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哈佛大學科學史專家梅琳達·鮑德溫（Baldwin Melinda）出版了新著《創造「自然」：一本科學期刊的歷史》（Making Nature: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Journal）。該書講述了《自然》（Nature）雜誌的起源以及發展的歷史，通過影響這本雜誌的歷任主編們的故事和一些重大的選題，告訴人們自1869年創刊以來，她是如何界定科學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促進智識的自由，以及當代科學期刊所面臨的挑戰。
圖說：《創造「自然」：一本科學期刊的歷史》封面
《藝園者紀錄》（The Gardener’s Chronicle）曾是達爾文發表作品的首選之地。1869年12月18日，《自然》雜誌第三期刊登了達爾文的評論性文章《冬季灌溉作物施肥》。此後的十年裡，達爾文發表的71篇作品中有41篇刊登在《自然》雜誌。
到了今天，《自然》雜誌已經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是科學界公認的頂級學術期刊之一。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深受達爾文青睞的《自然》雜誌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去年，哈佛大學科學史專家梅琳達·鮑德溫（Malinda Baldwin）出版了自己的新書《創造「自然」：一本科學期刊的歷史》。在該書中，鮑德溫講述了《自然》雜誌的起源以及發展的歷史。她重點關注了《自然》雜誌歷史上的一些龐大命題，尤其是在過去的接近150年裡，這份雜誌如何界定科學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
十九世紀的歐洲見證了人類在科學和數學領域的巨大進步，各類德語、法語以及英語出版物紛紛出現，並記錄了人類的智慧結晶。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英國取得了技術及工業空前的進步。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間，英國的科普類期刊的數量翻了一倍。當時，最受追捧的科學類刊物當屬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刊物，牛頓、法拉第的眾多偉大作品，以及達爾文的早期作品都通過這些刊物傳播。
在維多利亞時代，科學和技術備受推崇，擁有教育背景的公眾渴望從像《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及《威斯敏斯特評論》（Westminster Review）這樣的期刊中汲取資訊。1860年四月刊的《威斯敏斯特評論》刊登了赫胥黎的一篇一萬四千字《物種起源》評論文章。赫胥黎和亞瑟·華萊士（Arthur Wallace）、諾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等學人為這些期刊撰稿，一來增加了收入，二來也為了提高自己的科學社會地位。
那時，諾曼·洛克耶已是聲名鵲起的天文學家，他對太陽光譜的研究足以讓他進入英國皇家學會。除了給雜誌撰稿，洛克耶還通過麥克米倫公司出書。在1869年，洛克耶說服了麥克米倫創辦一份全新的週刊，這份週刊就叫做《自然》，其處女刊發行於1869年11月4日。
圖說：1869年11月4日《自然》首刊。圖片來源：Wikipedia
《自然》雜誌早期的撰稿人囊括了眾多傑出的科學家。很快，年輕科學家們也認識到了在一份週刊上刊登自己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這樣一來，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自然》雜誌讓非科學家讀者覺得晦澀難懂。1872年，查理斯·金斯萊在給洛克耶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希望我足夠聰明，能夠讀懂（《自然》）。」
十九世紀晚期的英國，公眾討論盛行，唇槍舌戰在所難免。洛克耶並沒有讓《自然》雜誌躲開爭議。例如，約翰·廷德爾（John Tyndall）和彼得·泰特（Peter Tait）圍繞著冰川的形成這一話題在《自然》雜誌上演了一幕幕的口水戰。
即便是在《自然》雜誌的早期，人們對她也存在一些批評，這些批評甚至一直持續到今天。鮑德溫在書中寫道，一位牛津大學的數學家抱怨說，洛克耶已經忘記了「《自然》編輯和《自然》作者之間的差異」，暗示編輯具有神一樣的權力。
歷任主編們的故事和一些重大的選題
1918年，洛克耶退休，他選定的繼任者是他的助手理查·格裡高利（Richard Gregory）。格裡高利在科學上鮮有建樹，更不是英國皇家學會的成員。《自然》雜誌在科學發展的領域遭遇了一定的困難。不過，格裡高利接手編輯部以後，成為了《自然》雜誌的科學發言人，並因為「對科學事業上的顯著貢獻」在1933年被吸收進英國皇家學會。
1939年，格裡高利退休，繼任的問題再一次出現。他的兩位編輯助手亞瑟·蓋爾（Arthur Gale）和傑克·布林布爾（Jack Brimble）擔任《自然》雜誌的聯合主編。鮑德溫認為，二人的工作既珍貴又乏味。例如，社論基本上都是不被人關注的報導，而不是敏銳而富有爭議的觀點性評論。同時，刊登在《自然》的文章不經同行評審就可以發表。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自然》雜誌給人的印象都是可以不加審核，刊發任何從英國實驗室出來的結果。
布林布爾1965年過世時（蓋爾退休於1961年），他們積壓下來的手稿竟可以追到14個月前。接下來負責處理這2000多份未出版手稿的人是約翰·馬多克斯（John Maddox）。
馬多克斯曾是一位元理論物理學家，他放棄了研究生涯，轉而做起了《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radian）的科技記者。1966年，他成為了《自然》雜誌主編。他帶來的最大的改變就是雜誌版面。用他的妻子的話說，「他希望《自然》雜誌的新聞版面和《衛報》的科技版面一樣出彩」。但是，馬多克斯在任期間，文章的評審流程依然是獨裁式的，他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一人就可以決定一篇論文是刊發還是不刊發。
馬多克斯最激進的舉措就是創辦兩份新的期刊，一份叫《自然物理科學》（Nature Physical Science），另一份叫《自然新生物學》（Nature New Biology），無奈均草草收場。
馬多克斯與麥克米倫高層之間的爭執，最終讓他在1973年辭去主編職務。這裡有一個小插曲，由馬多克斯任命的生物學編輯本·列文（Ben Lewin）在麥克米倫停掉對《自然新生物學》的財政支援之後，轉身離開《自然》，1974年創辦了《細胞）雜誌（Cell）。趕上重組DNA革命的《細胞》迅速在學術期刊的舞臺佔領了一席之地。
大衛·大衛斯（David Davies）從馬多克斯手中接掌了《自然》雜誌。大衛斯帶來的最明顯的改變莫過於對雜誌封面的革新，去掉廣告，代之以科學圖片。大衛斯還給《自然》雜誌帶來了組織變革和流程的革新。他還延續了雜誌刊登富有爭議性文章的傳統。
1979年，大衛斯退休，馬多克斯重新掌握《自然》雜誌。《自然》在馬多克斯的第二任期內並未出現重大的變革，反而是因在幾個高曝光度的爭議中呈現的立場而「聲名遠揚」。
1988年，法國免疫學家雅克·本沃内斯特（Jacques Benveniste）在《自然》雜誌發文宣稱，即使稀釋到10-12，免疫球蛋白抗體依然對細胞發生作用。儘管有人認為這個成果是順勢療法的科學證據（所謂的順勢療法，就是利用極端稀釋的東西作為藥物），但是大部分科學家認為如此低的濃度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這一結果毫無爭議地引起了巨大爭議。然而，最令人驚駭的是，馬多斯克帶領了一個小組，到本沃貝斯特實驗室調查一周。在回來的路上，馬多斯克就撰文，譴責本沃内斯特是欺詐。當然，《自然》雜誌此後也沒有重複這一烏龍事件。
鮑德溫本書的記述終止於20世紀90年代，馬多克斯仍在執掌《自然》。如果本書能夠簡要記述菲爾·坎貝爾（Phil Campbell）擔任主編的歷史則會更圓滿。本書缺少在更為宏大的科學出版背景下對《自然》雜誌的討論，缺少對其對新競爭對手，諸如《細胞》、《科學》、《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學術期刊》（EMBO Journal）和《基因與發育》（Genes&Development）等期刊的評述。
鮑德溫在書中還記述了《自然》在過去的歷史中更為廣闊層面的意義——在十九世紀後期定義了科學，在20世紀初期促進了科學國際合作，在李森科時代和冷戰中促進了智識的自由。
本書的結尾討論了當代科學期刊出版面臨的挑戰：同行評審的作用、線上出版以及開放存取。任何出版方，不論是出版社還是出版公司，都不見得解決了上述問題。鮑德溫還總結道，《自然》雜誌也未必有能力決定採取何種解決手段。作為期刊內容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科學家處在較為有利的地位。想科學家之所想，急科學家之所急，將「影響《自然》的未來」和《細胞》等期刊的未來。
參考文獻：
- Wikipedia
2. 《成就「自然」：一份科學期刊的歷史》，梅琳達·鮑德溫，美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5） - Jan Witkowski, Darwin’s Favorite Journal, Cell,
撰文 | Jan Witkowski
編譯 | 陳靖
責編 | 陳曉雪
本文授權轉載自饒毅、魯白、謝宇主編的《知識份子》（微信公號：The-Intellectu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