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領科學150年的《自然》雜誌

2016.04.27 by
知識分子
引領科學150年的《自然》雜誌
去年,哈佛大學科學史專家梅琳達·鮑德溫(Baldwin Melinda)出版了新著《創造「自然」:一本科學期刊的歷史》(Making Nat...

去年,哈佛大學科學史專家梅琳達·鮑德溫(Baldwin Melinda)出版了新著《創造「自然」:一本科學期刊的歷史》(Making Nature: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Journal)。該書講述了《自然》(Nature雜誌的起源以及發展的歷史,通過影響這本雜誌的歷任主編們的故事和一些重大的選題,告訴人們自1869年創刊以來,她是如何界定科學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促進智識的自由,以及當代科學期刊所面臨的挑戰。


圖說:《創造「自然」:一本科學期刊的歷史》封面

《藝園者紀錄》(The Gardener’s Chronicle)曾是達爾文發表作品的首選之地。1869年12月18日,《自然》雜誌第三期刊登了達爾文的評論性文章《冬季灌溉作物施肥》。此後的十年裡,達爾文發表的71篇作品中有41篇刊登在《自然》雜誌。

到了今天,《自然》雜誌已經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是科學界公認的頂級學術期刊之一。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深受達爾文青睞的《自然》雜誌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去年,哈佛大學科學史專家梅琳達·鮑德溫(Malinda Baldwin)出版了自己的新書《創造「自然」:一本科學期刊的歷史》。在該書中,鮑德溫講述了《自然》雜誌的起源以及發展的歷史。她重點關注了《自然》雜誌歷史上的一些龐大命題,尤其是在過去的接近150年裡,這份雜誌如何界定科學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

十九世紀的歐洲見證了人類在科學和數學領域的巨大進步,各類德語、法語以及英語出版物紛紛出現,並記錄了人類的智慧結晶。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英國取得了技術及工業空前的進步。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間,英國的科普類期刊的數量翻了一倍。當時,最受追捧的科學類刊物當屬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刊物,牛頓、法拉第的眾多偉大作品,以及達爾文的早期作品都通過這些刊物傳播。

在維多利亞時代,科學和技術備受推崇,擁有教育背景的公眾渴望從像《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及《威斯敏斯特評論》(Westminster Review)這樣的期刊中汲取資訊。1860年四月刊的《威斯敏斯特評論》刊登了赫胥黎的一篇一萬四千字《物種起源》評論文章。赫胥黎和亞瑟·華萊士(Arthur Wallace)、諾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等學人為這些期刊撰稿,一來增加了收入,二來也為了提高自己的科學社會地位。

那時,諾曼·洛克耶已是聲名鵲起的天文學家,他對太陽光譜的研究足以讓他進入英國皇家學會。除了給雜誌撰稿,洛克耶還通過麥克米倫公司出書。在1869年,洛克耶說服了麥克米倫創辦一份全新的週刊,這份週刊就叫做《自然》,其處女刊發行於1869年11月4日。


圖說:1869年11月4日《自然》首刊。圖片來源:Wikipedia

《自然》雜誌早期的撰稿人囊括了眾多傑出的科學家。很快,年輕科學家們也認識到了在一份週刊上刊登自己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這樣一來,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自然》雜誌讓非科學家讀者覺得晦澀難懂。1872年,查理斯·金斯萊在給洛克耶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希望我足夠聰明,能夠讀懂(《自然》)。」

十九世紀晚期的英國,公眾討論盛行,唇槍舌戰在所難免。洛克耶並沒有讓《自然》雜誌躲開爭議。例如,約翰·廷德爾(John Tyndall)和彼得·泰特(Peter Tait)圍繞著冰川的形成這一話題在《自然》雜誌上演了一幕幕的口水戰。

即便是在《自然》雜誌的早期,人們對她也存在一些批評,這些批評甚至一直持續到今天。鮑德溫在書中寫道,一位牛津大學的數學家抱怨說,洛克耶已經忘記了「《自然》編輯和《自然》作者之間的差異」,暗示編輯具有神一樣的權力。

歷任主編們的故事和一些重大的選題

1918年,洛克耶退休,他選定的繼任者是他的助手理查·格裡高利(Richard Gregory)。格裡高利在科學上鮮有建樹,更不是英國皇家學會的成員。《自然》雜誌在科學發展的領域遭遇了一定的困難。不過,格裡高利接手編輯部以後,成為了《自然》雜誌的科學發言人,並因為「對科學事業上的顯著貢獻」在1933年被吸收進英國皇家學會。

1939年,格裡高利退休,繼任的問題再一次出現。他的兩位編輯助手亞瑟·蓋爾(Arthur Gale)和傑克·布林布爾(Jack Brimble)擔任《自然》雜誌的聯合主編。鮑德溫認為,二人的工作既珍貴又乏味。例如,社論基本上都是不被人關注的報導,而不是敏銳而富有爭議的觀點性評論。同時,刊登在《自然》的文章不經同行評審就可以發表。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自然》雜誌給人的印象都是可以不加審核,刊發任何從英國實驗室出來的結果。

布林布爾1965年過世時(蓋爾退休於1961年),他們積壓下來的手稿竟可以追到14個月前。接下來負責處理這2000多份未出版手稿的人是約翰·馬多克斯(John Maddox)。

馬多克斯曾是一位元理論物理學家,他放棄了研究生涯,轉而做起了《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radian)的科技記者。1966年,他成為了《自然》雜誌主編。他帶來的最大的改變就是雜誌版面。用他的妻子的話說,「他希望《自然》雜誌的新聞版面和《衛報》的科技版面一樣出彩」。但是,馬多克斯在任期間,文章的評審流程依然是獨裁式的,他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一人就可以決定一篇論文是刊發還是不刊發。

馬多克斯最激進的舉措就是創辦兩份新的期刊,一份叫《自然物理科學》(Nature Physical Science),另一份叫《自然新生物學》(Nature New Biology),無奈均草草收場。

馬多克斯與麥克米倫高層之間的爭執,最終讓他在1973年辭去主編職務。這裡有一個小插曲,由馬多克斯任命的生物學編輯本·列文(Ben Lewin)在麥克米倫停掉對《自然新生物學》的財政支援之後,轉身離開《自然》,1974年創辦了《細胞)雜誌(Cell)。趕上重組DNA革命的《細胞》迅速在學術期刊的舞臺佔領了一席之地。

大衛·大衛斯(David Davies)從馬多克斯手中接掌了《自然》雜誌。大衛斯帶來的最明顯的改變莫過於對雜誌封面的革新,去掉廣告,代之以科學圖片。大衛斯還給《自然》雜誌帶來了組織變革和流程的革新。他還延續了雜誌刊登富有爭議性文章的傳統。

1979年,大衛斯退休,馬多克斯重新掌握《自然》雜誌。《自然》在馬多克斯的第二任期內並未出現重大的變革,反而是因在幾個高曝光度的爭議中呈現的立場而「聲名遠揚」。

1988年,法國免疫學家雅克·本沃内斯特(Jacques Benveniste)在《自然》雜誌發文宣稱,即使稀釋到10-12,免疫球蛋白抗體依然對細胞發生作用。儘管有人認為這個成果是順勢療法的科學證據(所謂的順勢療法,就是利用極端稀釋的東西作為藥物),但是大部分科學家認為如此低的濃度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這一結果毫無爭議地引起了巨大爭議。然而,最令人驚駭的是,馬多斯克帶領了一個小組,到本沃貝斯特實驗室調查一周。在回來的路上,馬多斯克就撰文,譴責本沃内斯特是欺詐。當然,《自然》雜誌此後也沒有重複這一烏龍事件。

鮑德溫本書的記述終止於20世紀90年代,馬多克斯仍在執掌《自然》。如果本書能夠簡要記述菲爾·坎貝爾(Phil Campbell)擔任主編的歷史則會更圓滿。本書缺少在更為宏大的科學出版背景下對《自然》雜誌的討論,缺少對其對新競爭對手,諸如《細胞》、《科學》、《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學術期刊》(EMBO Journal)和《基因與發育》(Genes&Development)等期刊的評述。

鮑德溫在書中還記述了《自然》在過去的歷史中更為廣闊層面的意義——在十九世紀後期定義了科學,在20世紀初期促進了科學國際合作,在李森科時代和冷戰中促進了智識的自由。

本書的結尾討論了當代科學期刊出版面臨的挑戰:同行評審的作用、線上出版以及開放存取。任何出版方,不論是出版社還是出版公司,都不見得解決了上述問題。鮑德溫還總結道,《自然》雜誌也未必有能力決定採取何種解決手段。作為期刊內容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科學家處在較為有利的地位。想科學家之所想,急科學家之所急,將「影響《自然》的未來」和《細胞》等期刊的未來。

參考文獻

  1. Wikipedia
    2. 《成就「自然」:一份科學期刊的歷史》,梅琳達·鮑德溫,美國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5)
  2. Jan Witkowski, Darwin’s Favorite Journal, Cell,

撰文 | Jan Witkowski
編譯 | 陳靖
責編 | 陳曉雪
 
本文授權轉載自饒毅、魯白、謝宇主編的《知識份子》(微信公號: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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