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海投資半導體,兩好球兩壞球
鴻海投資半導體,兩好球兩壞球
2019.06.10 | 策略

近來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全力參選總統,並表示不再擔任鴻海董事長,鴻海將在6月21日的股東會中,選出新的董事會成員,至於董事長大位人選,目前則傳出是由負責半導體事業部的總經理劉揚偉擔任。

不過,這篇文章並不打算討論鴻海董事長人選是誰,畢竟6月21日大家就會揭曉。在此我想討論的是,過去郭台銘希望「製造的鴻海」轉型為「科技的鴻海」,半導體事業是否可以成為未來關鍵的轉型方向?如果真的如此,鴻海原來業務是以電子零組件及組裝代工為主,未來投入半導體業,將有那些機會與挑戰?

鴻海投資半導體產業的兩大機會

根據日經新聞去年底的報導,鴻海集團與夏普在中國廣東省珠海市計畫興建半導體基地,投資規模達90億美元,預計從2020年開始動工。新廠將生產超高畫質8K電視和相機影像感應器晶片組,以及其他工業用或連線裝置用的感應器晶片。

據了解,時隔半年,鴻海的這個建廠計畫仍持續進行,延攬業界好手的動作也沒有停下來,顯然鴻海投入半導體並非只是說說而已。我的判斷是,

鴻海投資半導體產業有兩個明確的理由,第一是半導體產業成熟了,第二是中國全力推動半導體業

首先,半導體產業成熟了,摩爾定律已走到極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即使先進製程還會繼續朝7奈米、5奈米及3奈米等發展,但能夠切入這種高階製程的公司少之又少,至於8吋廠及製程不那麼先進的12吋廠,如今在技術、營運及設備等都已趨於成熟。

根據過去的經驗,當一個產業成熟了,往往就是鴻海切入的時機點,因為鴻海最強的就是大量生產、靠規模經濟賺錢,因此當成熟產業落到鴻海手中,就能夠做到最有效率、最便宜,讓競爭者無法超越。此外,半導體的高毛利挹注,可以對鴻海長期的低毛利有很大的提升效果。 鴻海選擇切入半導體產業,最初應該是基於這種考量。

第二個因素則是中國。如今,全世界大概沒有人不知道,美國和中國在打架,而且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科技戰,就直指半導體零組件,因此,中國要用盡所有資源與力氣發展半導體,以對抗美國的全面封鎖。鴻海投資半導體廠,就是在這種大環境的氛圍下,取得政策獎勵補貼及珠海政府出錢出力等支持。

其實,鴻海富士康一直是中國外銷出口創匯的最大集團,當美中科技戰已演變到今天的半導體對抗賽時,中國宣示要朝半導體方向轉型,鴻海怎麼可能不遵循政策走?更何況,相較於那麼多投入半導體業的中國公司,鴻海過去累積的人才、經驗及客戶關係,都比其他人擁有更佳的優勢,做成的機會也會高很多。

貿易戰為半導體投資再添變數

不過,有機會當然就會有挑戰。鴻海若投入半導體業,一定也會遇到很多考驗, 我認為至少會有兩個。

首先,鴻海擁有許多大咖的代工客戶,目前鴻海想做的半導體生意,比較像是鴻海對代工客戶一條龍垂直整合服務的一環,也就是說,若鴻海客戶(例如蘋果)有半導體產品需求時,鴻海就協助其設計或生產,以此爭取更多客戶訂單,讓鴻海代工的產品,不要都是「毛三到四」的業務。

但是,若鴻海確定要以此模式切入半導體產業,勢必會衝擊原來的產業生態,打擊到原來包括IC設計及晶圓代工廠的生意,如此樹敵太多,鴻海的攻擊戰線拉長,初期會很辛苦。

除非,鴻海的客戶已能自己設計IC,委託由鴻海進行代工生產,如此來自原有產業界的阻力可能會小一點。不過,這種可能性並不高,因為大客戶想自己做的一定是高附加價值的品項,若是成熟產品,還是採用專業IC設計商的方案為主。

此外,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愈演愈烈,未來美國、中國分裂為兩大系統,供應鏈很可能也要跟著壓一邊,若供應商分裂成兩大陣營,這讓過去可以同時供應歐美及中國客戶的台灣廠商,會感受到很大的不確定性,也把鴻海原本「中國生產、服務全世界」的如意算盤全部打亂。

因此,未來鴻海投資半導體業,勢必要到全球各地去設廠,在中國投資的廠房,恐怕只能做中國客戶的生意,至於要服務歐美客戶,設廠地點一定在中國以外,這對鴻海目前集中在中國生產的管理模式,也需要重新調整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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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科技創新守護海洋!犀牛盾以循環創新思維破解塑膠危機、賦能永續未來

全球每年約生產4億噸塑膠垃圾,只有不到10%有被回收,其中約有1100萬至1400萬噸最終流入海洋。在十分有限的回收量中,約 8 成來自相對單純、流程完整的寶特瓶回收;反觀,同樣是高頻消費品的手機配件,回收率卻不到 1%。這個現象,對長期從事材料研究的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來說,是他反思事業選擇的開端,也是突破的轉捩點。

「手機殼產業其實是塑膠產業的縮影!」他在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的專題演講上直言。手機殼本質上類似一種快時尚商品,每年有超過十億個手機殼被製造,但產業並未建立材料規範,多數產品混用多種複合塑膠、填料與添加物,既難拆解、也沒有回收機制。結果是,一個重量相當於超過二十個塑膠袋的手機殼,在生命周期終點只能被視為垃圾。

王靖夫指出,連結構複雜的資訊科技產品,回收率都能達 45%,但手機殼明明是最簡單、最應該回收的產品,為什麼無法有效回收?這個命題讓他意識到,與其只做手機殼,不如正面處理塑膠問題本身,從材料設計、製程到後端回收再生,開創循環之道。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犀牛盾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王靖夫於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分享犀牛盾如何回應塑膠挑戰、開創循環模式。
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以材料工程打造手機殼的循環力

若塑膠要進入循環體系,前提是「材料必須足夠單純」。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問題不在回收端,關鍵在最開始的設計端。多數手機殼由多款不同塑膠、橡膠件甚至金屬等複合材料組成,無法被經濟化拆解,也難以透過現有流程再製。為此,犀牛盾在2017年起重新整理產品線,希望借鑑寶特瓶成功循環的經驗,擬定出手機殼應有的設計框架。

新框架以「單 1 材料、0 廢棄、100% 循環設計」為核心,犀牛盾從材料工程出發,建立一套循環路徑,包括:回收再生、溯源管控、材料配方、結構設計、循環製程、減速包裝與逆物流鏈等,使產品從生產到回收的每一階段,皆與核心精神環環相扣。

王靖夫表示,努力也終於有了成果。今年,第一批以回收手機殼再製的新產品已正式投入生產,犀牛盾 CircularNext 回收再生手機殼以舊殼打碎、造粒後再製成型;且經內部測試顯示,材料還可反覆再生六次以上仍維持耐用強度,產品生命週期大大突破「一次性」。

另外,今年犀牛盾也推出的新一代的氣墊結構手機殼 AirX,同樣遵守單一材料規範,透過結構設計打造兼具韌性、耐用、便於回收的產品。由此可見,產品要做到高機能與循環利用,並不一定矛盾。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犀牛盾從材料學出發,實現全線手機殼產品皆採「單 1 材料」與模組化設計,大幅提升回收循環再生效率。
圖/ 犀牛盾

海上掃地機器人將出海試營運

在實現可循環材料的技術後,王靖夫很快意識到另一項挑戰其實更在上游——若塑膠源源不斷流入環境,再強的循環體系也只是疲於追趕。因此,三年前,犀牛盾再提出一個更艱鉅的任務:「能不能做到塑膠負排放?」也就是讓公司不僅不再製造新的塑膠,還能把已散落在環境中的塑膠撿回來、重新變成可用原料。

這個想法也促成犀牛盾啟動「淨海計畫」。身為材料學博士,王靖夫將塑膠問題拆為三類:已經流落環境、難以回收的「考古塑膠(Legacy Plastic)」;仍在使用、若無管理便會成為下一批廢棄物的「現在塑膠(Modern Plastic)」;以及未來希望能在自然環境中真正分解的「未來塑膠(Future Plastic)」。若要走向負排放,就必須對三個路徑同時提出技術與管理解方。

其中最棘手的是考古塑膠,尤其是海洋垃圾。傳統淨灘方式高度仰賴人力,成本極高,且難以形成可規模化的商業模式,因此無法提供可持續的海廢來源作為製造原料。為突破這項瓶頸,犀牛盾決定自己「下海」撿垃圾,發展PoC(概念驗證)項目,打造以 AI 作為核心的淨海系統。

王靖夫形容,就像是一台「海上的掃地機器人」。結合巡海無人機進行影像辨識、太陽能驅動的母船作為能源與運算平台,再由輕量子船前往定位點進行海廢收集:目的就是提升撿拾效率,同時也累積資料,為未來的規模化建立雛形。

從海洋到河川,探索更多可能

淨海計畫的下一步,不只是把「海上的掃地機器人」做出來,王靖夫說:「目標是在全球各地複製擴張規模化、讓撿起的回收塑膠真正的再生利用。」也就是說,海上平台終究要從單點示範,走向可標準化、在不同海域與國家部署的技術模組,持續穩定地把海廢帶回經濟體。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犀牛盾CircularBlue™海洋廢棄物過濾平台初號機將出海試營運,盼解決沿岸海洋廢棄物問題。
圖/ 犀牛盾

他進一步指出,「其實這套系統不限於海洋,也可以在河川上。畢竟很多海洋垃圾是從河流來的。」未來若能推進到河川與港灣,將塑膠在進海之前就攔截下來,不僅有助於減少海洋污染,回收後的材料也更乾淨、更適合再生,步步朝向終極願景——隨著時間推進,海中垃圾愈來愈少,被撿起、回收後再生的塑膠會越來越多。

「我們已經證明兩件事的可行性:一端是產品的循環設計,一端是 AI 賦能海廢清理的可能性。」王靖夫笑說,塑膠管理命題不只為自己和公司找到新的長期目標,也讓他順利度過中年危機。「選擇改變,留給下一代更好的未來。」他相信,即便是一家做手機殼的公司,也能創造超乎想像的正向改變。

AWS 2025 亞馬遜港都創新日,集結產業先行者分享創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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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mazon Web Servic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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