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0年，台灣的資訊產業產值，已經高居全球第3位，但生產歸生產，生活歸生活，產業發展和人民生活之間，存有頗大落差，不管是政府、企業、民間的資訊應用水準，世界排名都很落後。
資策會最近公佈的一份報告，也證實了這種現象。1999年經由網路獲得政府服務的民眾只佔10﹪，落後於美國20﹪、日本14﹪、新加坡15﹪。同年密集使用網路資訊的廠商只佔4﹪，遠落後於美國35﹪、日本20﹪、新加坡10﹪。
產值並未反映到民眾生活，凸顯出台灣輸出導向的產業特徵。資訊產業的迅速崛起，固然使台灣成為資訊生產王國，但台灣社會並未跟上腳步，成為名副其實的資訊社會。換句話說，資訊產業的崛起，和資訊知識的普及，二者之間存有頗大斷層，不但造成生產與生活的落差，也造成資訊應用的懸殊。
**創造資訊知識普及
**2000年在台北舉行的世界資訊科技大會，多位世界級的科技領袖即提出警告，科技與網路使用程度的差異，將造成知識差距的擴大、貧富不均與對立的加深、以及社會問題的日益棘手。尤其在台灣，更因為資訊應用的不夠普及，近年來固然孕育出不少電子新貴，卻也造成更嚴重的貧富不均。
台灣資訊產業的迅速崛起，可從股市結構的空前變化看出端倪。1995年電子股佔台灣股市的總市值只有1成，2000年已經提高到6成，而電子股的交易比重，最近也常在8成以上。對照於傳統產業的貧弱失血，更可看出資訊業的吸金魔力。
不過，由於資訊應用的極大落差，電子股的崛起，反而造成貧富擴大的趨勢。例如台灣最低20﹪所得家庭，電腦普及率不及2成，最高20﹪所得家庭，電腦普及率則高達6成以上。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資訊應用的落差，很容易反映為家庭所得的差距。例如台灣最高20％的家庭所得，相對於最低20﹪的家庭所得的倍數（通稱Gini係數），1981年是4.21倍，1991年增為4.97倍，1998年已增加到5.51倍，貧富不均的落差，近10年來已經明顯拉大。
以台北市為例，身價逾10億元的富裕家戶，已高達6000戶左右，市區內因此出現不少令人望塵莫及的億元豪宅，但銷售情形卻極佳。新竹高科技園區的崛起，已經使城鄉所得順序產生變化，新竹的人均所得，固然已經超過高雄、台中等傳統地區，新竹的人均所得差距，卻也遠高於其他縣市。
面對這種貧富懸殊的惡化趨勢，也難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的蕭新煌教授要大聲疾呼：「台灣正迅速走向階級社會（class society）！」
遺憾的是，面對知識經濟的全球化潮流，不管是舊政府或新政府，都只顧及資訊革命所帶來的政府改革運動，並未正視資訊落差所可能帶來的政治社會衝擊。但從長遠的角度來說，資訊落差所迅速形成的階級社會，卻可能是台灣新一波政治矛盾的最大根源，新政府不可不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