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崇棠：
雖然我骨子裡還是偏向一名工程師，但是我全心全力地支持設計。華碩從過去創業以來，比較自豪的是技術力，過去我們用技術力來推動 品牌，從做主機板這種內在的產品，慢慢地接近消費者。時代在改變，講求成本、品質已經不夠了，現在談品牌，必須要展現設計力，展現更感性的一面，才能真正 變成世界級的品牌。
華碩參加很多國際大展，有一些不錯的小小成就，不過我們內部也還在檢討：「怎樣讓設計團隊用設計力，來帶動公司的技術力？」從Total Brand Management(全員品牌管理)的層次，希望能脫離過去大家只把工業設計當成造型、美工的概念。
最近大家都在談Design Thinking(設計思考)，右腦在未來顯得更加重要。怎樣讓設計力變成公司的領頭羊？怎樣能更以使用者為導向？如何靠著五感、六感來思考？從過去屬於 技術的推式創新，怎樣走向拉式的創新？華碩希望能結合Total Brand Management，讓公司所有的環節都能以品牌、設計為導向。我們在內部推動華碩的四個ＤＮＡ，特別談到「創新唯美」是很重要的ＤＮＡ，希望我們的設 計團隊可以帶著全公司不同領域的同仁一起創新。
我想很多人看過賴聲川先生的《創意學》，他認為創作本身第一件事情是「創」，要創就得先找 到題目，大家從使用者的角度、五感、六感的角度、生活體驗的角度來尋找。我希望華碩的設計團隊，本身能進入Design Thinking，來推動整個公司一起「找題目」，再由技術力「解題目」。
有一些華碩的工程師跟我說：「那我們是不是變得不重要了？」我 跟他們說，你們還是很重要（笑），但是我們讓設計力來領導，技術力在解題目時，可以解得比別人更薄、更美、更方便，我想還是有許多技術力可以發展的地方。 我還常跟公司的同仁說：「希望我們有世界級的設計大師出來！」最近日本、韓國、泰國都出現一些世界級的設計師，我相信台灣絕對有機會。
詹偉雄：
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我怎麼看台灣從純粹製造業的社會，變成現在講究創新的社會。這中間不是我們很自發性地覺得，自己人生該有一個轉折，所以就轉過去的，其實是受到很多客觀條件的限制和影響。
在 一九八○年代，台灣這個社會其實不支持工業設計，台灣經濟發展裡根本沒這個項目。當時台灣經濟主力發展模式是什麼？台灣經濟的成長被產業模式所支配，整個 社會包括我們的日常生活、精神思想都是，那個模式我現在概括定義為「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model」。
過去台灣發展出口替代，成為已開發國家民生必需品的生產地，台灣有一大群的中小企業家，提著 手提箱風塵僕僕奔波於世界各地的商展，他們把台灣工廠的生產品展現出來，讓世界各國的買家下單。這個模式我們統稱「OEM model」，也就是一個很勤奮的製造業創業家，再加上一個孜孜不倦地改善生產成本、效率、品質的工廠生產機制，它解除最基本的生存憂慮，讓台灣脫離貧困 的境界，但也結構了我們的苦境。
隨著東歐、中國加入世界市場，全球多了八千萬名的勞動力，台灣的工廠幾乎全部都轉移到中國，我們經過戲劇化的轉折，變成「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model」，我想施董事長也經歷過產業轉折的浪潮。
從 ＯＥＭ變成ＯＤＭ，其實台灣是百般的心不甘情不願，因為ＯＥＭ模式是老闆把原廠的生產圖帶回來，我們在工廠把它變成高品質、高效率的產品，生產者連產品最 後怎麼被使用，可能都完全不曉得。一旦變成ＯＤＭ模式，全公司都需要了解、體會消費者怎麼使用產品，這是一個很戲劇性的轉折。然後在過去五、六年間，許多 ＯＤＭ公司覺得自己有能力，開始做ＯＢＭ（Own Branding &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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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崇棠：**
談到 品牌力的結合，我一直覺得跟設計、技術，甚至跟行銷、管理，最後可以結合在一起的，就是所謂Total Brand Management。談到品牌的觀念時，我其實很崇拜行銷大師菲利浦．科特勒（Philip Kotler），他認為公司品牌要展現出最驕傲的ＤＮＡ，表現出「Who you are」，最後變成對客戶的一種價值承諾，這就是所謂的「品牌」。
我覺得品牌是一種「心對心」的活動。「Branding」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在小牛身上烙印，我認為品牌到最後，就是「心占率」的戰爭。怎樣把公司最驕傲的特質，變成對消費者的承諾、烙印在消費者的心中，這就是品牌本質的觀念。
科特勒就提出，大家應該花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做出更好、更棒的設計，強化公司的品牌特質，而不要花太多錢在昂貴的廣告，操弄人們的心理。所以我們看得出來，品牌力、設計力、競爭力的觀念都展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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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偉雄：**
從 ＯＥＭ到ＯＤＭ，甚至是到ＯＢＭ這些歷史轉折，跟台灣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角色息息相關。台灣社會對於人才的需求，也從製造業合群、紀律、自我反省、泯滅自 我的集體化工作者，到現在社會需要創造性解決方案、創造差異性的工作者。換句話說，台灣經濟結構的轉折，蘊含著社會對價值觀、世界觀的判斷，都從集體、泯 滅自我的年代，變成彰顯個體、自我創造的年代。
你可能會想像，設計師的黃金年代來了！可是別忘了，我們來自一個集體化的過去，我們成長在 ＯＥＭ的世界觀裡，設計很多反應的是「揣摩別人要什麼」的設計。我們以為設計只要「創造不同」就好了，但我們忘了設計最後會被生產，被眾人所使用。 「Design not only difference, but Meaningful difference」，也就是說要創造出有「相對意義」的設計。對台灣的設計師而言，從小生活在集體社會，很難創造獨特的意義。
你可以 發現，台灣的設計師沒有經歷西方設計師那樣自我破壞、自我成長的過程。西方社會鼓勵、強制每一個人要和其他人不同，個體化是內在基因，但台灣是集體化的基 因，當我們面對個體化的工作時，就會經歷一個自我破壞、創造的過程，才能明白設計要怎樣創造Meaningful difference。
施崇棠：
我想補充一下，把問題歸於台灣產業從ＯＥＭ過來，我覺得是八○％很合理的說明，但我沒有完全認同。過去台灣產業從ＯＥＭ開始，這是歷史上的必然，要先從這裡讓經濟站起來。
我 覺得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過去教育不鼓勵獨立思考、創新，這對於技術力、設計力都有很大的影響。我記得丁肇中（編按：華裔物理學家，曾獲得一九七 六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有一次到台大物理系去，他說：「你們這裡面沒一個可以得諾貝爾獎，因為都太會考試。」我認為國外一流的技術大師，跟藝術、設計界鼓勵 獨立思考一樣，兩者都具備獨立的特質。
華碩去挑戰像是蘋果的設計團隊，也許在一開始必須要去揣摩高手的傑作，但從熟悉到破解，然後到贏， 我們必須展現自己台灣的特質。談到台灣的個性，這裡有兩個座標，一個是「個性」和「群性」，另一個是「彈性」跟「嚴謹」。台灣人比較有「個性」，同時也具 有「彈性」。我認為只要理解自己的特質，就很有可能成為設計界的大師。
詹偉雄：
針對董事長提到的個性，我再做一些補充說明，我指的是「個體性」（individuality）。人存在是不是依照自己的意志活著？你是否能明白社會加在你意志上那種形而上的意志？你如何從中逃脫或是反抗？我說的個體性是一種主體思維的力量。
舉 一個日本設計師深澤直人的故事。他回想起早期的設計生涯，覺得做每一件設計都很痛苦，要怎麼開始做設計呢？怎樣開始做跟別人不一樣的設計呢？但他被派去舊 金山的IDEO工作之後，開始明白：「別人要我來做設計，是因為我是日本人。」因此他在做設計時會思考，所謂的「日本性」到底是什麼？
於 是他回溯自己的生命史，想到過去和祖父顛沛流離的生活，發現到真正的日本性，就是簡單、簡約。對深澤直人而言，一個箱子可以裝進的生活器物，就是日本性。 他發現身為一個日本人，要回到意義的源頭去尋找。之前不能做好工業設計師，是因為生命沒有定錨，沒有辦法把自己做的事情，跟自我人生、自我敘事串成一套意 義的鎖鏈，因此設計變得如此困難。
我看到很多台灣的設計，是很多大師設計的影子，或是社會要你設計的刻板印象，設計和生命的發展是無關的。也就是說，你現在做這一件事，是來自生命的體驗，那種刻骨銘心、椎心瀝血，才會讓你產生出這樣的結果。
我覺得台灣欠缺的就是「個體性」，但我不覺得會永遠欠缺。因為變成個體化的社會，不只工業設計被要求，其實我們的生活都被各式各樣的壓力，指明你必須要展現個性。其實等到我們每一個人，開始變成生活的設計師，那就是我們的工業設計師在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