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幾乎無所不在；對人類活動，也有廣泛的影響。可是，非常奇怪，即使絕大多數的經濟學者、都會異口同聲的說：文化很重要。但在主流的經濟學教科書裡，幾乎沒有任何篇幅是處理「文化」這個主題。
在重要的經濟學家裡，大概只有寇斯隱約觸及這個問題。當他在1991年得到諾貝爾獎時，講辭的題目是「生產的制度性環境」（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他認為，經濟活動， 是在某種典章制度裡進行；因此， 經濟學家不應只注意經濟活動本身，而應該多了解支持經濟活動的整個環境。文化，當然是典章制度的一部分；而文化和經濟活動的關聯，也確實值得研究。
2003年1月到7月，我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擴充誤人子弟的範圍。城市大學，原來是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升格為大學才十餘年，朝氣蓬勃。學校改制後不久，就成立了「中國文化中心」。中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編輯《中國文化導讀》上下冊，做為全校學生必修課（六學分）的教材。據了解，這麼做的著眼點，主要有兩個：一方面，香港是華人社會重要的一環，對於中華文化，香港子弟們至少要能粗識草木鳥獸之名。另一方面，九七之後， 香港和大陸經濟方面的互動愈益頻繁；對華人文化多了解，等於是提升了香港子弟在中國大陸的競爭條件。在辦高等教育時，能對理念和實務並重；看在我這個旁觀者的眼裡，覺得十分佩服。
文化與經濟活動的關連
中心定期舉辦很多演講活動，我也參加了一些。五月中旬，學期結束；我改完試卷，繳了成績之後，接著手寫一本關於經濟學的「社普」書籍。每寫完一章，就請系主任俞肇熊教授──同事口中的「領導」──過目；然後在一起午餐時論對一番，斟酌損益。
寫著寫著，就碰上文化這個主題；我花了兩章的篇幅，處理經濟和文化的關聯，特別是由經濟分析的角度，解讀華人文化的特色。而且，就近取譬，還把文化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導讀》當箭靶，臧否了一番。俞領導看了之後，有點擔心；他認為我言之成理，自成一格。可是，經濟學者論斷文化問題，會不會班門弄斧、外行充內行；最好請專家看一看，免得鬧笑話。
我覺得他言之成理，就把文章寄給城大幾位真正的專家看。沒想到，透過網路，過去完全不認識、也不同領域的學者，反應出乎意料的熱烈。相約碰面長談，非常投機，再一牽拖，一下子認識了一長串新朋友；其中有一兩位，還變成一起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損友。以文會友，是樂事一椿。
不過，雖然專家們不見外，我自己倒是有所警惕。在我的文章裡，由經濟學的角度，對華人文化的特色提出一些闡釋；但在性質上，可以說是自以為是、想當然爾的論斷。真要有說服力，最好不只有定性（qualitative）分析，而是能有定量（quantitative）的材料──胡適說的：「拿證據來！」
我開始思索，在看過的經濟學文獻裡，有沒有相關的論述。我想起，前幾年曾碰過一位華裔加籍學者戴博士（Janet Tai Landa）；在1990年代，她曾發表一系列的論文，探討東南亞地區華僑的經商模式。
華人文化裡，一向重視家庭以及宗族裡的倫常；這種倫常關係，形成一種人際關係的網絡。
在自己的土壤上，固然活絡綿密；在異域他鄉裡，更是強韌無比。因此，東南亞地區的華僑，就透過這層網絡從事經濟活動。網絡裡的人，賒欠借貸，反掌之易；網絡外的人，除非有人援引推介，否則就是形同陌路。這種作法，當然侷限了生意的範圍和規模；但是，同時也降低了做生意的風險，保障了生意的穩定和延續。
在琢磨戴博士的研究時，剛好又接到一篇論文，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蕭瑞麟博士；看完之後，感覺上像是下了一場及時雨，精神大振。新國大有許多EMBA課程，蕭博士當時負責其中的一環；學員們都是東南亞企業界和政界的精英，他常帶隊到大陸港台等地參觀遊學。不過，他一邊參訪，也一邊做研究；寄給我的論文，就是他剛完成的一篇實證研究。他發現，因為網路交易盛行，所以歐美一些軟體公司，開發出許多相關的軟體、支持網路上的市場活動；這些軟體在歐美大受歡迎，所以業者也進軍大陸市場，希望能攫取這塊令人垂涎三尺的大餅。
可是，說也奇怪，橘逾淮而為枳；在大陸地區，這些軟體不叫好也不叫座，簡直就是乏人問津。他深入訪談的結果，發現了問題所在：買牛奶麵包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資本主義國家如此，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如此。可是，網路交易，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以信用卡或其他方式付錢一段時間之後，貨才會送到。因此，買賣雙方之間，在錢和貨之外，需要額外的一層「信任」，才能完成交易。如果有人賴皮，就必須有適當的機制來處理，否則市場無以為繼。
缺乏信任的文化沒有網路市場
蕭博士發現，在中國大陸，顯然還相當缺乏這層額外的信任；而搭配輔助的善後機制，也付諸闕如。沒有支撐網路市場的條件，自然沒有網路市場；沒有網路市場，自然也不需要操作網路市場的軟體──沒有馬，自然也不需要鞍！
戴蕭兩位博士的實證研究，似乎卑之無甚高論；對於華人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大概會覺得本當如此。可是，事實上，他們的成果不但契合「拿證據來」的要求，更蘊含了深刻的意義。
表面上看，戴博士研究的「親族網絡」，是倫常關係的特色；蕭博士探討的「信任」，則是陌生人之間的互動。不過，在本質上，其實是相通的；都反映了人際關係的某種狀態，某些特質。在華人社會裡，有倫常關係為基礎，等於有所依恃、有信任的條件；而網際網路，用戶彼此之間互不相關，也就沒有信任的基礎。
無論是親族網絡或信任，似乎是文化的某種特質。但戴蕭兩位博士的研究卻具體而微的展現出，這些文化特質其實類似一種「工具」；有濃厚的功能性，對於經濟活動的影響，只是諸多功能之一而已。最重要的，是各個文化裡的特質是不是有助於經濟活動，能不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特質；而且，不只在小範圍、親族之間發揮作用，還能夠跨越地理人情的限制，在陌生人之間運作如常。文化裡的經濟成分愈多，顯然愈能支持現代社會的經濟活動，也就愈能累積出「國富」的成果。當然，延伸的問題是：文化本身也是經過漫長的過程累積而成，並且不會一成不變；那麼，有沒有適當的方式，可以刺激出文化裡更多的經濟成分，或者是加快凝聚結晶的過程呢？對於這些問題，恐怕還真的不容易「拿證據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