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娛樂
前身為台灣著名的製作公司「福隆製作」，成立於西元1979年，早期以製作歌星電視專輯特別節目為主。於1996年改組，旗下目前有金星製作有限公司、數位製作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大製作股份有限公司、精彩製作股份有限公司，結合電視與業務的新概念，是最具行銷概念的製作公司。除了製作節目，目前所經營的經紀公司金星製作旗下有大小S、郭子乾、黑人、劉真、琇琴、顏嘉樂、林美秀、陳翊萱、劉喆瑩、王怡仁、黃安琪、張兆志、孫鵬、林書煒、何戎、阿KEN、納豆、壯壯、陳漢典等，稱為「偉忠幫」。
詹偉雄
現為《數位時代》總編輯、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美學的經濟》、《球手之美學》作者。
王偉忠
金星娛樂事業總經理。台灣知名的電視節目製作人，以節目創意著稱，他所製作或監製的電視節目，不管是1980年代的《連環泡》，還是2000年以後的《全民大悶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來了》、《國光幫幫忙》、公共電視的情境喜劇《住左邊住右邊》、2007年中視的《超級星光大道》均帶動台灣娛樂圈脈動和潮流。
提起綜藝節目，不能不提起王偉忠。台灣第一個在晚間家庭時段走搞笑路線的綜藝節目《連環泡》，原創點子就是來自王偉忠。《連環泡》讓他從一位沒沒無聞的小人物，成為電視界的當紅炸子雞，後續並製作了《全民大悶鍋》、《康熙來了》、《超級星光大道》等風格不同，卻同樣帶動娛樂圈脈動和潮流的綜藝節目。
在觀眾口味多變的消費趨勢下，如何經常性地與台灣社會現況呼應與連結？王偉忠認為首先得找到一種態度。很多事情先從技術面開始，技術熟練之後開始藝術化、魔術化、巫術化。
《全民大悶鍋》這個長壽的綜藝節目，是台灣民眾在政治苦悶中的出口，出發點就是一個態度。這個態度就是不信任政治人物，他說：「我不需要喜歡一個政治人物，才把票投給他們，我是投給他們來幫我做事的，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所以我一直給我們主持人這樣的態度。我們做喜劇的人，就應該對所有的名人盡到諷刺、嘲笑、監督的責任，這是做喜劇的天職。」
態度，讓他保持旺盛的熱情與好奇，製作《全民大悶鍋》是這樣，製作《康熙來了》也是這樣，到了製作《超級星光大道》更是這樣。王偉忠笑著說：「我一直都會接觸這些新的人、事、物，好歹偉忠哥也有點『爛名』，大家都還會賞臉跟我聊聊。」王偉忠，其實就是一部台灣電視史。
詹偉雄（以下簡稱詹） 我們對你最大的好奇，來自這麼多年來，你所製作的節目，經常與台灣社會現況產生某種呼應與連結，這背後你有哪些觀察？
王偉忠（以下簡稱王） 大概這三十年來，大家看到我都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對很多新的事物都會主動去接觸。比如說我最近在和張大春談「說書」，他是我覺得兩岸說書最好的人，因為大陸講「文化」是這幾年才有的，台灣則是已經很久了。張大春有一套自由主義，他批判歷史可以很自在，大陸還有一些邊邊卡卡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張大春很棒。我一直都會接觸這些新的人、事、物，好歹偉忠哥也有點「爛名」，大家都還會賞臉跟我聊聊。
熱情和好奇是我的根性，這根性做很多行業是不適合的。剛好我運氣很好，從小不管編校刊、畫漫畫、藝文工作都好，算是歪打正著。我十九歲就開始做電視，這讓我可以不斷接觸到新的事情，然後自己整理之後，分享給班上的同學，現在我的「同學」，可能就是整個台灣、華人社會。回到根本上，我現在做的還是和當時那個小孩子一樣，把看到的新鮮事情跟同學講、跟爸媽講。
詹 當初《連環泡》這個點子是你原創的？
王 《連環泡》有太多故事可以講，那是我創作力最豐富的時候。那時候台灣就三家電視台，也沒什麼人敢做創作，那時能進電視台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是因為父親的緣故，因緣際會很小就進了電視圈，所以大家都跟我很熟。我最早是在華視，那時它是軍方的，我爸爸是軍人，所以我知道他們軍人的個性，這些長輩看我，想的大概都是「這小孩雖然調皮，但他畢竟愛國啊！」所以我調皮搗蛋，他們也都能接受。
**詹 **我們那時候的電視綜藝節目，很少走搞笑路線，我記得連環泡是第一個在晚上家庭生活時段，走這樣類型的節目，《連環泡》是那個開放時代的印記，可以在正式的電視時段去開玩笑，你怎麼會想用幽默和詼諧來做節目？
王 八○年代大概是台灣經濟剛起飛，我一九八一年退伍，那時羅大佑開始唱《戀曲一九八○》，楊德昌剛出道，台灣新電影誕生，賴聲川剛回國，劇場文化出現，台灣整個股票狂飆、房地產起飛，台灣那時的狀況很像現在的上海、北京，很像美國的五○年代。
那時台灣開始解嚴，逐漸開放，新的助力進去，再加上台灣一九七九年開始「製播分離」，電視台允許外製單位進去。當時只有兩家製作公司，一家叫麗群，我是麗群的第一個員工。因為有外製單位的加入，整個電視圈慢慢開始豐盛起來。
台灣電視經過幾次革命，最初是三台，然後一九七九年製播分離，一九九一年有線電視出來，電視台大增，我都躬逢其盛。那是台灣很精采的年代，我一直想做個《八○年代》的節目，那時的女孩子又好，又還有羞恥之心，男人也有，現在是都沒有了。
**詹 **這麼多年電視製作一路走來，很多人都說你是做電視的天才，似乎生下來腦海裡就有電視的畫面，你是怎麼找到與電視的相處之道？
王 這應該和我的成長背景有關係，電視對我們來說是魔術盒子，一九六九年打威廉波特少棒時，我剛念小學；金龍少棒第一次打世界賽時，台灣忽然電視開始普及。我們是看電視長大的第一代，這魔術盒子充滿吸引力，我從小就想去電視台工作，那時眷村有個大姊在電視台當主播，對我們這種士官子弟，那還得了，她爸一夜之間眼睛就長到頭上來，這大姊回到眷村簡直是萬人空巷。
我一直認為電視不是個藝術，它沒辦法做深度，它是普羅大眾的東西，熱度很快，但不能完全沒有文化底蘊，有文化底蘊會把節目拉到一個高度。一個東西莫過於深度、熱度、高度，基本上我是個熱度很強的人，觀察到新事物馬上就要反芻、要產出，這是我的特色，所以很適合做電視。加上我們四年級的人，比較重視文化底蘊，所以東西出來，有它的熱度和高度，對普羅大眾來說，這東西出來也不會太噁心，也有一點社會觀察。
詹 你能不能舉一個節目的開發過程，說明你怎麼產生想法到實現，比如說《康熙來了》。
**王 **《康熙來了》是因為有了人，當時因為大Ｓ要去演戲，小Ｓ是我們的藝人，想找個人跟她搭，想了很久，想說任何一個女人，都會有個男同性戀的好朋友，女人的秘密跟女人講，一定就會洩漏出去，跟男人講，男人完全聽不懂，跟Gay講正好。康永不像我們這種四年級男人，他講什麼都不噁心。我們那時想做一個「奇怪的十點鐘」，在每天晚上十點鐘做一些奇怪的人、事、物，一些藝人奇怪的面向。
《超級星光大道》則完全不同，是先有想法才去找人。因為台灣以前的演藝文化，是領導整個華人世界，大陸這幾年愈來愈厲害，超女做得這麼好，台灣都沒有人動。台灣現在的製作成本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大陸畢竟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所以創造力還是比較低，人還是比較僵化，台灣如果不趁這機會努力，以後沒有什麼周杰倫了。
我們做一個節目，有點像工研院培養曹興誠，我們也可以培養很多藝人，比如說周杰倫也是之前我們的節目《超級新人王》出來的。這件事情看來只有我們公司有資格，因為我們做過黑澀會、棒棒堂、我猜這些，我們知道怎麼「採眾」。我們看事情比較完整，一定要跟唱片公司合作，要給孩子們獎金、要簽約，讓他們覺得演藝事業是可以做的，我們希望能把高度拉起來，讓演藝圈變成一個產業。這節目是經過策劃的，希望能趕快挖掘、培養出一些藝人，繼續獨領華人世界的風騷。
有了想法之後，再來就是包裝與企劃，因為這不是新節目。所以我們找Roger來打點藝人的形象，我做第一集和最後一集的評審，訂了一些評審規則：對小孩要嚴格但不毒舌；要關心，比較像父母和長輩的角色。訂好這規則，又有合作廠商，玩起來就跟真的一樣。加上這群孩子碰到了台灣社會「競爭而廝殺」的局面，我們則是「競爭而相濡以沫」。再來，一個節目會紅到這種地步，是鬼神來相助，事後分析這是行銷、企劃，鬼扯！
**詹 **《超級星光大道》前後同質性的節目一直有在做，但這節目會特別紅，很重要的關鍵因素是變成台灣大學生都要看的節目。這些人在競賽時，某種程度就像這群大學生自己在競賽。你那時候怎麼想這件事情？同仇敵愾或是相濡以沫這種氣氛，是如何形成的？
**王 **這其實就是鬼神相助，但事後講起來，還是有一些過程。因為我們不一樣，是有獎金一百萬、唱片公司簽約發片，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所以我們有高度；再來，評審的態度不一樣，最後一集我跟詹仁雄說，把父母找來，因為我聽到有很多熟女在看我們的節目，因為小孩子想進演藝圈，很多父母看這節目，會跟孩子說：「你看，進演藝圈不容易」、「演藝圈競爭很激烈」這些話。
「競爭但互相鼓勵」這是台灣社會很缺乏的，這東西是底蘊，是有這樣的環境，自然出來之後就會感動人，所以感動是不分時代的。人異於禽獸者幾希？就在同理之心，同理之心就是做節目最重要的東西，很多人的同理之心已經死掉了，再找回來都不熟悉了。我脾氣不好，但我熱心，這東西很重要。這東西在節目中慢慢會出來，我們明眼人一看到就把它加料，或是在剪接上不把它剪掉。我們的製作人詹仁雄帶著下面的人，跟我有同樣的信念，這樣節目就成了，不是灑狗血，而是點滴狗血。這東西不噁心，後來愈做愈大，就形成一種態度。
節目做出來之後，就到了一個位置，事後媒體開始炒作，我跟他們說，媒體炒作是台灣的現象，你只能保護他們到一個階段，再來就看他們自己了。
詹 你自己製作電視二十多年，這個圈子又是各種天才集合的地方，跟這些藝人、製作人互動的門道是什麼？
**王 **台灣都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就跟台灣這個國家一樣，會跟領袖的個性很相像，中小企業就很像老闆的風格。我們公司本來就很贊成創意文化，因為老闆就是這個性，也比較鼓勵員工講話，對藝人也比較自由，藝人不用陪我吃飯，我也不帶他們參加任何活動，我們也不幫任何政治人物站台。
所以會進到我們公司，不管是幕前、幕後，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人。我們公司也沒有像金城武這樣超級大牌的藝人，因為我們公司培養不出這樣的人，我比較是自由派的想法，所以也不太管理藝人，只算是服務藝人，也不強迫他們。當然這有好有壞，強迫藝人會讓他們發光發熱，但可能會比較不快樂，我比較喜歡表裡一致的藝人，這好處是藝人很快樂，壞處是壓不出藝人的潛力，沒法成為樣板。
詹 你怎麼判斷新人能成為明星的潛力或條件？
王 我最先會看這孩子有沒有什麼獨特的地方，我有個「寧可不通，不可普通」的理論。我喜歡的人，不管幕前、幕後，大部分都有很特別的地方，各種類型都不一樣，比如說有品學兼優、調皮搗蛋、出類拔萃、混世魔王的各種不同型態。很多人都說我很會發掘人，其實與其這樣說，不如說我比較願意給人機會，比較沒有門檻，十個人總會中一、兩個吧。這行業帶新人很累，要慢慢教、餵，最快的方式是挖角，但那不是我的風格，我們從來不挖角，你說我笨也好，但我覺得這樣做才聰明，不然人生有一半時間在算計，太苦了。
詹 從我們外人看你，你對政治的觀察經常獨具慧眼，雖然你從不直接講政治，但比如說《全民大悶鍋》，雖然是嘲謔或模仿，但仍要掌握現實政治中的「眉角」，才能有好笑的模仿。在製作《全民大悶鍋》這類型節目時，你怎麼訓練你的同事從模仿與語言上達到趣味性？
王 我覺得是因為人要找到一種態度。很多事情先從技術面開始，技術熟練之後開始藝術化、魔術化、巫術化。我從高中編校刊開始，就在批評校方，所以我從小就從技術面開始練習批評，已經熟練到有一種態度，我不太信任政治人物和媒體。我認為不能崇拜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是為我們服務的，這概念我很早就有。
我們不能崇拜任何政治人物，這很合理，你愈崇拜他，他就愈驕傲。這道理我們都知道，我小時候少年得志，也被人崇拜、也大神附體過。我也曾經覺得自己不可一世、不得了。我身心要自由，一定要去希臘度三個月的假，才能找到我靈魂的真諦，但我去第二天就覺得：「不做事我是個豬啊，我神經病跑到這藍天碧海來幹麻？什麼玩意兒啊？女孩子裸體躺在我旁邊，我連動都不敢動一下。」
我就一直跟我的主持人說，要在這裡面找到一個態度，只要有這個態度，你就不會犯錯。我就跟一位主持人說，當主持人就是服務大家，你不要在乎自己怎麼站才好看，上電視就是要讓所有人快樂，不要太在乎自己，這就是好的主持人，主持人是服務業，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只有小孩子和大師用心體會，中間的人都在思考，所以你不要去想鏡頭怎麼拍才好看。這是我跟已經有一些年紀，但還想做主持的人講，不管他聽不聽得懂，這一下子就把他拉到魔術地位。
我對政治也是一樣，我找到一種態度，就是我不信任他們。所以我一直給我們主持人這樣的態度。我們做喜劇的人，就應該對所有的名人盡到諷刺、嘲笑、監督的責任，這是做喜劇的天職。
**詹 **你平常手上節目這麼多，人、事、時、地、物的關係又這麼複雜，你怎麼和外在世界還有資訊社會接軌？
王 一方面我很信任我旗下製作人，我相信沒有製作人會想把節目做不好，所以當他企劃出來做成節目，我會幫他扛成敗，所以我很授權，我是耐操不耐煩的人，所以不管細節，很尊重每個製作人的想法。
另外，我不是個企圖心很大的人，不是追求極大化的人，我比較相信因緣際會。因為我是第一代創業的人，應付不了太多財務或經營的專業，等於就在經營自己的小眷村，沒什麼大出息，想做一些新的東西出來，也想繼續做這樣的事情。
詹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挑戰和波折是什麼？
王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就是不認識自己。如果有輪迴，人就是花一生、兩生、三生去認識自己最適合做什麼。我成名很早，成名之後很多機會，自己也覺得自己沒有什麼不懂的，就像現在很多名嘴一樣，從該買什麼醬油到總統該用什麼幕僚他全懂。在我看起來好笑，我二十五、六歲就做過名嘴，以為自己什麼都懂。一個人覺得什麼都懂，就像藝術家還沒有作品，就已經背負藝術家的盛名一樣，這是很可悲的。當有一天微風吹起，連微風都不敢面對，覺得自己渾身發涼，這種感覺很壞。可能我成名早，迷失的也比較早，出來的也就比較早。
詹 你自己怎麼看台灣電視媒體將來的發展？
王 台灣的電視，一開始是黨政軍在做，後來是文化人在做，再來是行銷廣告人在做，現在則是很多商人在做。商人做媒體，心裡是沒有尺，很容易政商掛勾，沒有立場，忘了做媒體最原始的精神。就像做雜誌一樣，要把這麼多的東西，選出一些來。告訴別人，哪怕是有一個錯字，半夜都會睡不著，這就是媒體人的個性。商人不是，商人是看能賺多少錢、膨脹到什麼程度，所以很多媒體人看不懂商人，已經賺這麼多錢了，幹麻還要去捅蜜蜂窩，讓自己身陷痛苦。商人也搞不懂媒體人，錯一個字你臉紅害羞個什麼東西。
商人做媒體是經濟發展下必然的現象，我覺得文化人、廣告人、商人來做媒體最好，這樣才多元，最怕的就是奸商來做媒體，結果變成主流，或是有政商掛勾的媒體變成主流，這社會就危險了。
金星娛樂獨門know-how
先有想法再找人 《超級星光大道》是先有想法才去找人。台灣以前的演藝文化，是領導整個華人世界，大陸這幾年愈來愈厲害，超女做的這麼好，台灣都沒有人動，如果不趁這個機會努力，以後沒有什麼周杰倫了。
金星娛樂獨門know-how
先有人再找想法 《康熙來了》是因為有了人，當時做節目的成本就這麼多。大S要去演戲，小S是我們的藝人，想找個人跟她搭，想了很久，想說任何一個女人，都會有個男同性戀的好朋友，女人的秘密跟Gay講正好。
金星娛樂獨門know-how
寧可不通 我有個「寧可不通，不可普通」的理論，我喜歡的人，不管幕前幕後，大部分都有很特別的地方，各種類型都不一樣。很多人都說我很會發掘人，其實與其這樣說，不如說我比較願意給人機會，比較沒有門檻。
金星娛樂獨門know-how
一肩扛成敗 信任旗下的製作人，沒有一個製作人會想要把節目做不好，所以當他企劃出來做成節目後，會幫他扛成敗，所以很授權，不去管細節，尊重每個製作人的想法。另外，也相信因緣際會。
熱情和好奇是我的根性，這根性做很多行業是不適合的。
我19歲做電視，這讓我可以不斷接觸到新的事物，
再分享給班上的同學，現在我的「同學」是整個華人社會，
回到根本上，我現在做的還是和當年那個小孩子一樣。
我們那時候的電視綜藝節目，很少走搞笑路線，
《連環泡》是第一個在晚間家庭時段走這樣類型的節目，
是那個開放時代的印記，可以在正式的電視時段開一些玩笑，
在那個時間點，用幽默和詼諧的方式來做節目相當特別。
「競爭但互相鼓勵」這是台灣社會很缺乏的，
這東西是底蘊，是有這樣的環境，
自然出來之後就會感動人，所以感動是不分時代的。
人異於禽獸就在於同理心，同理心是做節目最重要的東西。
從我們外人看你，你對政治的觀察經常獨具慧眼，
雖然你從不直接講政治，但比如說《全民大悶鍋》，
雖然是嘲謔或模仿，但仍要掌握現實政治中的「眉角」，
才能有好笑的模仿，讓模仿與語言達到趣味上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