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份由於「兩千年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CIT）在台召開，世界主要資訊領袖紛紛來台，對網路帶動的資訊時代，勾勒燦爛的前景。6月5日美國商務部公佈第三份「資訊科技革命及其對經濟影響」的年度報告（Digital Economy 2000），明確表示資訊科技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主要的動力。美國商務部長戴利在這份98頁的報告中清楚的宣示：「數位經濟的時代已經來臨。」距離前一份報告不過26個月的光景，「崛起的數位經濟」的「崛起」（emerging）一字已經走入歷史。
而在台灣的科技大會場外，也有一群藍領階層的工會代表高舉標語，抗議科技霸權，拒絕「新經濟」加速「新失業」。特別是高年齡、低學歷、低技術的勞工，跟不上這波高科技時代的競爭效率，又缺乏有效的在職訓練，面臨資遣、裁員威脅，將成為「網路新貧」，與場內眾星雲集的「網路新貴」恰成痛苦的對比。
**台灣該如何加速
知識經濟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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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雖然資訊科技已經普及全球許多地區，但美國經濟因其受惠的程度，卻大幅領先其他國家，基本的原因是美國的工商經營環境鼓勵自由競爭，法規與金融體制遊戲規則清楚，使具有冒險犯難精神的企業勇於創新，追求「美國夢」的同時，因努力工作而帶動了經濟的成長。所以MIT教授梭羅（Lester Thurow）在6月13日於台北的一場演講中表示：「過去五年台灣雖然是亞洲地區表現最好的經濟體，既沒有日本的長期經濟衰退，也未受亞洲金融風暴太大的影響。但為什麼台灣平均國民所得只有美、日等國的一半呢？就是因為知識經濟列車是搭上了，但開得不夠快。」資訊科技帶來的新經濟固然有誘人的「錢景」，但也是企業的革命和挑戰，唯有善用知識、創造價值的企業，才能成為這一波「知識經濟」的主角。台灣將往何處去？答案已經很清楚，首先「政府需要營造一個讓技術、教育和創意能夠生存的社會組織，在所得重分配上加強教育資源，使所得不高的窮人子女有在知識經濟時代成功的機會。」（以上係梭羅教授之意見）其次，企業必須善用數位科技，迅速進行體質轉型，成為「知識管理」的組織（以上為資訊領袖們的共同意見）。
其實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也正是人類「知識管理」的歷史，萬物之靈藉著經驗與思考的交互作用發展具體的知識，形成今日的文明。為什麼要在知識經濟時代特別強調「知識管理」呢？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外部的競爭環境與內部的組織環境。
**「知識管理」的兩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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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的競爭環境方面，由於數位網路驚人的速度（speed）與聯結（connectivity），使得市場（意指消費者和一般大眾）的知識週期迅速縮短，換言之，顧客的知識共享（Knowledge Sharing）迫使企業的知識週期必須縮短。數位科技雖然降低了公司的營運成本，數位網路也同時降低了「市場」的交易成本，迫使公司唯有不斷的縮小規模方能生存，亦即所謂的「公司遞減定律」（Law of Diminishing Firms）。既然組織的規模必須縮小，唯有利用「知識」的槓桿作用，才能創造更多的價值，所以「知識」是企業維持外部競爭力的關鍵。
在內部的組織環境方面，第三波的知識經濟和第二波的工業經濟最大的不同，就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知識和決策是屬於少數領導階層的特權，各部門員工雖擁有不同的技術與知識，但是鮮少交流與分享，本質上是「資訊即權力」（Information is power.）的組織。換言之，員工的「知識共享」將迫使管理菁英們交出知識的專利，成為「知識導向」的新組織，而非「官大學問大」的舊保守組織。
因此，知識管理的意義來自於「知識共享」，讓「知識共享」成為重要組織文化和社會文化。
組織成員必須先有信任，才願意共享知識，也才能分享知識創造的價值。社會成員必須先有尊重，才願意貢獻知識，也才能分享因知識而提昇的生活。「知識管理」雖然可以為企業帶來成功，但是知識不應該只為經濟而存在。知識管理雖然可以為國家提昇競爭力，但是社會福祉不該只有財富。我認為「知識管理」的最終目標是「知識之前，人人平等」，「知識共享」目的是「知識即責任」（Knowledge is responsibility.），知識管理對企業而言為「提昇組織共享知識的能力，以便善用知識，創造企業的價值與利潤」，對社會而言為「促進社會共享知識的能力，以便消弭特權，達成社會的平等與正義」。
唯有回歸到人性的尊重與人文的思維，資訊科技帶動的知識經濟才不會造成更大的數位落差與機會的不平等。知識共享帶動的知識管理也不會造成更大的利益壟斷與貧富的差距。寄語會場外抗議的藍領階層們，在現今這個已經不平等的世界裡，最大的輸家不是力爭上游的弱勢者，而是坐以待斃的旁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