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科技是在談什麼?看技術的信仰、權利和隱喻

2018.09.24 by
楊智傑
「談論」科技是在談什麼?看技術的信仰、權利和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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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論某項新科技,我們採取的立場、我們採用的語言、讓我們形成對某種技術有特定看法的原因⋯⋯,有時比被談論的技術本身更值得反思。

我們將從技術與信仰、技術與權力、技術與隱喻三個面向,一起討論「談論技術」背後的意義。

技術與信仰

再多虛擬祭品,也不如親手送上一籃水果

電子媒介的便利、低成本的本質,所消減的正是對神聖事物應當「花時間、花錢」的儀式性價值,對教徒而言,沒有了必須遵守的禁忌,就算走進了比現實輝煌百倍的VR教堂也毫無意義。

電子輓聯、線上祭祀、虛擬實境求籤,新的技術似乎正為新的宗教形式(或傳統宗教的變革)帶來新的可能。但是,認為新的科技可以改變傳統宗教行為,可能是過度樂觀的。讓我們回顧一下1985年美國社會學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的《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娛樂至死》一書主要是對當時「電視」這種「新媒體」的批判,其中有段關於媒介與宗教的討論:在1985年電視發展的黃金期,曾有不少宗教組織嘗試以「電視佈道」(很類似台灣有線電視100多台的宗教台)來取代耗費人力、物力的現場講授,卻以失敗告終,為什麼呢?

背後的原因,在於訊息媒介和內容「情境」本身的衝突。波茲曼指出:「並不是所有的話語形式都能夠從一種媒介轉換成另一種媒介,電視本身的幾個特點以及它的周圍環境,使得真正的宗教體驗無法實現。」

波茲曼認為,「我們無法神化電視節目播出的空間。宗教儀式要求舉行儀式的地點要具有某種程度的神聖性,在這些地方不能吃東西或閒聊,必須戴上禮帽、或在適當時跪下⋯⋯,但在看電視宗教節目時,我們不會遵守這些規範。不論電視上是在播宗教節目還是在播電視劇《達拉斯》(Dallas),我們都不會改變在自己的客廳、臥室或廚房裡進行的活動。我們吃東西、聊天、上廁所、做俯臥撐或做看動畫片時習慣做的任何事情。」

他總結:「如果觀眾不能沉浸在非世俗世界的神秘氛圍中,也就不可能獲得宗教體驗。」

從這裡,我們或可推測「電子輓聯」使用率低迷的原因。明明都是代筆,卻仍覺得送紙本花籃才有心意。民代的「跑紅白場」背後是一種手機無法取代的儀式性行為,「親自花時間跑來現場致哀」就像進香團「三跪九叩辛苦到廟裡參拜」一樣,宗教行為的過程就是行為的意義所在。

進一步說,電子媒介的便利、低成本的本質,所消減的正是這種對神聖事物應當「花時間、花錢」的儀式性價值。對教徒而言,沒有了必須遵守的禁忌,就算走進了比現實輝煌百倍的VR教堂也毫無意義,而線上祭祀提供再多虛擬供品,還是比不上親自到廟裡獻上一籃水果。

但是,這種情形不是永恆不變的。看似「傳統」的紙本聖經,在機械複印時代來臨的中世紀前,是由羊皮紙謄寫製作的。媒介不斷改變,唯一確定的是:唯有當我們不再意識到媒介的存在,唯當一切回到了自然,才是它真正發揮作用的開始。

「以手指月,得月忘指」,這段《楞嚴經》中的「手指」意味著佛經或文字,「月亮」則是佛理內容本身。但在符號與媒介的現代世界中,月亮一開始就不存在,而暗暗指向某處的那隻指頭、那媒介的力量,則創造出一切,為意義定錨、為事物命名。

技術與權力

香港占中事件,時勢造就「占中神器」

科學及技術常被比喻成雙面刃,代表使用技術的人可以決定技術發揮的社會功能。但科技真的是中性的嗎?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可以先回顧一場發生在20世紀中蘇聯的科學災難──著名的「李森科事件」。

當時,蘇聯官方認為歐美主流的達爾文演化論「自然選擇學說」,因太接近資本主義「優勝劣敗」的競爭市場邏輯,不符合蘇共思想路線,反而是已遭到淘汰的拉馬克生物學(Lamarckism,主張用進廢退,例如生物經常使用的器官會逐漸發達,不使用的器官會逐漸退化,如鐵匠的手臂較粗、一代一代的長頸鹿因為吃高的葉子所以脖子慢慢拉長等),成為蘇聯官方認可的正統「科學」。

而當時擁抱此種符合官方信念的李森科(Trofim Lysenko),逐漸掌握科學界的發言權,其後主導了後期蘇聯科學院的發展方向。科技史學者認為李森科的主政,實際阻礙了蘇聯(乃至後來的俄羅斯聯邦)的科技發展,並造成生物科技領域落後了西方至少20年的差距。

這是國家意識形態主導技術發展的後果,但今日,科學或技術的政治性往往是以更加細微的方式滲透到生活領域之中。美國社會科學家朗頓.溫納(Langdon Winner)曾舉紐約長島的橋體設計為例:她觀察到,在當時通往度假海灘的空橋設計過低,以致於難以讓當時的公車駛過。這項設計,實際影響了必須搭乘大眾運輸的中下階層前往海灘度假的權利。

溫納曾指出:「技術天生具有政治後果,而民主是避免或馴服技術政治的最佳途徑。科技的確不是中性的,而民主的任務就是讓它變得中性——去除技術物的政治。」

但若技術的政治性不可避免,在商業、國家權力、階級不對等前提下,科技有可能是「民主」的嗎?Facebook有無可能從根本上促進言論自由?區塊鏈及虛擬貨幣可以使交易權力更分散嗎?有「窮人的手榴彈」之稱的莫洛托夫雞尾酒(一種在廚房就可以自製的燃燒彈),會因為芬蘭人用以抵抗蘇聯紅軍入侵,而變得更「具有反抗性格」嗎?

傅柯(Michel Foucault)認為現代權力是由高度分散、微觀的權力網路中心所構成的。有別於前現代時期,這種分散處於社會各處,權力背後不存在任何一統的目的論(單一的壓迫、統治階級)。

若從傅柯的權力分析來考察技術物的政治性,或許今天我們期待或實踐的就並非技術的反抗,而是技術的個人化──如何讓具體的技術,在具體的時空,為具體的個人或社群所用。例如2014年香港占領中環期間,出現免上網、不用Wi-Fi就可以群組互傳訊息的「占中神器」FireChat,在電信商的4G網路癱瘓時,讓占領者僅須利用藍芽,就可以互通訊息。

不像核能科技、重工業、國防技術等,消費性科技往往被製造成無涉政治、權力、意識型態的中性樣貌。但這當然不是真的──而我們也無法預測何時它們會再次回到權力的螺旋中;正如個人從國家、商業宰制的技術體系縫隙中,總是找得到自由得以存在的空隙。

技術和隱喻

理解科技,如何影響我們的世界觀?

面對一切新的技術發展,我們將必須面對一個最初的問題:我們是如何講述、談論、理解發生在我們周遭的「科技」這件事情的?談論「科技」的方式又會如何影響我們的世界觀?

生於1895年的科學哲學家路易士.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如下描述「鐘錶」這種技術物:「鐘錶⋯⋯,它是一種動力機械,其產品是分和秒。在製造分秒時,鐘錶把時間從人類的活動中分離開來,並且使人們相信時間是可以以精確而可計量的單位獨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圖,不是大自然的產物,而是人類運用創造出來的機械和自己對話的結果。」

芒福德的結論看似平凡,其實驚人,因為他揭示了一種可能性:就連看似最自然的「時間」概念,事實上也是一種人造物生產的文化成果。技術會改變我們對世界的信念,包括感知最基礎的認識框架:空間與時間。

芒福德的例子還有第二層意思,即我們在理解一項新技術、新的科學觀念時,往往必須以熟悉的事物來做隱喻。諸如時間「流動」(以河川來比喻),「網」、「路」傳遞訊息(以織物或蜘蛛絲的形象表達其廣袤),區塊「鏈」(以金屬鏈條的堅固意象呈現其穩固性)構成可信賴交易機制等。

更淺顯的如電腦「病毒」,藉由將某種位元運算賦予具侵害性的形象,人們把電腦擬人化(物是不會感染「病毒」的),同時也將實際上只是「零與一的運算」的過程給病理化了。上述隱喻也會延伸出第二級的文化符碼,例如將Logo做成綠色藥丸的防毒軟體ESET,以及紅色針筒注射狀的Kaspersky。

可以說,正是將某種「零與一的運算過程」稱為「電腦病毒」,這種現象才得以被理解、歸納,並且生產出新的意義。科技的例子,正類似於電磁學之父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所說:「隱喻不但是科學的合理產品,而且能夠反過來產生科學。」當某些新的技術詞彙形成社會共識時,就預設了我們可能理解他們的方式,並投射了對這項技術可能蘊含的侷限與想像。

那麼,不涉及「隱喻」的客觀的科學╱技術語言是否存在?20世紀中的歐美實證主義曾認為隱喻「會造成一種模糊的語言效果,與科學所要求的精確互相排斥」。但事實上,有些新科技的確完全無法不透過隱喻來說明,例如「email address電子郵件地址」,除了以「郵件」代表有收件人、寄信人,同時更以「地址」暗示它在實際生活空間的意義上,不會隨意消失的半永久性。不用「信箱」、「地址」來隱喻這種「SMTP協定架構下的位元遞送」,我們將不會如今日般來理解、使用這項技術。不能被既有事物隱喻的技術,可能根本無法在社會上傳播,並出現在我們眼前。

科學史研究者孔恩(Thomas Kuhn)則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指出,科學典範的轉移往往牽涉到「語意變化,即以語詞指稱自然對象之方式的變化」以及「模式、隱喻、類比的根本變化」。

舉例來說,古典上我們以「流動」來表現時間的線性與不可逆,但在近代相對論的體系裡,「時間」不再是單向、像河流無可逆止往前的了,而是瀰漫在整個物質波宇宙的可能性中──這一次,時間以「瀰漫」的氣態方式被描述,使我們得以理解它和古典物理時間概念的差別。

當我們談論科技──我們談論的不是未來,而是已知事物的相遇與整合,它讓我們能夠明白我們創造出來的世界,亦即了解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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