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一向以優渥的員工福利著稱，是許多人都想進入的科技公司。
但是，Google旗下導航軟體公司Waze的執行長巴爾丁（Noam Bardin）卻有不同看法。Waze是一家做導航App的公司，於2013年被Google收購，巴爾丁也因此在Google工作了7年，隨後離開。他在個人部落格中寫下對這間公司的觀察，開頭就直言，「過去兩周內，有許多人一直問我『為什麼要離開』，其實我更想問的是，『為什麼我會待這麼久』？」
巴爾丁首先回憶Waze被Google收購的狀況，當時他們沒有太多的股權，和部分董事會成員的關係也不好，「我當時說了這麼一句：你們寧願替賴利·佩吉（Larry Page，Google共同創辦人）工作，還是為現在的董事會？」
其次，由於Google承諾會給Waze團隊十足的「自治權」，讓Waze可以自由地營運，使用原有的工具與解決方案，同時保有自己的品牌以及使用者條款，他們認為可以在Google的資源之下，讓品牌逐漸成長。
在這期間，Waze的確快速成長，每月活躍用戶從1,000萬成長至1.4億，還發表了新產品，究竟出了什麼錯？讓巴爾丁自嘲是「天真的新創」（the naive startup），低估了「巨獸」的力量。
品牌、升遷與讓人瘋狂的薪資
首先是對品牌的概念，在新創公司，產品、企業和品牌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就連管理者與投資人也目標一致，若是產品做得好，公司也會變得更好，員工與投資人亦是；但在Google這樣的大企業哩，員工效忠的是「企業」，而非品牌，產品只不過是一個追求職涯發展的工具，不是員工的熱情、任務，或者來改變遊戲規則的東西。
哪樣產品可以推動，是依據「能否為個人帶來升遷」做決定，巴爾丁提到，「因此我們也開始用這種錯誤的心態來召募新人，Waze不再是個推動改變的工具，而成了往上爬的墊腳石。」
而在薪酬方面，高得嚇人的薪水以及配股影響了大家的判斷能力，「配股基本上就是免費獲得的錢，不管你或你的產品表現如何，你的股利都會快速成長，」結果就是 「我」變得比「我們」或是產品、用戶還要重要。
被Google Map偷走的產品
回到Waze本身，Google也沒有像預期地大力推廣它，許多點子萌生之後，很快就會被Google Map「採納」，此外，就連Google Play都把他們當成「第三方」，沒有預設安裝在用戶的手機裡，或是額外行銷，得像其他公司一樣付費推銷。
巴爾丁提到，在沒有「母艦」的支持下，Waze依然成長得很快，「回過頭來看，若是我們沒有被收購，搞不好會成長得更快、更有效率。」
「生活至上」的公司文化
巴爾丁因Waze執行長的身分，獲邀參加了一些活動或是研討會，但隨後HR就收到了一些對他的抱怨，有人指出他太愛說F開頭的髒話，或是開政治不正確的玩笑，這樣的下場就是，巴爾丁無法再參加這些活動了。
他斥責，整個矽谷的文化導致了這種結果──正確的用語比內容來得更重要，「只要你用字正確，說再糟的事情都沒關係，但即便是陳述很重要的內容，用錯了一個字，那就只能收到HR的客訴了。」
此外，Google以優渥的員工福利聞名，這對巴爾丁來說很難適應。
他提到，過去大家只會瘋狂工作，達成目標，但當他有了孩子後，才開始有了「工作生活平衡」（Work Life balance）的概念，「我想花時間待在家陪小孩，可能需要在周末或深夜加班，或是選擇提早下班、在家工作，對我來說，這才是正確的平衡──在員工身分與公司之間達成。」
但是他認為，如今的矽谷已經把「生活」凌駕於工作之上，許多年輕的員工想要快速升遷、經濟獨立，又想早點回家，或是不想錯過瑜珈課，「我常常因為『有新的瑜珈老師上課，我不想錯過』或是『今天是我享受個人時光的日子』這種理由而無法安排會議，這真的會把我逼瘋。」
這樣的文化也造就了一批被寵壞、不食人間煙火的員工，許多人也不懂得感恩自己的工作。巴爾丁舉例，當疫情開始爆發、公司宣布在家上班政策後，「有些人開始抱怨自己不能買到食物，只因為沒有進公司，但『現實世界』中有非常多人直接丟了工作，或是根本找不到工作。」另外，他也曾聽到員工在餐廳內抱怨「不會吧，今天又吃壽司？」這些小事都讓他感到抓狂。
Google仍是一間好公司，或許只是不適合創業家
不過，即使有這些不滿，巴爾丁仍然認為讓Google收購Waze是正確的選擇，問題只出在自己身上──想要把新創的工作方式運用在科技巨頭裡面。他指出，3年前就有想離開的念頭，但當時團隊還不夠完整，因此他慢慢培養接班團隊和領導者，讓公司可以在他離開後順利運行。
最後，巴爾丁總結，自己並不是一氣之下而離開Google的，反而很感謝高層給予Waze很多獨立空間和自由，他認為是周遭的那些聲音消磨了他，「我希望我每天可以告訴自己『我為用戶做了什麼』，而不是『我這麼做能不能升遷』，我想這樣的模式可能不適合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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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郭昱彣、蕭閔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