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開除的Google工程師告訴我們的事:關於「多元」與「歧視」
被開除的Google工程師告訴我們的事:關於「多元」與「歧視」
2017.08.22 | Google

近日,有一位Google工程師因為發表了被認為是助長性別刻版印象的言論而被開除。他的主張大體上有兩個,一個是認為,女性因「天生的性別差距」而無法晉升管理職位不是性別歧視;另一個則是指控Google打壓了內部保守的意識型態,沒有做到尊重「意識型態多元」。

雖然一直以來,在光鮮亮麗的科技產業中,性別問題總是高度爭議的問題,例如,前陣子Uber內部的性騷擾與性別歧視事件導致其CEO下台,還有矽谷知名新創公司創辦人也因性騷擾辭職,但要像這位工程師如此認真、誠懇且貌似友善地(某些媒體稱其文章相當溫和)表達出一種混然天成的歧視,那還真是挺稀奇的事情。藉著這麼難得的機會,我們當然要來好好談談關於「多元」跟「歧視」這兩件事情。

平均來說,女性…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去找了這位工程師的原文:谷歌的意識形態回音室(Google's Ideological Echo Chamber)來看,應該也會感受到,這人真的不見得是個「壞人」──我指的是那些總是毫不掩飾地騷擾、壓迫著女人的男人們,也就是典型的性別歧視者。

他訴諸科學基礎想要合理化女性因性別差異遭受之差別對待,這樣的做法其實與總是想要「保護」女性的「紳士」們一樣,都看似無害卻內藏性別歧視問題。

在這很長也很認真的文章中,這位工程師不斷地透過所謂「科學的」論據,強調女性「平均而言」就是較注重感受、人(而非事物)、社交,甚至較為神經質等等,因而與男性就是有差異。雖然他也強調,並非要將兩性簡單化約為截然不同的兩個群體,但當他總是從「平均來說」看待兩性差異時,便不自覺地掉入「分類」的權力作用中,進而生產歧視性言論。

「分類」是我們在生活中仰賴的基本認知技巧。桌子與椅子不同、狗與貓不同,這種將事物分類的能力讓我們能夠有效地過生活,不需要每天都花大把的時間,對一個個事物進行分析跟界定。透過「分類」,我們能快速選定應對的態度與行為。例如,你通常不會期待貓跟你玩丟球遊戲。
但是「分類」同時也涉及一種權力作用,特別是當被分類的群體面臨生活(甚至生存)機會的差異時。舉例來說,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現在可能還是),種族類別在許多國家(例如美國)決定了是否會在法庭上被定罪。

同樣地,「性別」在過去幾個世紀中,是一直影響女性生活與生存機會的分類。換言之,當這位工程師以「平均而言」的方式看待兩性差異,認為這只是解釋性別「差距」而非歧視時,他已經忽略了這個分類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分類,而是造就女性長久以來劣勢處境的權力作用。

此外,更顯矛盾的是,這位工程師在論述完女性「平均而言」如何後,又很「誠懇地」主張我們應該將每個人視為「個體」,而不是其所屬(性別)群體的一員。是的,我們該將每個人視為個體加以尊重,而不是只看其(性別與其他)屬性。但前提是:我們真的讓性別差異成為簡單的且不具任何價值位階的差異時,這樣的說法才不會是另一種遮掩權力作用的手段。

如果我們仍以「平均而言,女性…」思考兩性差異,我們就仍得小心各種「看似」抹除差異的言論。

意識型態多元?那是什麼?

至於這位工程師主張Google打壓了內部的保守意識型態,有害「意識型態多元」的發展,讓我想起上個月反同團體要求加入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的新聞。據新聞報導,行政院當時也是以尊重多元意見表達的理由,同意這項要求。

不管是這位工程師的主張,還是行政院的立場,反映的都是一種很表面的,甚至是有問題的多元態度。簡單來說,這種多元態度主張,不管我說什麼,你都得尊重我也有這樣說的自由。這看起來很合理。但實際上,這樣的多元態度缺乏一個規範性的判準,最終很容易在尋求結論的前提下,導致「看誰拳頭大」的局面,例如,看誰動員的選票多、看誰喊的聲音比較大,或真的就是看誰能讓對方「消音」。

為了避免這樣的結果,義大利哲學家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觀點在這裡有參考的價值。他主張,我們必須將「多元性」本身當作追求多元性的規範性判準。這個看起來弔詭的宣稱意指:在追求多元性的過程中,有一個基本的規範來判斷某個主張是否能被接受,這個規範即是:所有的主張都不得危及多元性本身。

也就是說,包容多元意見的前提在於,被提出的意見本身不會壓迫其他意見。瓦蒂莫認為,唯有如此,我們才有立足點反對那些實際上打壓了多元性的主張。

以此來看,在多元性作為規範性判準的前提下,將反同意見納入性平會根本就不算是「尊重多元」,而是漠視一種欺壓多元性發展的觀點。因為反同意見本身的主張是對某一群體的生存壓迫,是對人類生存多樣發展的打壓。同樣地,當這位工程師所謂的保守意識型態意指,因兩性的生物差異,維持兩性在工作環境、待遇、處境上的差異時,這樣的觀點也忽視了女性長久以來被壓迫的歷史與處境,因此不但難以說是落實多元性發展,更可能是歧視的危險變種。

因此,該工程師所稱Google的政策阻礙了「意識型態多元」發展,當然也是對多元性概念的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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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文章呈現多元意見,不代表《數位時代》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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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從黑客松到理賠第一線,富邦人壽如何讓 AI 從創新提案變成工作夥伴?

當許多企業還在討論 AI 能做什麼,富邦人壽更關注:AI 如何被第一線同仁使用?而這也是「理賠智慧助理」能從黑客松發想、走進理賠現場,成為真實工作夥伴的原因。

為什麼富邦人壽會選擇從最複雜、也最不易標準化的環節–理賠–切入、嘗試將AI從「回答問題的工具」轉變成進入核心營運流程的「決策輔助夥伴」?

保險理賠為何難以AI化?答案藏在大量非結構化資訊裡

相較於客服問答或行政流程,理賠工作最大的挑戰在於資訊高度分散且缺乏標準格式:從診斷證明、病理報告、手術紀錄到醫療收據,每份文件不同醫院格式都不同,內容還充滿專業醫療術語;理賠人員不僅必須理解文件內容,還需要同步比對保單條款、法規要求以及醫學知識,才能做出適當判斷。

更複雜的是,就算是相同疾病或手術名稱,不同案件背景也可能導致不同理賠結果,因此,理賠長期被視為高度依賴專業經驗與人工判斷的工作,很難透過傳統自動化工具處理。

近年來,隨著理賠案件量持續增加、醫療技術快速演進,以及新舊世代交替帶來的人才培育壓力,如何兼顧理賠品質、作業效率與知識傳承,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富邦人壽開始思考:如果AI無法取代專業判斷,是否能先協助理賠人員更快掌握資訊、縮短搜尋時間,讓專業人才把時間投入在更高價值的分析與決策工作?這個想法在富邦集團導入微軟Copilot Studio並舉辦黑客松活動後獲得實踐機會,理賠團隊將構想轉化為可驗證的AI提案,並在主管支持與跨部門合作下,於2026年1月正式導入理賠現場。

「黑客松讓我們有機會快速驗證想法,也讓AI應用從概念走向實際場景。」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郭乃瑀如是說道。

數位時代為此特別專訪富邦人壽黑客松獲獎團隊「ClaimAIngels」的成員,深入了解這項 AI 專案如何從創新提案一路走進理賠第一線,成為同仁日常工作的決策輔助夥伴。

富邦人壽
富邦人壽理賠智慧助理透過黑客松加速落地!數位時代專訪團隊成員郭乃瑀 (左上)、 王羽藍(左下)、陳子聆(右上)、林庭樂(右下),分享過程與收穫。
圖/ 數位時代

AI成功落地的關鍵,不只是模型,還有資料與流程重建

從創意發想到實際上線,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如何讓AI真正符合第一線需求。

富邦人壽理賠部資深襄理林庭樂指出,團隊一開始便深入訪談理賠同仁,發現大家真正需要的並不是AI幫忙做決定,而是協助整理資訊,因此將理賠智慧助理專案聚焦於三大領域:手術等級建議、病理報告判讀輔助,以及國外醫療文件翻譯與摘要,目標是協助同仁降低資料蒐集與查詢時間,讓理賠同仁可以快速掌握案件重點。

但要做到這一步,必須先建立可信任的資料基礎。

由於醫療資料來源眾多且格式不一,團隊投入大量時間整理歷史案件、建立醫療名詞對應關係、標註資料來源與判斷依據,並透過跨部門討論及醫師顧問協作,逐步建立一致的判讀標準。林庭樂表示:「這項工作看似基礎,卻是AI能否提供可靠建議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它讓過去散落在資深同仁腦中的經驗知識,逐漸轉化為可被組織保存與運用的數位資產。」

富邦人壽理賠部專員陳子聆便感受到明顯改變。她說:「過去遇到新的手術名稱,往往需要花費一到兩個小時查閱條款、搜尋歷史案例並向資深同仁請教,現在,透過理賠智慧助理協助,資料搜尋時間縮短50%以上,能將更多心力放在案件分析與專業判斷上。」

理賠部理賠審核科資深襄理王羽藍則形容,理賠智慧助理更像是一位隨身秘書。她說:「它會先幫我們整理案件重點,也能提醒是否遺漏重要資訊。無論是判讀國內外醫療文件、核對醫療收據,或分析病理報告內容,都能快速提供參考依據,讓我們把時間投入更重要的專業決策。」

除了資料基礎建設,金融業導入 AI 的另一個關鍵挑戰是風險與合規。

因應金融監理要求以及個資保護需求,團隊在設計理賠智慧助理時建立多層防護機制與使用護欄,並持續優化提示詞設計,以降低AI幻覺、資料外洩與誤判風險,確保AI始終在可控範圍內運作。

不過,對富邦人壽而言,上線並不代表結束,而是優化的開始。

團隊發現,理賠智慧助理初期使用率表現亮眼,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漸下降,為了找出原因,團隊同仁與第一線理賠同仁召開多場討論會議,讓其了解,生成式 AI 並非一次建置完成就能長期發揮效益,必須持續蒐集使用回饋、改善建議,進而調整功能設計。

郭乃瑀表示:「根據同仁回饋,團隊目前正規劃新增實支實付手術給付比例分析等功能,目標是讓AI更貼近實際工作流程、滿足使用者需求。」

從單一專案到組織能力,理賠智慧助理帶來的真正改變

隨著理賠智慧助理逐步成為理賠同仁的日常工作夥伴,其帶來的影響也不再侷限於效率提升,而是開始擴散至組織文化與創新模式的改變。

郭乃瑀表示,過去AI專案多半由資訊部門主導,但這次經驗讓大家發現,真正了解痛點的人其實是第一線同仁,因為只有其最清楚哪些流程最耗時、哪些資訊最難取得,以及哪些環節最適合導入AI。「隨著理賠智慧助理成果逐漸顯現,愈來愈多部門開始主動詢問專案推動經驗,如資料整理、風險控管、流程設計與使用者導入等做法,加速 AI 創新在組織內部的擴散與落地。」

對富邦人壽而言,理賠智慧助理並不只是單一 AI 工具,而是一次工作方式與文化的改變:從第一線提出需求、跨部門共同打造,到持續優化與回饋機制,AI 不再只是科技部門的工具,而逐漸成為工作現場的一部分,也讓數位轉型成為一種持續發生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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