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張忠謀為我設立台積電技術長一職。我上任後，除了日常職務，他還交給我兩道長期課題：第一，把台積電從技術追隨者變成技術領先者；第二，讓台積電在智慧財產權上的收支達到平衡。所謂收支平衡，就是在專利權利金與授權金等項目上，付出去的錢不應多過收進來的錢。
當時的台積電已經展現出實力，尤其是它獨特的商業模式，但在技術上還算不上領先者。
2001年9月，為了提醒我，張忠謀送我一塊厚重的水晶牌。牌上最醒目的題字是：拿出辦法來！
雖然張忠謀把這兩道課題訂為長期目標，我卻必須盡快拿出辦法，因為我原本只打算在台積電待兩年，最後待了三年才完成任務回到學校。我知道他要的不是計畫，而是辦法。我打算先把解法推動起來；即使不能親自帶到開花結果，我相信台積電那支能幹的團隊也能接手完成。
技術領先要怎麼達成，我一進去就知道，這也正是我加入台積電的動力。我的策略是趁產業下一次技術大轉向時提早起跑。這就像一場特殊規則的賽車：跑到某個里程碑，所有車手突然都得放棄開慣的車，換上一輛全新的實驗車。到了那一刻，台積電和其他公司都會進入一場新的賽局。過去的成績未必能預測結果，真正關鍵的，是各家公司駕馭那輛實驗車的經驗。
下一場技術革命會是什麼，我剛好看得最清楚：那會是FinFET，以及後續的三維薄體電晶體。我也知道，當FinFET技術競爭開始時，台積電該怎麼站到前排。這場技術轉換會迫使所有公司重新起跑。我的辦法是讓台積電提早投入FinFET研究，先累積三維結構的製造與良率經驗。等產業真正轉向FinFET，台積電就有機會憑藉製造強項成為領先者，甚至站到最前面。
台積電率先投入FinFET研究，也會帶動其他公司投入三維薄體電晶體的研發。晶片公司就是這樣一邊競爭，一邊把整個半導體產業往前推。當然，這個計畫沒有成功保證。它之所以適合台積電，在於台積電沒有更好的選擇，不嘗試不是選項之一。我對這個方向有足夠的信心，立刻推動，並且把它當成通往技術領先這條長路上唯一的一注。台積電必須敢於懷抱希望。
張忠謀同意了我的計畫。他和我的主管、時任台積電副總執行長曾繁城，都沒有追問細節。張忠謀一點頭，經營團隊每一個人都支持。那就是台積電典型的決策與執行方式。
張忠謀交給我的第二道課題，也就是讓智慧財產權收支平衡，完全是另一回事。當時我毫無頭緒。FinFET或許可以成為其中一環，但那還要好幾年。我們需要更多，也需要更快。我不知道辦法會是什麼，但沒有回絕。這是我該做的事，而且我對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很有信心。幾個月後，我才找到一條清楚的路。
要說明這兩道課題後來如何落實，得先回頭說說，我是怎麼走進台積電，獲得和半導體業裡經營得最好的公司之一，以及最好的執行長之一共事的機會。
我怎麼走進台積電
1996年至2000年那四年，我的事業一帆風順。我先後獲聘柏克萊加州大學校長講座教授與台積電傑出講座教授，後一個頭銜是台積電捐款給柏克萊加州大學設立的。這段期間，我也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並獲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最高的教學榮譽。FinFET也成功做出並發表。
2001年，我正好可以向學校申請研究休假。柏克萊的無薪產業休假通常只有一年，但我有把握再爭取到第二年。淑玲願意把時間分成兩邊，一邊在台灣陪我，一邊留在美國，離孩子和雙親近一些。
雖然台灣的大學一直對我敞開大門，我卻認為，要回報曾經教育我的台灣，最有效的途徑是投入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台灣是個小國，天然資源有限，經濟成長與外匯收入很大一部分靠電子業支撐。在台灣的半導體公司裡，台積電是最突出的那一家。
台積電會怎麼想呢？我知道能拍板的人是張忠謀。
我認識張忠謀很多年了。1985年，他從美國搬到台灣，出任1973年成立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院長，後來又轉任董事長。1990年，工研院啟動「次微米製程技術發展計畫」，他邀我擔任指導委員會委員。共事期間，我看到也佩服他強勢而果決的領導風格，以及做出正確決定的能力。他也因此相當了解我。
2001年春天，我寫電子郵件給張忠謀，說我一個月後會到台灣，想跟他見個面。我沒有說明來意。一個月後，我坐在他台北的辦公室裡，開口表示願意為台積電工作兩年。
張忠謀邊聽邊點頭。他抽了一口雪茄，只問我一個問題：台積電想跟IBM組成技術聯盟，一起開發最先進的技術，可是IBM開的價碼太高；那麼，跟德州儀器合作呢？
我知道他大半輩子都在德州儀器度過，也一直認為那是家很優秀的公司。但我老實告訴他，台積電要開發未來的先進技術，需要一個比德州儀器更強的技術夥伴。與IBM結盟太貴，英特爾又沒有理由跟台積電合作，剩下的選項只有兩個：一是找東芝，或另一家研究實力強、晶片業務卻在流失的日本公司合作；二是靠自己。他一邊抽著雪茄，一邊聽我回答。那與其說是一個問題，不如說是一場考試。我講完，他又抽了一口，點頭表示同意。
張忠謀拿起電話，安排我與當時擔任執行副總經理的蔡力行見面。
過程中沒有討論過我的職稱、待遇或其他條件。一週後我收到聘書，也沒有議價。台積電為我設了一個新職位：技術長。
2001年5月，柏克萊加州大學當學期結束，我成為台積電第一任技術長。
台積電生長的土壤
我在台積電工作時曾聽張忠謀說過，台灣產業的成功，要歸功於兩股社會變化的交會。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提供龐大而勤奮的勞動力。台灣同時也是一個移民社會，有大量移入的人口。移民帶來受過良好教育、具備創業精神，又重視下一代教育的人。
他沒有進一步說明「移民社會」指的是哪些人。就我的理解，他心裡有兩批人，一批是1949年從中國大陸來台、經驗老到的政府技術官僚，另一批則是1980年以後陸續回流、在美國受過訓練的人才。他自己或許也算一個。
我知道，張忠謀把台灣現代化的條件，包括台積電的創立，歸功於幾位傑出的政府首長。以孫運璿和李國鼎為代表的政府領導者，推動成立工研院與新竹科學園區。1976年，工研院與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後統稱RCA）簽約，引進積體電路技術，並派工程師赴美受訓。1980年，聯華電子（聯電）從工研院衍生出去。1987年，張忠謀創辦台積電。
台灣晶片產業的故事，是一群受過良好教育、極其投入的技術官僚，蓋起基礎建設、種下矽晶片種子的故事。個人電腦革命，加上一個新興工業化、重視教育與勤奮的移民社會，把這顆種子養成一片森林。台積電就是在這樣的土壤裡誕生的。
不過，好的土壤只能解釋台積電為什麼能夠誕生，還不能解釋它為什麼能站上頂端。要回答後一個問題，就必須回到張忠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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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轉載自《拿出辦法來：三維電晶體之父胡正明改變半導體世界的科學人生與科技思索》，胡正明著，天下文化
責任編輯：蘇柔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