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台北

2003.04.15 by
數位時代
2003台北
有兩年多的時間,整個台北的天空,看起來都是灰濛濛的,似乎缺少些什麼。 車水馬龍的下班時刻,佇立在街頭觀察,這個城市還是極富活力;人們在捷運...

有兩年多的時間,整個台北的天空,看起來都是灰濛濛的,似乎缺少些什麼。
車水馬龍的下班時刻,佇立在街頭觀察,這個城市還是極富活力;人們在捷運站口來去匆促,連長駐在台北工作的漢城人都不習慣,「台北人太快了,大家都在趕時間,」台灣LG電器商品企劃部協理趙昺模一笑,「我們漢城比較悠閒。」
越夜越美麗是台北的特色,「我從沒想過世界上有這種城市,三更半夜還有那麼多地方可以吃東西,街上那麼亮,」來自瑞士的語言教師皮耶(Pierre)第一次到台北教法文,在亞洲已旅居多年的他,驚訝台北人永不歇息的生命力,「日內瓦其實很無聊,新加坡、曼谷甚至香港,都沒有台北那麼dynamic。」
下了班,台北人繼續湧進餐廳和娛樂場所,大型商場和複合式百貨一家一家開,士林和饒河街的夜市熱鬧到大半夜,一天24小時都可以找到KTV暢懷高歌。更晚一些,安和路周圍和仁愛路巷弄裡的酒吧與Pub,永遠不缺光鮮亮麗的時尚男女——這些人的大膽消費以及對品質的堅持,在台灣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
當製造業外移,國內投資率也未能令人滿意,台灣的經濟成長更有賴於民間消費的刺激。與鄰近的香港、南韓、新加坡與日本相比,台灣的民間消費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最高(達到61%),接近民間消費旺盛的歐美國家。日本政府必須使出渾身解數,才能鼓勵慣於儲蓄、消費保守的人民多花一點錢,以拯救停滯的日本經濟。東京的煩惱,台北感受不到。
台灣人不是沒有錢,光從國內金融機構的總存款來看,目前的水位高達20兆新台幣以上,比起2000年來還增加了6.8%。不景氣並未將台北擊垮,只是許多台北人的心頭太沉重,財富衰退與恐懼失業,加上發展落後於亞洲其他城市的焦慮,就像層層的不祥陰影,包圍這座台灣人口最多、資源最豐富的首善之都。
從2000年開始,台灣破天荒出現自1950年以來的新高失業率;雖然總體失業率自1990年起就逐漸上升,但影響範圍仍集中在勞力密集產業的中高齡勞工。然而近兩年,高學歷的社會中堅也逐漸面臨類似1980年代初期的工作危機,青壯年人口的失業潮,更造成不少人的集體恐懼。

從上到下都沒有方向感

這不是台灣第一次面對高學歷菁英的失業危機。在1985年,台灣的高學歷人口失業率比現在還高(1985年為4.22%,2001年為3.72%),但主要集中在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當時台灣正經歷痛苦的產業結構調整(舊產業已無法再創造過去的高出口,資訊電子產業才剛要起飛),這些新的高階勞動人口,尚無法被有效吸納至經濟體系。但近年來的狀況是,青少年(15-24歲)與青壯年(25-44歲)人口的失業率同步竄高,大專學歷以上、正值壯年的上班族必須面對的職場焦慮,是台灣自1987年以來最嚴峻的狀況。
「以前很少看到朋友6個月還找不到工作,現在工作異動和失業的比比皆是,」荷銀投信總經理章嘉玉,深刻感受到台北金融圈的危機,「這波經濟蕭條,中南部早在2、3年前就能感受,台北是落後到2001、2002年才開始顯現。」
上班族的焦慮,成為台灣的憂鬱症。台北一家公立醫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到看診時間,門口永遠大排長龍,使她不得不犧牲午飯時間,才能滿足病人需求,「以前病友是工作壓力大,晚上睡不好。現在是擔心找不到工作,晚上睡不著,」她嘆一口氣,「人看起來也不一樣,最近越來越年輕,我還遇過7年級的小女生。」
曾經和台灣一起走過經濟起飛期的台北工作者,更有充分理由憂鬱。《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有一半的時間在海外旅行,除了讓情報觸角能深入資訊業的最新脈動,也扮演讓全球CEO認識台灣競爭力的窗口,「老實說,我非常焦慮,」黃欽勇坦承:資訊業工作者多是國家培養的菁英,這些人到全世界打拼,讓台灣在國際上揚名立萬,回到家鄉一看,卻發現台灣的狀況越來越糟,「台灣的競爭力在流失,最糟糕的不是國際經濟環境惡劣,而是從上到下都沒有方向感,社會中堅憂鬱,政府更焦慮。」
當台灣社會籠罩在憂鬱症的陰影下,有責任提供解決之道的專業人士卻身陷其中,甚至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台灣罹患了嚴重的『失語症』,整個社會有太多問題,卻沒有人能用清楚的語言和工具,協助社會釋放龐大的焦慮和壓力,大家全都癱瘓在那裡,」畢生致力於本土心理學研究的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痛斥,「不管哪一黨,政治人物都想用統獨論述解決一切問題,老百姓晚上打開電視,每天都看一堆人吵來吵去,這有意義嗎?能不焦慮嗎?」
曾經是世界經濟模範生的台灣,這回卻在新的全球競局中亂了手腳。

**老把事情往最壞的方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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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金融風暴從曼谷開始吹起,短短幾天內蔓延至吉隆坡、雅加達、新加坡、香港和漢城,莫斯科和法蘭克福也慘遭肆虐,最後禍延倫敦與紐約這兩個世界金融中心,台北卻似乎只有虛驚一場,「危機?台灣有什麼危機?」1998年的《經濟學人》盛讚台灣不屈不撓的「偏執狂」(Paranoia)信念,「當其他亞洲國家沾沾自喜於『太平洋世紀』的驕傲時,台灣卻一直為最壞的情況作準備。」
雖然這可能是一場美麗的誤會。「我那時候就覺得不對,台灣不是沒有毛病,只是在延後病症發作的時間,」專研產業經濟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第三所所長龔明鑫觀察,其他亞洲國家有的金融問題,台灣也都有,「壞帳就像癌症一樣,不處理它並不會消失,而是變成更嚴重的慢性病,侵蝕台灣的實力。」
拖延金融改革,是台灣在亞洲風暴發生後犯下的錯誤,現在台灣正為此付出慘烈代價。當漢城的金融同業從蕭條中重生,台北的金融重建基金法案,卻還在議事效率不彰的立法院排隊。
然而從某個角度來看,《經濟學人》卻精準掌握到台灣長期的心理狀態──被國際社會孤立,始終處於戰爭危機;一有風吹草動,「老把事情往最壞的方向想」--台灣人長期與焦慮共舞,缺乏坦然自信的氣度。一位資訊業的行銷經理觀察,對某些國家一窩蜂的羨慕、崇拜,反映了台灣人的淺碟子心態,「過去兩年興起中國熱,去年又開始流行韓國熱,其他國家的確也對這兩個國家另眼看待,卻很少像台灣這樣,同時對自己百般焦慮。」
他分析,這兩年來台灣瀰漫的「比較焦慮」,都有相似的思維模式,比如「漢城能,為什麼台北不能」,或者「上海能,為什麼台北不能」。去年在漢城舉辦的世界盃足球賽,讓韓國在國際舞台竄升,北京申奧成功,又讓中國的民族自信急速拉抬;兩者也同時牽動了台北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那一塊始終失落的國家定位情感,「說穿了,還不是是世界對台灣的認同?」

**學習看待經濟低成長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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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經濟低成長的現狀,拋開紛擾的國內政治亂象,也暫時放掉難解的兩岸僵局,台北對漢城、上海焦慮,也對自己焦慮;台灣該用什麼方式,化解自己的焦慮?在新一波全球化的城市競賽中,台北應該追求哪些發展目標,認清自己有哪些優勢?
當務之急,是用更寬廣的角度看待台灣目前的成就。台灣的新功課,除了要調養自己的體質,還要學習用全新的眼光看待「經濟低成長」的優點,從而追求新的發展目標。
「轉型,是台灣經濟向上提升的必經之道,尤其是高知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時代基金會副執行長趙如媛觀察,台北人連焦慮都是一窩蜂,卻沒有想清楚為什麼要花時間焦慮。當經濟面臨轉型,對未來感到憂心是必然的,「但是憂心和焦慮不同,憂心是要拿出個解決辦法來,焦慮卻像是無頭蒼蠅一樣手足無措,」趙如媛就從容面對台灣的轉變,認為這代表服務業的絕佳新機會。
中華經濟院院長陳添枝也認為,未來的服務業除了要強調知識密集外,更要凸顯台灣的地理及華人文化優勢,這是台灣最能使力的地方,「日後政府的招商,不應該像過去強調吸引國外大筆資金,而是吸引國外人才,」他強調,台灣2300萬人口,顯然還不足以構成服務業的規模經濟,必須將範圍擴及其他國家。

**不能只賺代工的辛苦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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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者也必須升級。許多廠商已開始加強行銷、管理和產品差異化的設計能力,也不再迴避建立自有品牌的工作。過去,自有品牌普遍被當作「票房毒藥」,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廠商積極投入,「韓國三星一方面掌握未來的關鍵零組件,一方面在全世界行銷自有品牌產品,這個synergy(綜效)很可怕,」明基電通董事長李焜耀呼籲台灣正視韓國業者的企圖心,「缺乏品牌,在國際上不會有能見度,台灣應該要改變中小企業模式,發展力量和規模都夠大的『拳頭企業』。」
對品牌義無反顧的業者不只明基。「我到香港出差,從飯店的落地窗往下望,到處林立著韓國LG、日本松下和美國Epson的霓虹招牌,卻沒有一個台灣的品牌,」優派國際(ViewSonic)亞太區行銷副總監汪志謙談起自有品牌的使命,同樣感觸良多,「我們和明基想的是同一件事:要把台灣人創立的品牌賣到全世界,不能只賺辛苦的代工錢。」
在不景氣的衝擊下,工作者也必須學習,不該再悲觀地將「成長停滯」或「負成長」視為失敗徵兆,「樂觀的人看到杯子裡的水還有一半,悲觀的人永遠沉溺在『半杯水不見』的失落,」去年以一篇〈給畢業同學的演講稿〉成為台灣網路上轉寄最多次文章的洪志鵬,正職是昇陽電腦(Sun)的台灣區訓練服務總經理,就覺得台北人昔日的過度自信是盲目的,現在的過度沒自信也是虛假的,「現在傳播中國熱和台灣焦慮的大眾媒體,不正是過去把網路股喊到最高點的同一批人?」
洪志鵬不客氣地指出,過去資訊業隨便接代工訂單都會賺錢,卻不是每一家都有可長可久的原創力。當許多人把台積電股價的連連破底,視為台灣產業沉淪的象徵,他卻批評,晶圓代工產業(被視為台灣資訊業的成功典範)讓太多優秀的博士淪為生活乏味的工廠監工,網路風潮(企業一窩蜂投入的明星產業)也使中小型公司很難找人;現在這些產業下來了,大家反而能用合理待遇找到優秀的工作者,「網路泡沫化沒什麼不好,晶圓雙雄不再高高在上也沒什麼了不起,重新洗牌一次,對台灣的發展才是好事!」

**中介角色的重要性並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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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乳酪」並沒有被全數偷走,這座城市原來在台灣經濟中扮演的中介角色,重要性並未下降,隨著台商在中國的佈局發揮效益,更即將出現新的「跨界中介」契機。台大城鄉與建築研究所教授夏鑄九認為,和其他亞洲城市相比,台北其實不必焦慮,在新一波的全球經濟分工中,台北沒有消失或邊緣化,而是轉化成「矽谷—台北-新竹-桃園—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網絡中的關鍵節點(node),暫時也沒有其他城市能取代,「少了台北和新竹,矽谷和上海會接不起來,這是真正的國際現實。台灣不能自我封閉,一旦脫落於全球網絡之外,才會造成產業的空洞化。」
但台北的潛力不僅限於此。接受台北市政府委託,剛針對都市綜合發展計畫評估完成「全球化台北」研究的夏鑄九認為,在過去的國際分工中,台灣的企業創新集中在製造業上,尤其是與技術相關的製程創新與管理創新,這是台灣在前一個階段的競爭力;在台北與新竹、矽谷緊密相連,進而將其網絡延伸至中國大陸製造基地的情況下,台北必須更好地扮演這段網絡中的創新服務角色,加強金融、資訊處理、設計與產品研發能力。
夏鑄九更預測,未來可能沒有單一的「台北」(Taipei),而會出現全球網絡中的「北台」都會區域(Northern Taiwan Metropolitan Region),「桃園、台北、新竹和基隆聯合起來,會擔任跨界生產網絡的中介節點,」台北不是台灣唯一對外連結的核心都市,而會扮演支持「北台」連結全球網絡的領導與運籌角色──這是台北的新契機,也是新挑戰。

**台北人應該多一點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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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波的東亞城市競賽中,台北有機會勝過漢城、上海、東京、香港或新加坡嗎?城市的魅力,來自於它孕育的創新氛圍,這也是未來產業競爭力的來源。撇開市政建設的良莠不論,有越來越多工作者肯定台北的城市魅力,並樂觀自信台北獨有的優勢,將醞釀下一波產業成長的動力。
洪志鵬就自豪於台北的特殊魅力,由於兼管昇陽韓國分公司的相關業務,他每個月都要到漢城出差一次,深深覺得「台北霧中看花,把漢城看得太美」。洪志鵬惋惜,台北有太多東西是世界級的水準,台北人卻身在福中不知福,「隨時出門都可以買東西、逛書店,還可以唱KTV,有哪個亞洲城市可以做到這點?」他強調,像7-Eleven和誠品書店的服務水準,韓國和日本都不一定能做到,「台北的好,除了老外,只有曾經離開過的台北人才知道。」
時代基金會副執行長趙如媛同樣對台北充滿驕傲,「台北是一個可以靠近一點看的城市,上海外灘固然有氣派的建築,但近看就差多了,人的素質和態度也都不夠,」時常在各大城市間穿梭旅行的她,到頭來還是迷戀台北的感覺,「台北有像永康街這樣的小社區,或街角的小咖啡館、小劇場,巷弄中有更多元的人文氣息。」
更關鍵的是城市文化對知識工作者的重要性,未來產業需要的多元人才,台北比許多亞洲城市有相對優勢,「現在不是學歷好、外文強就會搶手,跨領域的經歷和生活態度變得更重要,這包括日常生活的涉獵,以及豐富的工作經驗,」趙如媛深深期許,「台北人應該要多一點自信,不要一窩蜂想去學別人。」
在電信公司擔任行銷企業協理的陳麗琴也有同感。「那麼多台灣經濟衰退的報導,其實有點過度渲染,成熟經濟體的失業率一定比過去高,但也意味步入穩定的發展,」陳麗琴認為,台北人實在不夠有自信,好不容易才走過只重視硬體發展的成長期,生活品質、人文意識和消費水準正逐漸抬頭。她篤定表示:「就算公司提供我外派的機會,這個階段我也不想離開台北!」
不僅台北如此,對城市的新認同,同樣在全球各地如火如荼發生。以城市為單位的「新本土認同」趨勢,不但迥異於傳統以鄉土為號召的「舊本土認同」,也正在逐漸取代過去以國家為單位的認同驅力。
轉型、創新、找到與全球網絡接軌的新方向,是許多工作者對台北的期待。台北能告別圍城,走出憂鬱嗎?
答案不在政治人物的口水攻防戰,也不在媒體對現實的悲觀描繪裡。觀察漢城再起的經歷,或許台北應該學得更多的是,當一切都花為灰燼,只有市民無比堅定的自信和意志力,才是讓一個城市自崩潰中重生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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