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少有其他行業像過去20年的碳交易領域，歷經起—落—落—起的多次沉浮。
最早入場的冒險家給這個行業留下了豐富的傳說。這門生意也和煤炭這一傳統行業一樣，有著極其相似的特質：小圈子，暴利，階段性的起伏，和早期相對粗略的規則及其帶來的亂象叢生。它充斥著廝殺與陣痛，也激發夢想和可能性。
隨著「雙碳」目標的提出，一場社會財富的轉移正在發生。財富催生機會，自然也吸引人才，企業之間上演著激烈的「人才攻防戰」，個體則看到了一片真假難辨的「就業藍海」，紛紛想要跑步入場碳圈：轉型、跨行、賺更多的錢。
全社會都在謀劃雙碳。但現實是，公眾對雙碳的熱情遠大於知識儲備，資訊不對稱催生了魚龍混雜的培訓市場，投機者聞風而動，跟風者後知後覺。
01在就業新藍海裡，先割一波「韭菜」
北京房山區的一棟毛坯房內，一間簡單裝修的辦公室敞開著門，按照地址，這是一家自稱是碳培訓考證的機構，求職者何峻來到這裡面試銷售崗。空蕩的樓層裡沒有商戶，辦公區的工位被分成兩排，總共有16個座位，但大部分是空的——一位看上去50歲左右的中年女性自稱是面試官，將何峻迎進了會議室，全程只問了幾個問題：做沒做過電話銷售？能不能接受單休？
公司不給交五險一金（中國勞動者所享有的社會保險福利）行不行？面試的過程堪稱隨意。一方面，這個崗位沒有什麼門檻要求，但蹊蹺的是，這家機構開出的價碼卻極具誘惑力：600元人民幣底薪加提成，保證一個月工資能拿到3萬人民幣以上，銷冠每月甚至能拿到超過5萬人民幣——銷售目標是推銷一系列有關「碳排放管理師」的培訓課程。
2021年3月18日，人社部發布的18項新職業中，「碳排放管理員」被列入中國國家職業序列，在《中國職業分類大典》中被編碼為4-09-07-04，標誌著「碳排放管理員」將成為一項正式的職業類別。根據定義，該類職業是指從事企事業單位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監測、統計核算、核查、交易和諮詢等工作。
由此，社會上開始出現各類培訓機構，「炮製」出各類「碳排放管理師」的考試與證書，這類考試沒有統一的組織方，而證書的蓋章單位也各不相同——作為一張培訓證書，而非中國國家職業資格證書或職業技能等級證書，這在就業市場上並無任何實質作用。騙子和投機者們嗅到了商機，他們鼓吹、捏造了一個蓄勢待發的就業新藍海，而適逢經濟下行，就業難度創新高的時代，一波迷茫的年輕人因焦慮誤入這片培訓市場而成為「韭菜」。
何峻後來順利通過了面試——正式上班第一天，「老闆」先對包括他在內的六個人開展了一場集體培訓。一份由七八頁A4紙印出的培訓資料被分發到新人的手裡：上面列有銷售課程的話術、報價表和客戶的常見問題。第一步是勾起慾望。通常，培訓機構會在短影音平台或社交媒體上做投放，聲稱如果考取了相關證書，將自己的證書註冊到企業名下（俗稱挂靠），企業會向個人支付證書的使用費，有意向的客戶會留下聯繫方式——此時輪到銷售出場，在電話中，銷售會介紹該公司是專業做證書租賃兼職服務，「一年的掛靠費是10萬人民幣到18萬人民幣（約台幣43萬元至78萬元）」——多數人聽到這個數字會心動。
「然後我們就要問客戶，有沒有證書？」何峻說，如果客戶回覆「沒有」，就說服客戶報名培訓和考試；如果客戶回覆「有」，則說客戶的證書不是用證單位指定類型，不符合挂靠要求，建議重新報考。為了進一步促進客戶的購買意願，機構會宣稱自己有用證單位的資源和關係，「只要交錢，保證3個月內拿到證書。」如果沒時間複習考試，多交500元人民幣，機構可以提供代刷代考業務，還價底線是300元人民幣。
等客戶確定了購買意願，銷售會告訴他，只有組合報考多個證書，才能挂靠。來自「老闆」的「官方」統計是，「100個意向客戶通常有三四個能夠轉化成功，最高能有12個。」何峻一共在這家機構工作了三天，期間一共見到了5個人：老闆、面試官以及3名員工。身邊的員工來這裡工作都不超過兩個月，但每天都有銷售人員成功開單，坐在他身旁的銷售僅一天就收了12000多元人民幣的報名費。至此，客戶交完錢，銷售的工作就完成了，之後會有兼職部門負責對接客戶。
「如果客戶一直找我，怎麼辦？」何峻問。「那就不歸你管了，你把他拉黑了就行了。」老闆答。極客公園了解到，魚龍混雜的碳培訓市場上，碳排放管理師分為初級、中級、高級，培訓機構宣稱自己有內部渠道可以直接報考高級，幾乎沒有學歷和專業等門檻要求。
但無論報考哪一級，課程內容大致一樣，都是網路錄播課——課程開發的成本很低，一份教材可以售賣給不同的培訓機構。各家機構拿到課程資源之後，則各憑「本事」了——收入的差異來自誰能拉來更多的學員，能把課程賣出更高的價錢。一份相同的課程售價在一兩千到八九千不等。在黑貓投訴平台上搜尋「碳排放管理師」，截至發稿前，共得到288條結果，投訴的人寫下各自被騙的經歷和維權訴求：
「向我推薦碳排放系列證書。並承諾考過包兼職。一年八到十萬人民幣。聽到她如此承諾我也動心了……於2021年11月15號交費4980元人民幣……前後承諾不一樣。而且碳排放證書也無法兼職出去，要求退費」、「說考取這個證書，可以挂靠出去，每年有3到5萬人民幣的收入，繳費後，各種說辭，忽悠我，問他們情況，就說讓我等，後來就聯繫不上任何人了……」從地區分佈來看，這類騙局涉及北京、河北、河南、陝西、湖北等地。
而在知乎上搜尋「碳排放管理師」，提問數最多的問題是「考碳排放管理師真的有用嗎？」高讚回答來自一個名叫「奶爸雙碳研究所」的答主——我們在今年年初聯絡上他，「奶爸」來自能源領域，因為看好雙碳領域，想要豐富自己的知識儲備，去年10月，他報考了人社部認證的「碳交易員培訓證書」，拿證之後，他開始研究、比較雙碳培訓市場上的各類證書和頒證機構，並在知乎上發帖回答問題——這讓他在知乎上「小火了一把」。半年來，找他諮詢過碳培訓證書的人來自各行各業，除了能源、環境、建築這類節能環保領域的傳統對口行業，不少人來自一些不景氣的行業（如房地產），寄望於通過一個培訓證書能實現跨行跳槽甚至挂靠賺高薪，「帶有這樣想法的就很可能淪為『韭菜』。」
02.2005-2017：第一批掘金者與碳圈沉浮
收割大量「韭菜」的力量來自於財富造夢，而造夢的開始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當年2月，《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其中第十二條規定了清潔發展機制（CDM）——允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中國國家合作，通過在發展中國家開發減排項目來幫助發達國家完成減排限排履約。這開啟了交易的可能性。
通俗來說，當時，市場的買方主要來自發達中國國家超排放的企業，他們需要從發展中中國國家的企業手裡購買減排量——而中國的企業對此毫無概念——因此，早年碳圈從業者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形象更接近於「推銷員」，人們向企業推銷概念，介紹減排指標所具備的經濟價值（能為企業帶來驚人收入），以此促成碳交易的項目，從中抽成。
一個完整的CDM項目審批的過程包括路演（在公共場所進行演説）、過會、答辯，最後經由審核機構完成審批簽署。「中國當時開發了一批CDM減排項目，碳管理和碳交易行業也由此興起。」《碳中和時代》一書作者汪軍回憶。嗅覺靈敏的人發現了早期的財富機會，「這裡面利潤驚人。」
汪軍對極客公園計算了一個案例，以風電、光伏（太陽能光電）、水電等新能源項目為例，僅僅一個項目每年可以帶來4000萬人民幣（約台幣1.7億元）的收入。開發一個CDM項目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而成本僅在100萬人民幣元人民幣人民幣左右。在榜樣（或者說財富自由的故事）的作用之下，碳圈的人才需求一度瘋狂增長。不少早期從業者受訪時表示，「當時行業的收益非常高，只要是了解到這一行的人都會義無反顧地加入進來。」
朱偉卿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她24歲，來自英國某高校的市場營銷專業，闖入碳圈純屬偶然，當時，她的一些國外朋友從事碳減排行業，「和他們聊的時候，感覺這可能是一個機會。」由於CDM項目整個開發週期都需要進行英文操作，涉及大量專業術語，需要與外國人不斷對接、談判，簽署合作方案。因此，第一代碳圈人大致的形像是：年輕，英文好，受教育水平相對較高。他們並非如寫字樓精英一般，西裝革履體面出入，而常常在跋山涉水，風吹日曬——因為碳圈人士大規模蜂擁遊說之處，是風電光伏這類企業，它們的地址大都在偏遠的山區。買方與賣方都極為清晰的新興市場上，到處都流淌著財富的奶與蜜。一些歐美的銀行和大企業甚至會承擔在中國項目開發的成本，這讓中國早期的CDM項目成了一筆幾乎無需本錢的生意。汪軍將早年的從業門檻總結為投機者的膽略，某種野心和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
「在那個年代，但凡膽子大一點的人，進入CDM，基本都能在短時間實現財務自由。」江湖流傳，一個開發者，通過與當時新成立的碳資產公司合作，用6個項目賺來了近2億人民幣的收益。
除了國際市場需求火熱，神話的背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時勢造英雄。早期中國的項目業主大多還不懂碳交易，更不相信碳可以帶來收益，再加上買家是國外企業，加劇了資訊不對稱，給處在中間環節的諮詢開發方創造了超額分割蛋糕的機會。儘管財富回報驚人，從業者卻沒有清晰的職業面貌。汪軍提及一項觀察，早年碳圈人的名片五花八門，大都是（一個職業）+碳中和。比如，他的一個朋友的名片上就同時寫著兩個業務，裝修建材和CDM開發。門檻也不高，一個新人跟完兩三個完整項目經歷後，就能直接領導一個小團隊。理論上，一個行業的市場紅利將催生大量人才湧入，在時間積累下，行業會逐步規範。但碳行業還未來得及迎來健全的人才機制，卻突然遇冷——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國際碳交易市場價格跌入冰點。
CDM行業陷入一片黯淡：沒有待開發的新項目，業務量驟降，許多項目團隊和公司宣布解散。許多諮詢公司出於對碳交易市場的看好，以現金購入大量碳匯，原本期望以更高價格賣出，此時便出現了巨額虧損。「很多之前賺到錢的人，後來在碳市場上賠得很慘。」從2005年到2012年，屬於初代碳圈高光時刻的「CDM時代」宣告終結。碳圈自此進入漫長的冬夜，專業人員流失嚴重，很多人選擇轉行。《京都議定書》的第二履約期（2013年至2020年）被視作「後CDM時代」。
由於部分發達中國國家態度消極，這個階段的碳減排承諾極低，國際市場形同虛設。中國的碳市場卻在這一時期進入起步階段。2013年，中國7個碳交易市場試點啟動上線交易。國際市場式微後，中國碳交易不再要求英文能力，新入行的人裡很少有海歸，更多是環境、能源、材料等專業對口的應屆畢業生。這一時期碳圈的業務需求主要是對接政府，為政府和指定的8000餘家企業核算碳排放，業務量固定有限，從業者基本以碳核查員為主。
歐陽成就是在這個時間段入行碳圈。2016年，他在生態學專業畢業後，成為一名碳核查員，主要針對鋼鐵、電力、化工、水泥等企業，去現場做訪談調研，核對數據的準確性，向政府部門匯報。「我算是專業對口。當時從事這一行估計不到1萬人民幣/人，真正專職的可能還不到5000人。」
碳核查員會在每年的核查季集中出差一兩個月，白天跑現場，晚上寫報告。等到核查季一過，就面臨半就業的狀態，薪酬與之前的CDM時期相比陡降，有的甚至不及以前的零頭，更比不上當時的房地產和網路行業。碳圈就這樣不溫不火，直到2015年簽署《巴黎協定》，行業回暖，但其中的人已經不再抱著一夜暴富的心態。2017年，全國性的碳交易市場推遲啟動，碳圈再次陷入了低谷——對於堅守在這一行業的人來說，這漫長的起伏是一場巨大的折磨。
03「碳中和時代」來臨:滾燙的碳圈
一場春風又至。2020年9月22日，中國明確提出了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目標，「雙碳」一詞由此誕生。至今，近3000家與碳業務有關聯的公司註冊成立。這波創業熱進一步催化了市場對碳人才的需求。雙碳目標一把將碳圈這個小眾冷門的職業群體推入大眾視野，原先的從業者成了人才市場上的香餑餑，轉行的人也陸續回歸了。「獵頭和HR的電話多到接不過來。」
汪軍在2013年離開碳圈，中間經歷了三四段失敗的創業，一直陷於人生的低谷期。現在，向他發出職位邀請的有大型上市公司、科技公司，也有傳統國企、央企，給出的薪酬條件是原來的兩三倍，到崗直接能帶團隊。新能源領域的獵頭James也感覺到碳圈在人才市場上的供需變化：就在這兩三年，人才需求撲面而來。在過去，大型央企如中國五大電力集團有自己的碳資產管理團隊，一個項目從開發、註冊再到交易，都有專門人員來負責。
團隊從諮詢的角度為決策層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為執行層提供技術支持。業務通常被分為兩大塊：碳資產管理和政策研究，少數公司會做供應鏈的管理，以減少產品的碳足跡。
現在，大廠也希望獵頭為他們找到碳圈裡的人才作為儲備，負責研究宏觀政策和行業發展，表明企業投身碳中和事業的姿態。一位獵頭表達了這樣的觀察：這類大客戶對雙碳的需求尚處在調研階段。他們對候選人的期待偏向研究員角色，還沒有具體的業務落地和量化指標。「2020年9月以後，幾乎所有行業都開始準備雙碳的事情。」歐陽成說。
很多原本業務與雙碳關係不大的公司，在這一時期也開始佈局組建碳團隊。「就像現在每個公司都研究元人民幣宇宙一樣，雙碳也是。只因為這個是未來的一個目標、大趨勢。所有公司都在牽頭找這個人來做一些儲備性的規劃。」一位從業者說。
極客公園在招聘網站上搜尋發現，會計、律師事務所也在招收碳相關人才。對方HR在電話中含糊地解釋該類職位的描述，「協助計算公司的減排指標。」極客公園調查時發現，很多面試官不如求職者更懂碳，面試內容一般偏宏觀政策，涉及具體業務的問題不多，對方自己也處在模糊的階段。求職者要「反客為主」地告訴面試官，自己來了之後可以做什麼和碳相關的事。從業年限和項目經驗就是碳人才市場上的硬通貨。
一位碳諮詢公司中層告訴我們，一位具有十年左右碳排放開發經驗的求職者，在市場上是獵頭爭搶的對象。他的公司曾以80萬人民幣年薪招聘一位從業8年的碳規劃師，在合同談妥，等候入職之際，得知候選人被另一家公司以超過120萬人民幣的年薪攔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碳相關職業並沒有標準的官方名稱，迄今也沒有建立起一個具有官方資質的資格培訓認證體系。
如今創立了上海寶碳的朱偉卿告訴我們，在市場上，每個企業都只認「自己認可的證書」，即企業內部或者幾個機構聯合培養的人才證書，「除此一概不認」——而且，在大部分場景下，這樣的證書被視為企業內部人才晉升的階梯，並非求職的籌碼。在職業培訓體系鋪天蓋地，且高校相關專業建設置後的現狀下，碳行業其實並沒有一張足夠清晰的入場券。
實際上，標註其上的「條款」更近似於一些能力模型：英文好、對行業有了解，或者更模糊——「學習能力強」。在雙碳火熱之際，朱偉卿「幾乎每天都在招聘」，然而面試對象裡，具備完整項目開發經驗的人——在面試中能說清楚怎麼搭建模型，怎麼寫報告的求職者——「可能一星期，甚至一個月都遇不到一個。」行業裡的公司大多左手內部培養，右手人才挖掘，雙線並行。
但與現在3個月到半年的企業培訓模式相比，早期入局國際碳市場的碳圈人需要更長的培養週期，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才能培養一位合格的碳審核員。在參與碳市場的各方中，第三方審核機構是一個相對特別的存在，對項目能否註冊成功有很大的決定權，也要承擔相應的風險和責任——Rachel是中國最早一批碳核查員，供職於第三方認證機構TÜV南德，她舉例，她的一個同事去審核一個南美洲的減排項目，當場說這個項目就是一個騙局——「電錶看似在走，但是那個電錶實際上是連接另外一個風電場。」事實上，這一職位要求員工具有非常優秀的綜合能力，「尤其是判斷力。」
在Rachel經手的一個複雜項目中，機構曾派出兩撥人同時去了現場調查，複核報告提交環境署。報告的真實性至關重要，「否則可能會面臨賠償或者官司。」以TÜV南德為例，一名學員需要至少觀摩5個同類項目，才可以作為審核團隊的一員，參與一部分審核工作，且全程將被考核和監督。
此外，公司每年會抽查，來評判學員的表現是否合格。被抽到的概率基本是每三年一次。每年有一周時間，審核員每年會有全球範圍的交流活動。但據極客公園了解，中國雙碳領域新建立的公司，內部培養體系普遍更為簡化。「隨著減排企業的指標系統逐漸建立完備，傳統的碳管理、規劃方向的人才需求可能會縮減。新的需求可能誕生在網路平台。」
獵頭James分析，未來的碳排放人才模型可能有兩類人，一類是對內，即企業內部設置碳管理研究員的崗位，在姿態上與中國國家政策掛鉤，並為長遠的碳政策變化和應對做人才儲備。另一類則是為雙碳建設做基礎設施的技術人才——此類人才在市場上「薪水極高但缺口仍然很大」。
04風口下的混沌期
碳圈流傳著各種與財富自由擦身而過的傳說：一個工業類減排項目找到企業負責人請求合作，企業考慮再三後，認為項目有風險沒有參與。後來該項目成功註冊，每年的減排量超過600萬噸，年收益超過6億元人民幣。而36氪曾報導過與之相反的故事，來訪之人向企業虛報不存在的項目，撈到一筆中間費後，迅速溜之大吉。很長一段時間，這兩種現像在碳圈平行發生。
容納這些可能性的空間是，很多人並不具備參與這個遊戲的資格（無論是財富還是知識儲備），而這個行業也沒有能夠被參考的資質標準。在企業方，縱然對CDM稍有了解，其實也分不清找上門的不速之客究竟是優秀的合作者，還是騙子。而碳中和時代確已到來。新勢力與老玩家輪番登場，它們組成這個行業新的格局。
早期的冒險者樂園不復存在，但新世界也同樣有利益引導之下的亂象和瘋狂。朱偉卿告訴極客公園，碳交易市場體量很大，八大行業全部進場後，按照每噸碳配額60元人民幣的價格計算，現貨也有6千億的規模，再加上換手率，僅現貨市場就達到萬人民幣億規模。一旦中國啟動碳期貨和衍生品交易，就是一個超萬人民幣億級別的市場。
不僅是急於入行的人和投機機構，對於企業來說，其中也蘊含著巨大的利益誘惑。2021年3月，生態環境部公開了一批碳排放報告數據弄虛作假的典型案例，根據官方通報，一些公司利用可編輯的檢測報告模板，篡改企業元人民幣碳素含量檢測報告的送檢日期、檢測日期、報告日期、報告編號等重要資訊，並將集中送檢偽造成分月送樣、分月檢測，並刪除了原始檢測報告的二維碼。在全國碳交易市場開市後兩個月，這起「全國碳市場首例造假案」被公開披露，曾激起劇烈的輿論反應。數據造假的動因，是碳配額帶來的高額利潤。如果按照每噸碳配額60元人民幣的價格計算，對一家年碳排放量在1000萬人民幣噸左右的企業來說，如果能省出10%的碳配額，意味著一年可以節省6000萬人民幣碳支出。
控排企業想獲得碳配額，通常需要這樣一套流程：企業在完成自身的碳排放數據核查後，由政府主管部門聘請第三方核查機構來複查企業的數據報告，無誤之後向企業發放碳配額。如果企業的碳排放量超額，則需要花錢購買額外的配額。這一過程中，一些為企業提供諮詢和技術服務的公司，既幫企業製作碳排放報告，還負責核查報告，存在「兩塊牌子一個隊伍」的情況，既當球員又做裁判。
但是，相應的監管體系和處罰機制還尚未明晰，法律法規亟待完善，可參考案例較少，這些都給自查自審鑽空子留下了餘地。造假公司被通報點名批評之後，截至發稿，處罰結果尚未公開。沒有支撐，也就意味著這個行業的認知和警惕邊界極為模糊，（已經或正在發生的）財富轉移沒有一個可靠軌道，誰都可以來分一杯羹。根據極客公園的調查和多個媒體報導，碳中和行業內頻繁出現虛報項目，甚至敲詐勒索等情況，更有甚者，已經在CDM申報註冊成功的項目，改個名字就成功註冊了第二次（早期CDM審核機制不夠嚴格），便可以吃下雙倍利潤。這些年，對碳圈進行過深入接觸的汪軍這樣估算：「中國真正了解碳中和並且從事有關工作的不超過一萬人，而能帶領團隊獨自做完整碳規劃和管理的，不超過一百人。」可以預見，在市場迎來規範之前，將有巨大的專業人才缺口。
05大量人才只能停留在外圍
一個大膽的預測是，碳管理行業在5年之內的人才需求量或超百萬人民幣。中國碳市場分為控排市場和自願市場。早在2013年，各省的控排企業已經踏足地區性市場，但雙碳目標的提出促進了控排市場由區域性向全國性轉變。而更大的變化發生在自願市場。業內人士透露，業務大都集中在自願市場。反而，在高排放企業（利潤最可觀的）領域，實際並沒有形成太激烈的競價。一些大廠原本不在中國國家的控排企業名單裡，他們出於響應中國國家政策號召，提出自己的減排目標，如阿里、騰訊、蔚來汽車等新能源車企，以及上市公司、大型央企——雙碳打破了原本小眾的「碳圈」，「碳」不再只是高排放行業才會關注的話題，這些新的主體參與進來，釋放了減排和控排的需求，帶動了交易市場的活躍度，也催生了新的業務需求和人才需求。
典型的例子是中國的螞蟻森林。2016年8月，支付寶正式上線螞蟻森林，它的基本模式是：用戶在日常生活中通過綠色出行、減紙減塑、循環利用等綠色行為積攢積分式的「綠色能量」，之後就可以拿自己的「綠色能量」去向企業申請種樹或者保護地面積。為了計算「綠色能量」，項目的負責人之一王小穎告訴極客公園，螞蟻森林為此邀請了專業機構，根據碳減排的方法學對「綠色能量」進行科學計量。
以此為代表，碳業務的範疇邊界不斷擴張，從原來的碳諮詢、碳核查、碳交易發展到碳管理、碳金融、碳科技、碳普惠，新人的專業背景相差很大，很多看起來與碳無關，例如金融、技術、網路產品領域的人員流向碳行業——一系列碳培訓的亂像也由此衍生。時代的潮水從不褪去，年輕人總是願意湧向具備財富與機會的朝陽行業。知乎答主「奶爸」告訴極客公園，市場上的碳培訓並非全為騙局，只是資質參差不一，但即使是正規的培訓班，能夠提供的也只是相對「正規」的知識體系培訓。
而在我們探尋一圈後發現，這類培訓內容大多能夠通過自學完成，實際在就業市場上不具備任何優勢。汪軍透露，「大部分企業並不過多招聘新人，沒有行業經驗的人很難被接受。」在業內人士看來，看似註冊企業和表面需求暴增，大量人才卻只能停留在外圍。「這個行業的隱形的門檻還是非常高的，不是掛著碳的招牌就是真的在做這個事情。」一名創辦人級別的從業者告訴極客公園，「專業的人才需要對接上市公司，熟悉對方的系統和機制，甚至政府，比如你做碳匯，那麼需要面對林業局，進入他們的白名單（採購名錄），這些都需要有資源，靠積累的關係才能打進去，沒有過去的業績，你根本無法走進人家的流程。」上述人士說，很多新創企業並不實質招聘人才（也可能是招不到），而是拿到訂單之後，外包給老牌的碳管理、諮詢公司。「所以實際上市場主要參與者還是從前那些人。」
另一方面，更多來自名校的高學歷正湧入這個賽道。清新資本投資總監陸玄表示，他所接觸到的創業團隊成員大多出自中國外高校的博士，不僅科研能力強，也願意投身產業化，「尤其是很多材料類和技術類的項目，創辦人的學歷背景堪稱豪華。」實際上，與國際上一些先行中國國家相比，中國尚未完成相關立法，也尚未構築起系統完善的職業體系（據報導已在規劃中）。
作為新職業的碳排放管理員，包含了許多獨立的崗位，碳的核算、核查、交易、諮詢，每一項工作內容都需具備很強的專業性，也需要復合型的知識背景——需求暴增，但人才供給側還遠沒有跟上。
董會娟身處環境學學界二十餘年了，自環境學一路攻讀到博士，後進入上海交大任教，在電話裡，她告訴我們，低碳是一個交叉學科，涉及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環境、能源等專業。當前，中國各大高校基本沒有專門開設碳管理相關專業或雙碳專業。但在未來應該會改變——今年初公佈的2021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中，新增專業名單中出現了「碳儲科學與工程」專業，涉及碳匯與碳資產管理。這些年，董會娟也感受到了風向的轉變。更多高校選擇以研究院的形式參與雙碳學科建設（清華成立了碳中和研究院）。
2017年，上海交通大學成立了中英國際低碳學院，招收碩士研究生，學制兩年半。很多人在當時並不了解低碳，第一年的生源多是從其他專業調劑過來，規模大概在60人。後來，畢業的學生流向諮詢公司和研究院所。近年來，學院每年都在擴招，入學成績也變高了。
新一代創業者則似乎樂觀且有決心。在碳衡科技聯合創辦人黃彥翔（一名海歸90後）看來，早年雙碳行業已從「摸著石頭過河」進入到了快速發展的階段，他興奮地告訴我們，「以技術創新來推動行業的邊界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事」。如無意外，可以確信的是，現在在市場上打拼的人，在未來也將被視為歷史的探路者。即便現在——「整個行業其實仍然處在一個非常早期的狀態。」黃彥翔說。而對於這項事業究竟意味著什麼，他肯定地回答，在他的信念中，碳中和模式指向的未來機遇等同於一場「新的工業革命」。「在這個行業，中國在接下來的十年一定會孕育出一批世界級的獨角獸。」他堅信自己會參與其中，就像每一個曾經（或者認為自己）站在歷史關口的創業者們那樣，躊躇滿志。在這個跌宕的市場中，每一個離開和堅持過的人都曾有過這樣的輝煌想像。
本文授權轉載自：極客公園
責任編輯：傅珮晴、侯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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