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製造業轉型再創獲利傳奇
台商製造業轉型再創獲利傳奇
2006.10.15 |

人民幣升值對台商到底有沒有影響?影響有多大?關鍵在於原材料採購的方式和管道。

對許多以進料加工或來料加工為核心業務的台資代工廠商來說,進口原材料是最大的成本支出,人民幣升值反而使他們的原材料成本相對下降,抵銷了中國境內原材料成本的上漲。

身兼昆山台商協會副會長的錸德集團中國總經理張永南接受採訪時表示,錸德的中國廠房主要生產光碟片,九○%外銷,一半原物料來自海外如日本、美國及德國等,以美元計價,而以人民幣支付的成本在總成本中只占很小比例,因此人民幣升值對錸德影響不大。

「一頭在外」出口業者影響最鉅
但是相對於那些在中國採購原物料,加工製造成商品後,再銷往歐美的「一頭在外」業者來說,看待人民幣升值可就沒那麼輕鬆了。

「影響肯定有,」從事出口貿易十一年的深圳希達電子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戴湘農表示,美元和人民幣的中間價原本是八.二七,「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升值當天,我當場就損失了應收帳款的百分之三點多,現在跌破七.九,損失更大了。」

特別是對於紡織、陶瓷、玩具、工藝品這些長期依靠「拚價格」占領市場的出口產品,原本賺的就是微利。很多人只看到二○○五年中國紡織品出口一千一百五十億美元,順差超過九百億美元。然而這個亮麗數字的背後是兩百億件服裝和大量紡織品原料,在國際市場上,每件產自中國的紡織品,平均售價還不到四美元。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升值幅度只有二%,也足以把僅有的利潤吃掉一大半。

「誰漲價,誰先死」廠商觀望
雖然人民幣升值的議題早已經被搬上檯面,許多金融分析師也一再呼籲企業要及早準備,包括對未來出口收匯的不同期限和幣種做好計畫、測算滿足出口成本預算的目標匯率水平,進而做好匯率套保的綜合計畫等方式,減少匯率損失。然而在中國嚴格的金融管控制度之下,有能力提早規劃的企業少之又少。

因此,大多數台商的因應之道,還是「兩手」策略。

首先是自我消化,自行吸收匯率損失,同時也要求產業鏈上流的供應商一起消化。如果消化不了,就只能漲價。

雖然生產者的心理都期待著漲價,但是價格也是一把雙面刃,如果弄不好,不但得罪客戶,也會傷了自己。以陶瓷行業為例,為了減低原料漲價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今年初中國幾個領頭的陶瓷企業,曾協商共同將出口價格上漲二○%左右。說歸說,在剛結束的第九十九屆廣交會上,只有少數有品牌、產品新穎的企業價格能夠上漲五%到一○%。

戴湘農表示,市場競爭太激烈了,不可能把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同比反映在價格增長上,如果匯率增長三%,價格可能只能增加一%或二%;如果為此把客戶得罪,可能更划不來。因此同業間普遍流行一種說法:「誰先漲,誰先死」,雖然無奈,卻也是現實。

應以積極心態面對市場機制
俗話說「危機也是轉機」,當企業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除了一部份人選擇出走或倒閉,多數的企業主還是願意用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的方向。戴湘農表示,人民幣升值對低利潤的出口企業來說雖然痛苦,卻也是必然趨勢,不必如臨大敵。

他認為,台灣中小企業的代工模式,以及一向由家族掌控或管理的「作坊式」經營型態,都是競爭的障礙,「今天與過去相比,中國的政策力量會愈來愈淡,最終還是會回歸到市場機制,正好利用這股外來力量,調整自己的經營模式。」

因此戴湘農一方面對產品進行結構調整,增加高附加價值的產品,改變依賴低價格在低端市場競爭的局面,一方面在加工基礎上,提供客戶技術支援、品牌推廣、以及供應鏈管理上的各種服務,希望能成功轉型為服務製造業。

長期以來,中國引以為傲的「出口創匯」神話,即將隨著人民幣升值成為過去式,在新的浪頭上,像戴湘農這樣具有拚搏精神的下一代製造出口業者,能不能再創另一個中國「出口創利」的神話?這個答案需要時間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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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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