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海投資半導體,兩好球兩壞球
鴻海投資半導體,兩好球兩壞球
2019.06.10 | 策略

近來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全力參選總統,並表示不再擔任鴻海董事長,鴻海將在6月21日的股東會中,選出新的董事會成員,至於董事長大位人選,目前則傳出是由負責半導體事業部的總經理劉揚偉擔任。

不過,這篇文章並不打算討論鴻海董事長人選是誰,畢竟6月21日大家就會揭曉。在此我想討論的是,過去郭台銘希望「製造的鴻海」轉型為「科技的鴻海」,半導體事業是否可以成為未來關鍵的轉型方向?如果真的如此,鴻海原來業務是以電子零組件及組裝代工為主,未來投入半導體業,將有那些機會與挑戰?

鴻海投資半導體產業的兩大機會

根據日經新聞去年底的報導,鴻海集團與夏普在中國廣東省珠海市計畫興建半導體基地,投資規模達90億美元,預計從2020年開始動工。新廠將生產超高畫質8K電視和相機影像感應器晶片組,以及其他工業用或連線裝置用的感應器晶片。

據了解,時隔半年,鴻海的這個建廠計畫仍持續進行,延攬業界好手的動作也沒有停下來,顯然鴻海投入半導體並非只是說說而已。我的判斷是,

鴻海投資半導體產業有兩個明確的理由,第一是半導體產業成熟了,第二是中國全力推動半導體業

首先,半導體產業成熟了,摩爾定律已走到極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即使先進製程還會繼續朝7奈米、5奈米及3奈米等發展,但能夠切入這種高階製程的公司少之又少,至於8吋廠及製程不那麼先進的12吋廠,如今在技術、營運及設備等都已趨於成熟。

根據過去的經驗,當一個產業成熟了,往往就是鴻海切入的時機點,因為鴻海最強的就是大量生產、靠規模經濟賺錢,因此當成熟產業落到鴻海手中,就能夠做到最有效率、最便宜,讓競爭者無法超越。此外,半導體的高毛利挹注,可以對鴻海長期的低毛利有很大的提升效果。 鴻海選擇切入半導體產業,最初應該是基於這種考量。

第二個因素則是中國。如今,全世界大概沒有人不知道,美國和中國在打架,而且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科技戰,就直指半導體零組件,因此,中國要用盡所有資源與力氣發展半導體,以對抗美國的全面封鎖。鴻海投資半導體廠,就是在這種大環境的氛圍下,取得政策獎勵補貼及珠海政府出錢出力等支持。

其實,鴻海富士康一直是中國外銷出口創匯的最大集團,當美中科技戰已演變到今天的半導體對抗賽時,中國宣示要朝半導體方向轉型,鴻海怎麼可能不遵循政策走?更何況,相較於那麼多投入半導體業的中國公司,鴻海過去累積的人才、經驗及客戶關係,都比其他人擁有更佳的優勢,做成的機會也會高很多。

貿易戰為半導體投資再添變數

不過,有機會當然就會有挑戰。鴻海若投入半導體業,一定也會遇到很多考驗, 我認為至少會有兩個。

首先,鴻海擁有許多大咖的代工客戶,目前鴻海想做的半導體生意,比較像是鴻海對代工客戶一條龍垂直整合服務的一環,也就是說,若鴻海客戶(例如蘋果)有半導體產品需求時,鴻海就協助其設計或生產,以此爭取更多客戶訂單,讓鴻海代工的產品,不要都是「毛三到四」的業務。

但是,若鴻海確定要以此模式切入半導體產業,勢必會衝擊原來的產業生態,打擊到原來包括IC設計及晶圓代工廠的生意,如此樹敵太多,鴻海的攻擊戰線拉長,初期會很辛苦。

除非,鴻海的客戶已能自己設計IC,委託由鴻海進行代工生產,如此來自原有產業界的阻力可能會小一點。不過,這種可能性並不高,因為大客戶想自己做的一定是高附加價值的品項,若是成熟產品,還是採用專業IC設計商的方案為主。

此外,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愈演愈烈,未來美國、中國分裂為兩大系統,供應鏈很可能也要跟著壓一邊,若供應商分裂成兩大陣營,這讓過去可以同時供應歐美及中國客戶的台灣廠商,會感受到很大的不確定性,也把鴻海原本「中國生產、服務全世界」的如意算盤全部打亂。

因此,未來鴻海投資半導體業,勢必要到全球各地去設廠,在中國投資的廠房,恐怕只能做中國客戶的生意,至於要服務歐美客戶,設廠地點一定在中國以外,這對鴻海目前集中在中國生產的管理模式,也需要重新調整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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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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