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VR社交平台大夢，Facebook宣布改組Oculus部門|數位時代 BusinessNext

實踐VR社交平台大夢，Facebook宣布改組Oculus部門

比起推出產品，Facebook 在 VR/AR 領域上想要走得更遠，針對 Oculus 進行改組，不再以產品為中心，改以專業技術作為團隊建置的最優先考量。

Facebook重組VR/AR部門，從產品思維轉為技術發展

Facebook 的發言人向《TechCrunch》證實，的確對 VR/AR 部門進行重組。而本次的組織更動為內部變動，不會影響到消費者與合作夥伴。

更重要的是，Oculus VR 的 CTO John Carmack、共同創辦人兼 PC VR 的主管 Nate Mitchell 將持續擔任部門的領導職務。兩人對於 Oculus 來說有穩定軍心的意義，特別是在 Brendan Iribe 宣告離去後。許多人認為，打造出《德軍總部 3D》、《毀滅戰士》和《雷神之錘》遊戲，號稱 3D 遊戲之父的 John Carmack 仍在的一天，Oculus VR 就還有無限的期望。

如果 Facebook 想要在特定領域上擊敗對手，如 Magic Leap 等專注於 AR 的公司，又或者蘋果（Apple）這種虎視眈眈的巨頭，勢必得進行效率的最大化。

而本次重組代表 Facebook 認為 Oculus 團隊的效率能夠更加提升，透過將專業來進行分組，不讓團隊重複彼此的工作，以避免重工與冗員。特別是 VR/AR 已經被 Facebook 視為邁向下個世代的重大項目，不能再受到耽擱。

Facebook 一直在思考如何將收購的公司，如 Oculus 有效整合進公司架構當中。這一波整合以今年五月的主管大洗牌為開端。Facebook 被拆分為三大業務，包含應用、新平台以及核心產品服務部門。VR/AR 團隊與區塊鏈技術、人工智慧技術等都被分在新平台部門旗下。

Oculus多次進行重組，祖克伯：VR的未來在移動端

2016 年時，Oculus 終於推出了歷時四年打造的 Oculus Rift，而競爭對手們也相繼出現，包含 HTC Vive、Sony PS VR、三星的 Gear VR 和 Google 的 Daydream 等。

Oculus Rift 的銷售成績不算亮眼，過高的定價（449 美元）、配置要求極高的 PC 端設備、缺乏 VR 相關內容等都是原因之一。

相較之下，移動端的 VR，如三星 Gear VR 憑藉著 99 美元的定價，以及與手機一體的體驗，在銷量上大幅超越了 Oculus Rift。

而 Oculus 該在 PC 端還是移動端上發展，埋下了 Brendan Iribe 與 Facebook CEO 祖克柏之間的分歧。

Brendan Iribe 認為 Oculus 的未來在於 PC 端，由高質量的硬體來驅動設備；祖克柏則希望 Oculus 是延伸 Facebook 的 VR 社群平台，移動端設備的普及性與靈活性能夠更好地扮演這個角色。

因此在 2016 年末 Oculus 重組，拆分為 PC 與移動兩大部分，Brendan Iribe 從 CEO 卸任，轉任 PC 端負責人；移動端則特別針對一般民眾，對抗三星的 Gear VR。隨後 Facebook 找來小米前副總裁 Hugo Barra 負責領導 Facebook 的 VR 業務，直接對祖克柏負責。

對外，Facebook 不只一次表示，社交 VR 將成為 Facebook 連結十億人的平台。祖克柏更成為了 Oculus VR 的代言人，於發表會上負責發聲。在產品面上，Oculus Rift2 的計畫被暫時擱置，往移動端、一體化的機型發展，於 2019 年將推出新 VR 一體機 Oculus Quest。從此看來，Brendan Iribe 的離開並不感到意外。

而本次 Facebook 針對 VR/AR 再次重組，便是期望跳脫產品，結合公司內的專業人才，持續打造出號稱能連結整個世界的 VR 社交平台。至於成功與否，其中一個關鍵的開端，就是 2019 年消費者是否願意掏出錢來，買下一台 Oculus Quest。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