
（以下刪略）
《在一起孤獨》的敘事描述了一條弧線：我們對科技的期望日高，而對彼此的期望日低。這將我們置於一場超級風暴的平靜中心。不知所措的我們，被看來低風險且永遠唾手可得的連結所吸引：臉書的朋友、分身、網路聊天室的夥伴。如果便利和掌控繼續名列我們的優先事項，我們一定會受到社交機器人的誘惑，而就像吃角子老虎機前的賭客，我們可望獲得設計好的刺激，恰好足夠把我們留在遊戲裡的刺激。在機器人的時代，我們必須擔心：關係的單純化和簡化，已不再是我們抱怨的事情，反倒可能變成我們期待，甚至渴望的東西。
在這本書中，我談論的是我們的脆弱，而非我們的需求。需求意指我們必須擁有某樣東西，脆弱的概念則留下許多選擇的空間。我們永遠有不那麼脆弱、繼續進化的空間。我們並未受困，而是要一起向前走—所有世代一起—我們必須欣然接受我們的複雜情況。我們已經發明鼓 舞人心、提升生活水準的科技，只是也允許自己被科技貶低。愛一部機器，或被一部機器愛的可能性，改變了愛可能的面貌。我們知道年輕人受到誘惑，他們是這樣被拉拔長大的。而已經明白愛的陰晴圓缺的人，一定可以給他們更多。
我們值得更好的事物。只要不斷提醒自己，是我們決定如何讓技術保持忙碌，我們一定會過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