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臨到稿約逼近，我總會悄悄脫離人群，尋個清靜的空間，回想最近在耳邊、眼際拂過的言語、人物與光影，抓一點令我感動或困惑的念頭，想像跟一位朋友促膝漫談，一篇篇的短文便這樣被「製造」出來。
這次情況有些不同，我的心思完全被自己身體的病痛所俘虜。一個多月前，因為運動傷害，從左背、左肩、疼痛一路延伸到手掌，整個左手胳臂不聽使喚。打字、開車、看書，動輒疼痛不已，睡眠跟著受到影響，工作也全面停擺。我自幼藥物過敏，碰到病痛也只能隱忍，只能每天到病院復健。但不湊巧，又碰上搬家，雪上加霜，病情起起落落，動筆的現在其實感覺自己大約已像個廢人。
不要高估精神的偉大
想到必須讓陌生朋友聽自己嘮叨不甚愉快的左手體驗（多麼無趣的主題啊！），心底一直覺得不安，但似乎也只能如此。悲劇，比起喜劇，往往是更為「深刻的娛樂」。這樣的自我辯解，聽來不知道會讓讀者感覺多了一分「真誠」，還是「無賴」？
人在病中，活潑好奇的心思好像被硬生生封裝進一個彆扭的身體瓶罐，裡裡外外如同經歷了另一個異世界。一向視為自然的肢體律動、平時極少關注的人群、從來藐視的觀念，竟跟著變得格外鮮明。
長期以來，我自視是「心智工作者」，因為傷病纏身，這才意識到自己「體力勞動者」的身分。
只不過「筆耕硯田」，如今改成用雙手按鍵，在螢幕的田地上來回耕植文字的肢體運動。單單只是左手臂的不聽使喚，背膀肌肉的斷續抽痛，便足以癱瘓了穩定生產的能力。高估精神的偉大，輕忽身體的脆弱，不禁對自己從來的傲慢無知感到愧然。看著電視上訴求藍領勞工的各種補酒與藥膏廣告，把身體勇健可以再上場「車拚」當成「福氣啦」！不再覺得隔閡，反而有種說出心聲的暢快。
左手的痛也把我從研究室的生產線，拉到了病院的走道與治療室，認識到一些平常不容易謀面的新面孔，加入到像電影「玩具總動員」中那些組裝錯誤的玩具行列，或靜或躁地等待再上場的機會。
這幾年來，就在我身邊的職場與學圈，每年都看到因職傷與過勞而黯然退場，甚至天人永隔的親友。全球化的壓力籠罩，不管藍領、白領，我們都暴露在高度競爭之下，肉體其實一直默默地承受著最終的風險與成本。我環顧病院四周一個個低頭復健的人們，「如果我的職業不能允許長期低生產力地工作？」「如果我有子女需要我的支持扶養呢？」想到這裡，原本因工作不力的愧疚感，轉而油生出對更多實際受苦人們的悲憫。
生病也讓我重新體會到「痛苦」的意義。歷史社會學者摩爾（Barrington Moore）研究不同國家走向法西斯、共產主義與民主共和差異的近代化軌跡，在完成《民主與獨裁的起源》的劃時代巨著後，進一步反省人類在時代進步的巨變中承受的苦難。從功利主義出發，他深刻指出，人們對於什麼是構成「幸福」或有南轅北轍的看法，但在「人類的痛苦與受難必須減輕」上，卻有普世的共識。
不要低估左手的角色
健康之時，我們盡活在右撇子主導的效率世界，生活似乎總是環繞在累積成長與最大幸福的追求。「痛苦」的真理遠在我們積極經營的目光之外。左手的形象對右撇子的我一直是模糊的，直到這次似乎無止的病痛才讓我意識到自己長久的偏執。扭開保特瓶、提著重物、簽信用卡的固然都是右手，但是握著瓶身、推開門板、按著簽帳單的卻都在默默扮演著輔助角色的左手。直到左臂癱瘓，我這才理解到功勞不能盡歸右手獨攬的道理。
被遺忘與忽視的左手，讓我想到法國學者布迪爾（Bourdieu）的知名比喻，他認為全球化的病徵是，強調經濟成長效率的國家右手（經濟、財政）無止境地一路膨脹，而維持基本社會公義的左手（福利、社工、公衛）則毫無抵抗地萎縮。他說：「國家的右手不再知道，或者更糟糕地，再也不想知道左手在做什麼」。
無獨有偶，布迪爾晚年也沈浸到跟莫爾當年一樣的主題，對人類在全球化洪流下掙扎地求尊嚴與生存的豐富經驗進行紀錄，最後發表了《世界的重量：當代社會的社會苦難》（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這本引人爭議的書，希望喚起人們對於國家的左手、對人類苦難的更深切感知。
我咬緊牙關，一千多字的匍匐前進，大約可以到了終點。這時，電視螢幕上正巧傳來英業達集團的溫世仁先生，一位熱情洋溢、令人敬重的資訊人，因腦中風去世的消息，讓我不禁掩筆唏噓。
時序雖然已經進入後工業的資訊時代，但我們從來不是徹底的「勞心者」，我們依舊冒著脆弱身體的風險在做工。在全球化之下，效率、成長、與創新，自然都是值得努力追求的夢想，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更應該相互提醒，該不時停下來聆聽自己的身體與社會隱苦的聲音。
只有用全心與雙手擁抱這個世界，我們或許才能更完整地窺見在這顆紛擾星球上人世流轉的真實重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