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軟體工程師都跑哪裡去了?
台灣的軟體工程師都跑哪裡去了?

台灣的軟體工程師都跑哪裡去了?這是一個困擾我很多年的問題。台灣有那麼多的資訊相關科系,每年有那麼多的畢業生,但是我們公司要找軟體工程師的時候,卻總覺得很難找。我原本以為是我們公司小,所以有些軟體工程師不願意來上班,但是我問了一些在大型軟體公司工作的老闆或是高階研發主管,他們也是一直在抱怨,說很難找到好的軟體工程師。我們只是依稀的知道,有很多的軟體工程師跑到硬體公司上班去了,但究竟為什麼會這樣?我一直搞不懂,而我那些軟體業的朋友們也搞不懂。

直到最近,我為了找軟體工程師到我們公司開發機器學習相關產品,才突然對這件事情有了更深一層的領悟。

該找資深專家還是畢業生?

最近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這個議題實在太紅了,所以我就像大部分的公司老闆一樣,心裡有很強的焦慮感。我原本打算用高薪僱用一個熟悉這個領域的工程師,先來研究如何將機器學習技術應用在我們的產品上面。結果我問了一些專家,他們都說這個領域最近的發展很快,資深工程師往往反而不了解,所以要找就乾脆找一些剛畢業的、在學校學過機器學習相關課程的資訊系畢業生。

但是我們在網路上刊登的求才訊息放了一個多月,一直都沒有什麼好手來應徵。我又去問了一些朋友,才知道機器學習這個議題真的實在太紅了,所以大部分剛畢業的好手都被硬體公司用高薪網羅了。

於是我就開始在網路上找資料,自己研究機器學習技術。結果我研讀了一、兩個禮拜,發覺這個領域雖然在最近有著長足的進步,但基本原理跟二、三十年前沒有什麼大改變,像是Neural Net、Convolution、Recursion、Machine Learning等等,都是我以前就很熟悉的技術與概念,感覺上就像是跟二、三十年前認識的老朋友重逢一樣,非常的親切。

於是我轉念一想,既然這些基本觀念我都懂,只是不熟悉一些新的機器學習開發工具而已,那我為什麼不花個五十萬台幣外包,請幾個資訊系在學的大學生或是研究所學生,花兩、三個月幫我們把開發環境架設起來,然後再由我們公司現有的資深軟體工程師接手就好了?而對接這個外包案的學生們來說,五十萬台幣也許是一筆大錢,但對我們公司來說,這比起我們自己花一百萬年薪請個菜鳥工程師來做開發,至少可以省五十萬台幣以上。

但想來機器學習真的是太紅了,所以過了一兩個禮拜,我們開價五十萬台幣要找人外包的事情也還是沒有進展,一直沒有辦法找到合適的人選。萬般無奈之下,我只好自己買了一本書,嘗試自己架設做機器學習產品開發所需要的軟體開發環境,像是Python、TensorFlow、 Keras等等。

沒想到,我自己花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就很順利的把這些開發環境架設起來了。而我自己用一些零散的時間寫一些程式,居然也在兩個禮拜內取得了不少進展,至少,我們已經證明了我們原先的產品設想是可行的。

我心中得意非凡,不但在實驗上得到了很多的樂趣與成就感,同時也覺得又省下了五十萬台幣。

當資訊相關科系畢業生去硬體公司當軟體工程師

所以仔細想想,一個剛畢業的資訊相關科系學生,到硬體公司上班一定比來我們公司上班幸福多了。台灣大多數的硬體公司都很有錢,花得起高薪請工程師。而硬體公司的老闆通常每隔幾年就要像發燒一樣,決定大舉投資軟體業,同時接受媒體訪問,說台灣的未來在軟體,不在硬體。然後他們在網際網路剛興起的時候投資網際網路軟體公司,在APP當紅的時候轉投資APP軟體公司,在雲端運算紅的的時候轉投資雲端運算軟體,在大數據當紅的時候轉投資大數據軟體公司,而現在AI機器學習正紅,他們當然也要轉投資AI機器學習的軟體公司。

軟體工程師在大型硬體公司的軟體部門或是轉投資軟體公司工作,即使位階不高,也經常會有機會跟郭台銘、施振榮、林百里、施崇棠這種國際巨星等級的大老闆開會。在會議中隨便亂講也不會有事,因為那些硬體大老闆們通常不會懂這些軟體工程到底是在講什麼,他們只能不斷的點頭微笑,然後轉頭跟媒體記者們說,就是因為他們不懂軟體,所以更要給這些軟體工程師很大的創新與犯錯的空間。

而軟體工程師到我們這樣的中小型軟體公司上班,就只能跟我這種名不見經傳的老闆一起開會,而且對於技術的事情不能亂講。如果亂講,就算我能忍住不罵人,也很難忍住不發笑。

硬體公司的大老闆通常對軟體工程師很大方,他們給高薪,通常還會覺得很划算,因為這些軟體工程師帶來了一些他們公司原本沒有的技術,感覺上就是很厲害,邊際效益很高;而軟體公司的老闆通常對軟體工程師比較小氣,他們給薪水,通常都還要考慮軟體工程師本身的能力,他們只願意給有能力的軟體工程師高薪,而不願意給平庸的工程師高薪。

是好萊塢的龍套還是本土劇的天王?

軟體工程師到硬體公司上班,就像是台灣的演員參與美國好萊塢年度大片的拍攝一樣,不但薪水高,而且有算只是擔任個小配角或臨時演員、戲份不重,也會有機會跟國際巨星說上幾句話。就算他們的演技不好,國外的觀眾也會以為華人講話的表情天生就是這樣。

而軟體工程師到軟體公司工作,就像是台灣的演員在本土連續劇中演戲一樣,就算演的是主角還是第一男配角,也沒有什麼好向親朋好友炫耀的。而如果在戲中台語發音不標準,馬上就會被導演跟觀眾罵。

當然,雖然台灣的大型硬體公司在過去三十年來不斷的投資各種軟體事業,但他們好向也從來沒有做出過什麼偉大的軟體產品,也沒有拆分出什麼偉大的軟體公司。硬體大老闆們的軟體熱,通常過了幾年就自然退燒了。現在他們早已經忘了那些關於網際網路、APP軟體的投資,而對於雲端運算與大數據好向也沒有那麼熱衷了。

於是那些到大型硬體公司上班的軟體工程師,通常在五年、十年之後就會失寵,然後就會出來找軟體公司的工作,但是他們往往期望很高的薪水,卻只能做一些很基本的軟體開發工作,他們在硬體公司工作的那些年,軟體技術往往沒有什麼長進,甚至可能退步了。而原來他們所熟悉擅長的先進技術,通常也退流行了。

找那些在大型硬體公司工作多年的軟體工程師到軟體公司工作,就像是找那些在好萊塢大片中當過臨時演員的華人回來演本土劇一樣,總會覺得哪裡怪怪的。

所以說,一切都是非常合理的。台灣許多的軟體公司找不到合適的年輕工程師,而台灣許多的軟體工程師在中年之後遇到職涯瓶頸,這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可以解釋的。

只是在這所有合理的現象之下,我還是找不到有能力的年輕軟體工程師來幫我們公司開發機器學習相關產品,我還是必須跟幾個現有的資深工程師自己搞。

這實在很不合理啊。

關鍵字: #工程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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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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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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