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與SSCI，似乎是不相干的兩件事。民粹，簡單的說，是以直接訴諸民意的方式，決定公共事務或其它價值；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則是有關社會科學的一個資料庫。這兩者除了都在台灣引起波折之外，彼此似乎不著邊際。不過，透過民粹的現象和SSCI引發的爭議，或許可以萃取出一些有意義的訊息……
**SSCI：有助學術資料索引
**SSCI，是美國湯姆森公司（Thomson ISI）自1958年起推出的資料庫，在世界各地以英文出版的社會科學刊物裡，篩選出其中1794種的期刊，然後收錄相關的索引資料。譬如1980年發表的某一篇論文，引用了哪些論文，可以查SSCI；這篇1980年的論文，在1990到2000年間又被哪些論文引用，也可以查SSCI。對於學術研究者而言，SSCI的索引資料很有幫助。
因為SSCI收錄的期刊經過篩選，所以SSCI的資料往往也成了學術評比的參考。譬如要比較台大、北大、港大、新加坡國立大學在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的狀況，除了師生人數、藏書冊數、經費多少等等之外，每年發表的SSCI論文數，確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果把層次提高，比較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每年發表的SSCI論文數，也「大致上」能了解這些地區在社會科學方面的生產力。
不過，一旦把層次降到個別學者，SSCI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因為凡是書籍和其他語文發表的論文，都不在SSCI收錄之列。更重要的是SSCI只是很粗糙的指標，即使都是屬於SSCI的兩份期刊，在分量和影響力上，往往有很大的歧異。在各個領域排名第一的期刊和排名第兩百的期刊，雖然都是SSCI，相去卻不可以道里計。因此對個別學者的評量，必須用更精緻的量尺。也就是由同領域裡的學者，針對研究成果內容作專業判斷。事實上，在學術重鎮的學府裡，因為有充分自信，所以關於學術表現良窳的評比，幾乎完全不依賴SSCI。譬如在某一個頂尖學府裡，資深學者對一位年輕學者的評語是：「他發表的論文太多」。言下之意，非常清楚。
民粹：率性民意影響公共政策
還有，SSCI收錄期刊時有很多條件。其中之一是期刊通常已連續出版五年。可是在很多專業領域裡，新的期刊往往有品質很好的論文；而新的期刊卻不一定會被收錄在SSCI裡。一個小史實，可以反映其中的曲折。眾所週知，諾貝爾獎得主寇斯（Ronald Coase）是因為發表了兩篇重要的論文而獲獎。第一篇論文發表在1937年，刊載在英國《經濟論叢》（Economica）的第4卷，是《論叢》編目發行的第四年；第二篇論文發表在1960年，登在美國《法律經濟學學報》（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第2卷；《學報》在1959年才出版了第1卷。
因此，如果當時有SSCI，寇斯的兩篇論文都不會入榜。在台灣， 往往要有SSCI的論文才能升等，所以，如果寇斯是在台灣，可能要當很久的助理教授。
民粹，是台灣近年來興起而瀰漫的一種風氣，對公共政策有明顯的影響。譬如 外資的設廠計劃，已經完成環境影響評估而得到許可；但民眾公投之後，竟然否決原議。還有，已經完成法定程序而開工的核能廠，因為民眾的反對而橫生枝節、反覆再三。率性、直接的民意，成了影響公共政策的主導力量。當然，在某種意義上由民眾直接表達意見而影響決策，理直氣壯並且符合民主的精神。不過，直接民意的好壞，顯然要從較廣泛的角度來評估：台灣十餘年來的「校園民主」運動，可以說是表現民粹的具體事例。
大學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知識的創造和累積；校園裡智識性的活動，已經不再是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評估高下的尺度，是依賴各個專業領域所累積出的價值體系，這種尺度和流行音樂或暢銷書的排行榜有相通之處，但是兩者之間的歧異更大。暢銷書和流行音樂主要是以「數量」定出高下，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相反的智識的篩選和累積，主要是以「質量」分出良窳，票票不等值。
過程：兩者類似「創造性毀滅」
這種對比，反映出智識活動的特質。在專業領域裡，一個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助理教授、和一位著作等身的資深教授，在討論和學術有關的議題時，講話的分量「應該」不一樣。在大學校園裡，「專業」和「民主」是兩個彼此衝突的概念，而且專業必須超越民主。寇斯的兩篇論文得到諾貝爾獎，不是經過世界各地的經濟學者投票產生，而是得到經濟學界頂尖菁英的認可和推崇。因此在大學校園裡，以投票方式選出各級學術主管，也許符合民主的精神，但卻明顯的斲傷了智識活動的專業價值。在世界各國裡，似乎只有南韓和台灣，是以（直接）民主的方式，選出大學裡的學術主管。南韓和台灣，剛好有共同的特點：一方面在經濟上是新興勢力，另一方面在民主上也正處於萌芽起步的階段。
在這兩個社會裡，一旦從長期的威權體制解放出來，民眾渴望當家作主。因為對現有體制懷疑和排斥，自然希望能揚棄所有的束縛、跨越一切的體制；再加上沒有其他體制可依恃，只好訴諸民意，由民意自己來直接論斷公共事務。因此，民粹的現象，其實反映了社會大眾心理上壓抑和蓄積已久的情懷。而校園民主，不過是這種情緒的具體表徵而已。
抽象來看，以SSCI作為學術指標，在性質上也很類似。就是因為過去沒有累積出足夠的學術人口、以及對應的專業價值體系，所以只好訴諸於一套簡單、明確、有某種客觀性的指標。
在SSCI收錄的期刊裡沒有高下之分，票票等值；這和校園民主以及直接民主，可說是異曲而同工。因此，在某種意義上， 校園民主和對SSCI的重視、同時在台灣出現，並不令人意外。
當然，比較深刻的問題是SSCI和民粹都只是階段性的特殊現象。在一個成熟的學術環境裡，SSCI的運用空間有其限度，因為在成熟的學術環境裡，有其他更精緻的價值體系可以依恃。
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裡，民粹的現象也只是鳳毛麟角，因為在成熟的民主社會裡，有穩定健全、民眾信賴的典章制度正常運作。那麼，在過渡階段裡，如何培養精緻的價值，先和目前比較粗糙率直的價值競爭，而後各擅勝場乃至於取而代之？還有，在這個發展的軌跡裡，如何加速蛻變的過程呢？這些問題或許才是真正引人深思的關鍵所在。如果只停留目前的批評和指責裡，除了宣洩不滿的情緒之外，等於是原地踏步，並沒有往上提昇、往前進展。
長遠來看，民粹和SSCI有點類似「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和過去相比，它們代表一種新的作法、新的理念；但是和未來相比，它們倒有點像是生產前的陣痛──經歷了這個苦楚的過程，才可以邁向更充實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