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抵達法國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時，看到了一位法國朋友派來的司機。這個司機帶了一個寫著我名字的牌子，但當我走近他的時候，我注意到他正在自言自語，講得非常熱烈。靠近一點之後，我才注意到他耳朵上戴著一個藍芽耳機，正聊得非常忘我。我指著自己，讓他知道我就是他要接的人，他點點頭，繼續和電話另一頭的人聊天。
當我的行李出現在輸送帶上時，我把它提了出來。這個司機指了指出口的方向，我就跟著他走，他則繼續講電話。我們進入車子後，我說：「你知道我住哪間旅館嗎？」他說：「不知道。」我把地址拿給他看，然後他回頭繼續講電話。
在車子開動後，我看到他儀表板上有塊螢幕正播放著電影，平常那塊面板通常是顯示ＧＰＳ的道路地圖。我之所以會注意到，是因為他講電話又看電影，讓我幾乎沒辦法專心。唉！於是我在後座拿出筆記型電腦，試著要寫我的專欄。當我寫到沒靈感的時候，我拿出了我的iPod，聽起史蒂薇．尼克斯（Stevie Nicks，編按：經典搖滾樂團Fleetwood Mac前主唱）的專輯，而司機則是繼續講電話、開車、看電影。
抵達旅館之後，我思考著我們的這趟旅程：這個司機和我相處了一個小時，而我們兩個之間進行著六件不同的事情，他開車、講手機、以及看影片，而我則是坐車、用筆記型電腦工作、以及聽我的iPod。
只有一件事是我們兩個都沒做的：與對方交談。
那很可惜，他也許有很多東西要告訴我。我把這個事情告訴我在《世界報》（Le Monde）當編輯的朋友艾倫．弗雷（Alain Frachon），他嘲弄著說：「我猜，外國通訊記者把計程車司機當消息來源的年代已經結束了，因為現在的計程車司機已經忙到沒辦法給你任何消息。」
艾倫說的對。你知道那個老掉牙的故事，「我的巴黎計程車司機告訴我關於法國選舉。」嗯，你可以忘記曾經看過用那樣當開頭的專欄了，我的司機忙到沒辦法打聲招呼，更別說是評論政治了。
我把所有這些事串連起來，因為它說明了我近來感受愈來愈深的一件事情——科技並沒有串連起我們，反而是分隔了我們。的確，科技可以讓天涯若比鄰，但它也可以讓咫尺之距變得異常遙遠。就我所知，那個司機當時是在和他的父母通電話，這是多麼棒的一件事啊！但那也代表我們兩個完全不會交談，而我們彼此之間的距離只有兩呎之隔。
我和琳達．史東（Linda Stone）分享了這個故事，她是曾經將網路年代疾病稱為「持續性的局部注意力」（continuous partial attention）的科技份子——這個疾病的意思就是，兩個人做六件事，但只放部份注意力在彼此身上。她對這件事做了這樣的評論：「我們是這麼的容易接近，卻也如此難以接近。我們無法在我們的機制或身上找到切換自如的開關，我們想要戴上iPod，既是為了聽自己的歌單，也是為了將自己與世界隔絕，不聽到所有的噪音。我們是無所不在的——除了我們肉體所在之處。」
一個月之前，我在舊金山，有一天外出散步。我站在十字路口等著穿過馬路時，一名男子戴著iPod，跑步來到我身旁停了下來。綠燈一亮，他就立即全力衝出馬路，但這時一名女子開車闖過黃燈，差點撞上了他，幸好她及時煞車。這名女子當時正拿著手機貼在右耳講電話，只用左手開車。我心裡不禁想，我剛目睹了第一宗後現代式的地方新聞，立刻在腦海中寫下了標題：「一名邊打電話邊開車的女子，撞上了一名邊聽iPod邊跑步穿過街道的男子，詳見第六頁。」
嘿！我喜歡和很多人接觸，彼此有簡單的聯繫，但是在這個許多你認識的人，甚至有更多是你不認識的，都能透過電子郵件或手機聯絡你的年代，我發現這個干擾的年代真是勢不可擋。當我只能一次做一件事的時候，我會變得比較聰明。我知道我不是唯一這樣的人。
幾個星期前，我試著聯絡我在耶路撒冷的朋友雅榮．伊薩（Yaron Ezrahi）。我不斷地打他的手機，但都沒有回應。最後，我發現他人在家裡。「雅榮，你的手機是怎麼了？」我問他。
「它幾個月前被偷了，」他回答，並強調他決定不再買新手機，因為他覺得手機的鈴聲經常打亂他的注意力，「從那一天起，我每天早上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感謝偷走我手機的小偷，並且祝福他長命百歲。」
科技並沒有串連起我們，
反而是分隔了我們。
的確，科技可以讓天涯若比鄰，
但它也可以讓咫尺之距變得異常遙遠。
但是在這個許多你認識的人，
甚至有更多是你不認識的，
都能透過電子郵件或手機聯絡你的年代，
我發現這個干擾的年代真是勢不可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