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微軟、Facebook都在圍剿讓用戶「上癮」的Slack
Google、微軟、Facebook都在圍剿讓用戶「上癮」的Slack

3月12日,是微軟的大日子。這天是微軟旗下的辦公協作軟體Microsoft Teams(下稱「MTs」)正式推出一周年紀念日。一年間,MTs在181個市場斬獲了20萬個企業用戶。

就在當天,微軟還趁勢推出了功能更新預告。Microsoft Teams將集成AI助手微軟小娜,用戶可以透過和小娜「溝通」,輕鬆撥打電話、參加會議或添加人員參加會議。此舉被外媒解讀為微軟在和辦公協作軟體新創公司Slack競爭中發出的大招。

大公司圍獵小公司不算新鮮事,但包括微軟在內,Google、Facebook等國外巨頭圍獵一家新創公司也算是一大奇觀了。其實,中國辦公協作軟體領域同樣如此,雖然沒有巨頭圍獵,但戰場上早已湧現出諸如釘釘、石墨、Teambition、企業微信等辦公協作軟體。不知不覺中,各國辦公協作軟體領域已是硝煙四起。

Slack做了什麼?攪動了什麼?

Slack成立於2014年,但產品原型卻誕生於2002年。

2002年,Slack創辦人Stewart Butterfield和幾個異地小夥伴興致勃勃地研發一個名為Glitch網路遊戲。為了提高企業協作效率,他們做出了一款用於企業內部的即時通訊工具(也就是Slack的前身)。最終遊戲沒做成,但做出的副產品Flickr卻成功獲得雅虎青睞。

Butterfield在2008年從雅虎辭職之後,他發現2002年那個辦公協作軟體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於是在2014年2月,Slack正式推出,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將工作中所有信息的接口統一整合在一起,提高信息到達率。

透過建立群聊、私聊、專案管理、應用內搜尋等功能,Slack既可以當做即時通訊工具,又可以當做專案協作軟體使用。另外,Slack還對Trello、微信等超過100款第三方通訊或辦公協作軟體開放,因此它又是一個集成型平台。得益於其開放性和靈活性,到目前為止,Slack在全球擁有900萬週活躍用戶,已擁有超過5萬個付費企業用戶,公司估值達50億美元。

Slack是迅速崛起的辦公協作軟體產業的縮影和代表。從分類上來看,辦公協作軟體屬於OA軟體的大範疇之內,但近年來,文檔協作、專案協作和企業內即時通訊已經逐漸演變成為企業日常工作中最受重視的三部分。

Slack的迅速崛起觸動了微軟、Google和Facebook的神經,微軟的 Microsoft Teams,Google的G suite、Facebook的Workplace也隨風漸長。

Google的G suite的推出時間要比微軟的 MTs 要早上幾個月。 2016 年,Google發佈公告稱,在原有的企業辦公應用(Google Apps for Work)的基礎上組建G Suite,包含了原有Gmail、Docs、Drive、Calendar、Hangouts等功能,提供企業內部即時通訊、線上文檔協作和專案管理等功能,目前有400萬付費用戶。

Workplace於2016年10月推出,其功能是在Facebook的即時通訊功能做延伸。與傳統Facebook社交介面類似,Workplace也擁有「動態消息」、「群組」、直播功能。截至2017年10月,Facebook擁有3萬家企業用戶。

同一塊奶酪?不同的吃法

《中國企業家雜誌》在報導共享單車之間的激烈競爭時,稱其是為數不多值得巨頭們一起投入競爭的領域。從這個角度來看,主打企業市場,兼具社交屬性的辦公協作軟體同為此列。正如ofo和摩拜之間的相似與不同,功能上,Slack、MTs、G suite、Workplace的差別其實不大,想要獲取的市場也一致,但它們對巨頭們意義大不一樣。

對於微軟而言,做一個企業系統軟體的目的可謂最順其自然。因為除了「Windows系統」外,Office辦公軟體就是其最核心的業務之一。已經有了「辦公」工具,再在「協作」上花力氣也就不難理解。事實上,微軟在協作軟體領域早已嘗試,2011年推出的付費辦公協作軟體Office 365,專門為企業服務,內容包括線網絡會議服務、即時通訊服務(Lync和Skype)、線上視訊會議、雲端儲存和文件共享。

Slack的出現讓微軟產生了危機感,但也給微軟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和過去的謹慎或者不重視不同,去年微軟推出MTs時,就把即時通訊、雲端寫作作為主打功能,3月12日推出的更新更是進一步強化了企業即時通訊功能。

不同於微軟的條理清晰,Google的G suite產品戰略一直比較糾結。從產品線的構成來看,Google仍然將社交夢寄託在G suite上。最近關於Google G suite的消息是3月5日Hangouts chat正式版正式併入G suite。

Hangouts本身是一款在to C端失敗的產品,於2013年Google開發者大會中推出,主打視訊通訊。然而,即使後來接連整合Google Talk、Google+ Messenger功能,但Hangouts還是沒能幫助Google實現其社交夢。失敗後的Hangouts最終歸宿是被調至G suite中充當即時通訊工具。

將一款即時通訊工具插入辦公協作軟體當做拯救社交的做法不陌生,中國的釘釘的前身「來往」同樣如此。Hangouts於2013年推出,「來往」也是;Google希望藉Hangouts和Facebook在社交領域一爭高下,阿里對「來往」寄予厚望,希望其從正面挑翻微信;Hangouts失敗後被併入G suite 中,「來往」的核心團隊重啟爐灶做了「釘釘」;Hangouts到今年才把「chat」功能正式加上,阿里堅決用電話、簡訊、應用三重「DING DING DING」提高企業辦公效率。

如果說Google和阿里的路數相似的話,那麼Facebook的Workplace和企業微信在產品定位上亦有相似之處,躺在龐大社交應用用戶基數上做產品導流,壓力不大,但似乎沒有多少進取心。

誰在沿著正確的方向前行,誰還在犯錯?

Slack的壯大為巨頭們探了路,但並非每家公司都在這個問題上想清楚了。估值已經到達50億美元的Slack 是一家當之無愧的獨角獸公司。但對於市值都在6500億美元以上的三家巨頭而言,50億美元不足以成為巨頭們進入單純的辦公協作領域的理由。

2016年的一篇心理學分析報導指出,Slack是一個讓人「上癮」的產品,其用戶留存率曾一度高達95%,在沒有增加銷售人員的情況下,服務訂購營收的月成長率達到8%。這或許才是觸動巨頭們決心下場圍剿Slack的深層原因。微軟在Slack身上看到了雲端「協作」業務發展的方向,Google看到了企業端社交也有高留存率,Facebook則看到了讓人「上癮」背後的品牌競爭。

一個經常被人忽視的事實是,企業軟體服務是個悶聲發大財的產業,辦公協作軟體自然也是企業軟體服務的一種。《財經》雜誌的數據顯示,美國超百億美元市值的服務企業有100多家。微軟、甲骨文等都屬於其中的一員。

企業辦公協作軟體的基礎就是雲服務,微軟大力發展辦公協作軟體的目的無疑同樣是軟體、雲業務的發展和延伸。一個例證是,雖然和馬上就要IPO的Dropbox達成了合作,但微軟在發展自己的企業雲方面仍然沒有絲毫鬆懈。

相較於微軟的賣力,Facebook的策略看起來就像防禦性措施。Workplace除了為了賺錢,還是在築起一道防禦牆。

這道牆防著一個做大的企業辦公協作軟體再推出一個面向普通用戶的聊天軟體,會用「DING DING DING」這樣粗暴形式來提高企業效率的釘釘不會帶給微信威脅,但輕量化、體驗極佳、以及本身就是即時通訊工具起家的Slack有可能對Facebook造成致命一擊。試想,如果Slack登高一呼,「我們要把聊天應用獨立出來」,其900萬的周活躍用戶有多少會被轉化?

Google的產品定位仍然飄忽。將一個to C的失敗品Hangouts作為to B產品的核心,目的還是想要抵達C端用戶。然而,企業協作軟體並不具備多少面向C端的社交價值,或是作為普通用戶流量入口的價值。辦公協作軟體的社交屬性是一種公事公辦的協作,釘釘的功能再多,也沒有哪個普通人會把釘釘當做自己和朋友聊天的工具。

剛起步的Slack以輕量化的即時通訊社交功能廣獲好評讓人誤以為社交是其核心,但其實不然,辦公協作軟體最有價值的是企業服務的入口——既然是to B端的社交工具,所成為的流量入口也應當是給B端的。

辦公協作軟體更大的意義是在於面向企業服務市場,塑造產品品牌或者品牌推廣。對於巨頭們而言,作為企業服務的入口而非普通用戶的入口才應該是企業協作軟體的最根本的任務。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如果你是微軟MTs的用戶,那麼無論是微軟更新了什麼產品,那麼你都會在第一時間接觸到。加之企業協作軟體的更替成本較高,產品粘性帶來的流量也會更為穩定。

對於既無企業服務的背景,旗下更不具備數量龐大的社交應用用戶的G suite和釘釘而言,其實並不適合做社交產品,媒體也無需再去強調產品前身裡的社交基因。企業的流量和普通用戶的流量並不是同一回事。強扭的瓜不甜,既然有一塊更大的蛋糕在正確的方向,何苦還要把企業端市場入口的產品定位成一個社交產品呢?

那些說釘釘做社交或者要釘釘做社交的人,醒醒吧。

本文授權轉載自:極客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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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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