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ecret ofTV Producer

2007.10.01 by
數位時代
The Secret ofTV Producer
金星娛樂 前身為台灣著名的製作公司「福隆製作」,成立於西元1979年,早期以製作歌星電視專輯特別節目為主。於1996年改組,旗下目前有金星...

金星娛樂
前身為台灣著名的製作公司「福隆製作」,成立於西元1979年,早期以製作歌星電視專輯特別節目為主。於1996年改組,旗下目前有金星製作有限公司、數位製作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大製作股份有限公司、精彩製作股份有限公司,結合電視與業務的新概念,是最具行銷概念的製作公司。除了製作節目,目前所經營的經紀公司金星製作旗下有大小S、郭子乾、黑人、劉真、琇琴、顏嘉樂、林美秀、陳翊萱、劉喆瑩、王怡仁、黃安琪、張兆志、孫鵬、林書煒、何戎、阿KEN、納豆、壯壯、陳漢典等,稱為「偉忠幫」。

詹偉雄
現為《數位時代》總編輯、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美學的經濟》、《球手之美學》作者。

王偉忠
金星娛樂事業總經理。台灣知名的電視節目製作人,以節目創意著稱,他所製作或監製的電視節目,不管是1980年代的《連環泡》,還是2000年以後的《全民大悶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來了》、《國光幫幫忙》、公共電視的情境喜劇《住左邊住右邊》、2007年中視的《超級星光大道》均帶動台灣娛樂圈脈動和潮流。

提起綜藝節目,不能不提起王偉忠。台灣第一個在晚間家庭時段走搞笑路線的綜藝節目《連環泡》,原創點子就是來自王偉忠。《連環泡》讓他從一位沒沒無聞的小人物,成為電視界的當紅炸子雞,後續並製作了《全民大悶鍋》、《康熙來了》、《超級星光大道》等風格不同,卻同樣帶動娛樂圈脈動和潮流的綜藝節目。

在觀眾口味多變的消費趨勢下,如何經常性地與台灣社會現況呼應與連結?王偉忠認為首先得找到一種態度。很多事情先從技術面開始,技術熟練之後開始藝術化、魔術化、巫術化。

《全民大悶鍋》這個長壽的綜藝節目,是台灣民眾在政治苦悶中的出口,出發點就是一個態度。這個態度就是不信任政治人物,他說:「我不需要喜歡一個政治人物,才把票投給他們,我是投給他們來幫我做事的,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所以我一直給我們主持人這樣的態度。我們做喜劇的人,就應該對所有的名人盡到諷刺、嘲笑、監督的責任,這是做喜劇的天職。」
態度,讓他保持旺盛的熱情與好奇,製作《全民大悶鍋》是這樣,製作《康熙來了》也是這樣,到了製作《超級星光大道》更是這樣。王偉忠笑著說:「我一直都會接觸這些新的人、事、物,好歹偉忠哥也有點『爛名』,大家都還會賞臉跟我聊聊。」王偉忠,其實就是一部台灣電視史。

詹偉雄(以下簡稱詹)  我們對你最大的好奇,來自這麼多年來,你所製作的節目,經常與台灣社會現況產生某種呼應與連結,這背後你有哪些觀察?

王偉忠(以下簡稱王)  大概這三十年來,大家看到我都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對很多新的事物都會主動去接觸。比如說我最近在和張大春談「說書」,他是我覺得兩岸說書最好的人,因為大陸講「文化」是這幾年才有的,台灣則是已經很久了。張大春有一套自由主義,他批判歷史可以很自在,大陸還有一些邊邊卡卡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張大春很棒。我一直都會接觸這些新的人、事、物,好歹偉忠哥也有點「爛名」,大家都還會賞臉跟我聊聊。

熱情和好奇是我的根性,這根性做很多行業是不適合的。剛好我運氣很好,從小不管編校刊、畫漫畫、藝文工作都好,算是歪打正著。我十九歲就開始做電視,這讓我可以不斷接觸到新的事情,然後自己整理之後,分享給班上的同學,現在我的「同學」,可能就是整個台灣、華人社會。回到根本上,我現在做的還是和當時那個小孩子一樣,把看到的新鮮事情跟同學講、跟爸媽講。

詹    當初《連環泡》這個點子是你原創的?


  《連環泡》有太多故事可以講,那是我創作力最豐富的時候。那時候台灣就三家電視台,也沒什麼人敢做創作,那時能進電視台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是因為父親的緣故,因緣際會很小就進了電視圈,所以大家都跟我很熟。我最早是在華視,那時它是軍方的,我爸爸是軍人,所以我知道他們軍人的個性,這些長輩看我,想的大概都是「這小孩雖然調皮,但他畢竟愛國啊!」所以我調皮搗蛋,他們也都能接受。

**詹  **我們那時候的電視綜藝節目,很少走搞笑路線,我記得連環泡是第一個在晚上家庭生活時段,走這樣類型的節目,《連環泡》是那個開放時代的印記,可以在正式的電視時段去開玩笑,你怎麼會想用幽默和詼諧來做節目?


  八○年代大概是台灣經濟剛起飛,我一九八一年退伍,那時羅大佑開始唱《戀曲一九八○》,楊德昌剛出道,台灣新電影誕生,賴聲川剛回國,劇場文化出現,台灣整個股票狂飆、房地產起飛,台灣那時的狀況很像現在的上海、北京,很像美國的五○年代。

那時台灣開始解嚴,逐漸開放,新的助力進去,再加上台灣一九七九年開始「製播分離」,電視台允許外製單位進去。當時只有兩家製作公司,一家叫麗群,我是麗群的第一個員工。因為有外製單位的加入,整個電視圈慢慢開始豐盛起來。

台灣電視經過幾次革命,最初是三台,然後一九七九年製播分離,一九九一年有線電視出來,電視台大增,我都躬逢其盛。那是台灣很精采的年代,我一直想做個《八○年代》的節目,那時的女孩子又好,又還有羞恥之心,男人也有,現在是都沒有了。

**詹  **這麼多年電視製作一路走來,很多人都說你是做電視的天才,似乎生下來腦海裡就有電視的畫面,你是怎麼找到與電視的相處之道?


  這應該和我的成長背景有關係,電視對我們來說是魔術盒子,一九六九年打威廉波特少棒時,我剛念小學;金龍少棒第一次打世界賽時,台灣忽然電視開始普及。我們是看電視長大的第一代,這魔術盒子充滿吸引力,我從小就想去電視台工作,那時眷村有個大姊在電視台當主播,對我們這種士官子弟,那還得了,她爸一夜之間眼睛就長到頭上來,這大姊回到眷村簡直是萬人空巷。

我一直認為電視不是個藝術,它沒辦法做深度,它是普羅大眾的東西,熱度很快,但不能完全沒有文化底蘊,有文化底蘊會把節目拉到一個高度。一個東西莫過於深度、熱度、高度,基本上我是個熱度很強的人,觀察到新事物馬上就要反芻、要產出,這是我的特色,所以很適合做電視。加上我們四年級的人,比較重視文化底蘊,所以東西出來,有它的熱度和高度,對普羅大眾來說,這東西出來也不會太噁心,也有一點社會觀察。

  你能不能舉一個節目的開發過程,說明你怎麼產生想法到實現,比如說《康熙來了》。

**王  **《康熙來了》是因為有了人,當時因為大S要去演戲,小S是我們的藝人,想找個人跟她搭,想了很久,想說任何一個女人,都會有個男同性戀的好朋友,女人的秘密跟女人講,一定就會洩漏出去,跟男人講,男人完全聽不懂,跟Gay講正好。康永不像我們這種四年級男人,他講什麼都不噁心。我們那時想做一個「奇怪的十點鐘」,在每天晚上十點鐘做一些奇怪的人、事、物,一些藝人奇怪的面向。

《超級星光大道》則完全不同,是先有想法才去找人。因為台灣以前的演藝文化,是領導整個華人世界,大陸這幾年愈來愈厲害,超女做得這麼好,台灣都沒有人動。台灣現在的製作成本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大陸畢竟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所以創造力還是比較低,人還是比較僵化,台灣如果不趁這機會努力,以後沒有什麼周杰倫了。

我們做一個節目,有點像工研院培養曹興誠,我們也可以培養很多藝人,比如說周杰倫也是之前我們的節目《超級新人王》出來的。這件事情看來只有我們公司有資格,因為我們做過黑澀會、棒棒堂、我猜這些,我們知道怎麼「採眾」。我們看事情比較完整,一定要跟唱片公司合作,要給孩子們獎金、要簽約,讓他們覺得演藝事業是可以做的,我們希望能把高度拉起來,讓演藝圈變成一個產業。這節目是經過策劃的,希望能趕快挖掘、培養出一些藝人,繼續獨領華人世界的風騷。

有了想法之後,再來就是包裝與企劃,因為這不是新節目。所以我們找Roger來打點藝人的形象,我做第一集和最後一集的評審,訂了一些評審規則:對小孩要嚴格但不毒舌;要關心,比較像父母和長輩的角色。訂好這規則,又有合作廠商,玩起來就跟真的一樣。加上這群孩子碰到了台灣社會「競爭而廝殺」的局面,我們則是「競爭而相濡以沫」。再來,一個節目會紅到這種地步,是鬼神來相助,事後分析這是行銷、企劃,鬼扯!

**詹  **《超級星光大道》前後同質性的節目一直有在做,但這節目會特別紅,很重要的關鍵因素是變成台灣大學生都要看的節目。這些人在競賽時,某種程度就像這群大學生自己在競賽。你那時候怎麼想這件事情?同仇敵愾或是相濡以沫這種氣氛,是如何形成的?

**王  **這其實就是鬼神相助,但事後講起來,還是有一些過程。因為我們不一樣,是有獎金一百萬、唱片公司簽約發片,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所以我們有高度;再來,評審的態度不一樣,最後一集我跟詹仁雄說,把父母找來,因為我聽到有很多熟女在看我們的節目,因為小孩子想進演藝圈,很多父母看這節目,會跟孩子說:「你看,進演藝圈不容易」、「演藝圈競爭很激烈」這些話。

「競爭但互相鼓勵」這是台灣社會很缺乏的,這東西是底蘊,是有這樣的環境,自然出來之後就會感動人,所以感動是不分時代的。人異於禽獸者幾希?就在同理之心,同理之心就是做節目最重要的東西,很多人的同理之心已經死掉了,再找回來都不熟悉了。我脾氣不好,但我熱心,這東西很重要。這東西在節目中慢慢會出來,我們明眼人一看到就把它加料,或是在剪接上不把它剪掉。我們的製作人詹仁雄帶著下面的人,跟我有同樣的信念,這樣節目就成了,不是灑狗血,而是點滴狗血。這東西不噁心,後來愈做愈大,就形成一種態度。

節目做出來之後,就到了一個位置,事後媒體開始炒作,我跟他們說,媒體炒作是台灣的現象,你只能保護他們到一個階段,再來就看他們自己了。


詹  你自己製作電視二十多年,這個圈子又是各種天才集合的地方,跟這些藝人、製作人互動的門道是什麼?

**王  **台灣都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就跟台灣這個國家一樣,會跟領袖的個性很相像,中小企業就很像老闆的風格。我們公司本來就很贊成創意文化,因為老闆就是這個性,也比較鼓勵員工講話,對藝人也比較自由,藝人不用陪我吃飯,我也不帶他們參加任何活動,我們也不幫任何政治人物站台。

所以會進到我們公司,不管是幕前、幕後,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人。我們公司也沒有像金城武這樣超級大牌的藝人,因為我們公司培養不出這樣的人,我比較是自由派的想法,所以也不太管理藝人,只算是服務藝人,也不強迫他們。當然這有好有壞,強迫藝人會讓他們發光發熱,但可能會比較不快樂,我比較喜歡表裡一致的藝人,這好處是藝人很快樂,壞處是壓不出藝人的潛力,沒法成為樣板。


    你怎麼判斷新人能成為明星的潛力或條件?

王  我最先會看這孩子有沒有什麼獨特的地方,我有個「寧可不通,不可普通」的理論。我喜歡的人,不管幕前、幕後,大部分都有很特別的地方,各種類型都不一樣,比如說有品學兼優、調皮搗蛋、出類拔萃、混世魔王的各種不同型態。很多人都說我很會發掘人,其實與其這樣說,不如說我比較願意給人機會,比較沒有門檻,十個人總會中一、兩個吧。這行業帶新人很累,要慢慢教、餵,最快的方式是挖角,但那不是我的風格,我們從來不挖角,你說我笨也好,但我覺得這樣做才聰明,不然人生有一半時間在算計,太苦了。

  從我們外人看你,你對政治的觀察經常獨具慧眼,雖然你從不直接講政治,但比如說《全民大悶鍋》,雖然是嘲謔或模仿,但仍要掌握現實政治中的「眉角」,才能有好笑的模仿。在製作《全民大悶鍋》這類型節目時,你怎麼訓練你的同事從模仿與語言上達到趣味性?

  我覺得是因為人要找到一種態度。很多事情先從技術面開始,技術熟練之後開始藝術化、魔術化、巫術化。我從高中編校刊開始,就在批評校方,所以我從小就從技術面開始練習批評,已經熟練到有一種態度,我不太信任政治人物和媒體。我認為不能崇拜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是為我們服務的,這概念我很早就有。

我們不能崇拜任何政治人物,這很合理,你愈崇拜他,他就愈驕傲。這道理我們都知道,我小時候少年得志,也被人崇拜、也大神附體過。我也曾經覺得自己不可一世、不得了。我身心要自由,一定要去希臘度三個月的假,才能找到我靈魂的真諦,但我去第二天就覺得:「不做事我是個豬啊,我神經病跑到這藍天碧海來幹麻?什麼玩意兒啊?女孩子裸體躺在我旁邊,我連動都不敢動一下。」

我就一直跟我的主持人說,要在這裡面找到一個態度,只要有這個態度,你就不會犯錯。我就跟一位主持人說,當主持人就是服務大家,你不要在乎自己怎麼站才好看,上電視就是要讓所有人快樂,不要太在乎自己,這就是好的主持人,主持人是服務業,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只有小孩子和大師用心體會,中間的人都在思考,所以你不要去想鏡頭怎麼拍才好看。這是我跟已經有一些年紀,但還想做主持的人講,不管他聽不聽得懂,這一下子就把他拉到魔術地位。

我對政治也是一樣,我找到一種態度,就是我不信任他們。所以我一直給我們主持人這樣的態度。我們做喜劇的人,就應該對所有的名人盡到諷刺、嘲笑、監督的責任,這是做喜劇的天職。

**詹  **你平常手上節目這麼多,人、事、時、地、物的關係又這麼複雜,你怎麼和外在世界還有資訊社會接軌?


  一方面我很信任我旗下製作人,我相信沒有製作人會想把節目做不好,所以當他企劃出來做成節目,我會幫他扛成敗,所以我很授權,我是耐操不耐煩的人,所以不管細節,很尊重每個製作人的想法。

另外,我不是個企圖心很大的人,不是追求極大化的人,我比較相信因緣際會。因為我是第一代創業的人,應付不了太多財務或經營的專業,等於就在經營自己的小眷村,沒什麼大出息,想做一些新的東西出來,也想繼續做這樣的事情。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挑戰和波折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就是不認識自己。如果有輪迴,人就是花一生、兩生、三生去認識自己最適合做什麼。我成名很早,成名之後很多機會,自己也覺得自己沒有什麼不懂的,就像現在很多名嘴一樣,從該買什麼醬油到總統該用什麼幕僚他全懂。在我看起來好笑,我二十五、六歲就做過名嘴,以為自己什麼都懂。一個人覺得什麼都懂,就像藝術家還沒有作品,就已經背負藝術家的盛名一樣,這是很可悲的。當有一天微風吹起,連微風都不敢面對,覺得自己渾身發涼,這種感覺很壞。可能我成名早,迷失的也比較早,出來的也就比較早。

詹    你自己怎麼看台灣電視媒體將來的發展?

王  台灣的電視,一開始是黨政軍在做,後來是文化人在做,再來是行銷廣告人在做,現在則是很多商人在做。商人做媒體,心裡是沒有尺,很容易政商掛勾,沒有立場,忘了做媒體最原始的精神。就像做雜誌一樣,要把這麼多的東西,選出一些來。告訴別人,哪怕是有一個錯字,半夜都會睡不著,這就是媒體人的個性。商人不是,商人是看能賺多少錢、膨脹到什麼程度,所以很多媒體人看不懂商人,已經賺這麼多錢了,幹麻還要去捅蜜蜂窩,讓自己身陷痛苦。商人也搞不懂媒體人,錯一個字你臉紅害羞個什麼東西。

商人做媒體是經濟發展下必然的現象,我覺得文化人、廣告人、商人來做媒體最好,這樣才多元,最怕的就是奸商來做媒體,結果變成主流,或是有政商掛勾的媒體變成主流,這社會就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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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想法再找人 《超級星光大道》是先有想法才去找人。台灣以前的演藝文化,是領導整個華人世界,大陸這幾年愈來愈厲害,超女做的這麼好,台灣都沒有人動,如果不趁這個機會努力,以後沒有什麼周杰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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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人再找想法 《康熙來了》是因為有了人,當時做節目的成本就這麼多。大S要去演戲,小S是我們的藝人,想找個人跟她搭,想了很久,想說任何一個女人,都會有個男同性戀的好朋友,女人的秘密跟Gay講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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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不通 我有個「寧可不通,不可普通」的理論,我喜歡的人,不管幕前幕後,大部分都有很特別的地方,各種類型都不一樣。很多人都說我很會發掘人,其實與其這樣說,不如說我比較願意給人機會,比較沒有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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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肩扛成敗 信任旗下的製作人,沒有一個製作人會想要把節目做不好,所以當他企劃出來做成節目後,會幫他扛成敗,所以很授權,不去管細節,尊重每個製作人的想法。另外,也相信因緣際會。

熱情和好奇是我的根性,這根性做很多行業是不適合的。
我19歲做電視,這讓我可以不斷接觸到新的事物,
再分享給班上的同學,現在我的「同學」是整個華人社會,
回到根本上,我現在做的還是和當年那個小孩子一樣。

我們那時候的電視綜藝節目,很少走搞笑路線,
《連環泡》是第一個在晚間家庭時段走這樣類型的節目,
是那個開放時代的印記,可以在正式的電視時段開一些玩笑,
在那個時間點,用幽默和詼諧的方式來做節目相當特別。

「競爭但互相鼓勵」這是台灣社會很缺乏的,
這東西是底蘊,是有這樣的環境,
自然出來之後就會感動人,所以感動是不分時代的。
人異於禽獸就在於同理心,同理心是做節目最重要的東西。

從我們外人看你,你對政治的觀察經常獨具慧眼,
雖然你從不直接講政治,但比如說《全民大悶鍋》,
雖然是嘲謔或模仿,但仍要掌握現實政治中的「眉角」,
才能有好笑的模仿,讓模仿與語言達到趣味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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