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路一路走下來，過程中固然也因為極高的營業週轉，薄利多銷而積攢了一些辛苦錢。但以筆記型電腦業為例，台北業者的毛利從百分之二十幾，快速下降到7%到8%。微利時代的前景，直逼台北產業精英眼前。
漢城的產業精英注目追求的，卻是產品價值感如何再豐盛一點？關鍵技術與智慧資本如何再蓄積深厚一點？自我品牌的商品在出貨端貨架上的標價，如何能再拉高一點？
這條路走下來，以在1994年才跨足手機製造的三星為例，2002年出貨就高達4200萬隻，是整個台灣出貨量的1.4倍，也是台北最大手機生產者BenQ出貨量的2.8倍。出貨量還不是重點，重點是三星2002通訊事業的營業利益率高達25%，像可以計算卡路里和生理期的A408「皇后機」，主打年輕女性客群風靡一時，價位高達2萬台幣。對台北的產業精英而言，25%的利潤率與2萬元的手機售價，可能有天文數字、高不可攀之感。
第二個不同是工業設計的美學水平高低有別。三星事事以Sony為師（或說假想敵），「It's a Sony」的設計風格舉世讚賞，Sony除了東京的設計中心，在紐澤西州、在米蘭都設有工業設計中心，以準確掌握美洲、歐洲顧客的美學偏好。三星也亦步亦趨，除了在漢城成立「企業設計中心」，在舊金山設美國設計總部，在倫敦設歐洲設計總部，在東京設日本設計總部。三星還重金禮聘「設計教父」Tom Hardy（曾為IBM設計暢銷的Think Pad系列筆記型電腦），更讓三星產品完全改頭換面，屢獲設計大獎（如2002年7月得美國工業設計協會五項「最佳設計獎」）。
在台北我們很少見到有這種美學見識，在工業設計上如此花大錢投資產業精英。台北最近有人看好LCD-TV，準備500萬美金委由加州的IDEO與Frog Design在設計與模具上大舉投資，閎遠的見識是令人敬佩，但也許要留意事業模式上各項配套條件的配合。
**影響台韓今後10年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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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不同是：雖然台北與漢城的產業精英與領導人都具備技術背景
（engineer-technologist），但台北的產業精英鮮少出身研發部門，甚或主管過研發單位，出身行銷企劃或產品經理（PM）的還比較多。三星的尹鍾龍畢業自漢城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天堂〉NC Soft 的創辦人執行長金澤辰是他的小學弟），1985年時任三星電子研發部部長。
Sony的井深大、岩間和夫、盛田昭夫都在Corporate Lab中有很深的浸淫，在Trinitron單槍電視與Beta Max錄放影機的開發過程中，其實井深本人就是Project Leader，岩間對口袋型電晶體收音機及CCD（攝錄影機關鍵零組件）的開發，大賀典雄對CD與MD（微型音樂光碟）的開發案也都投入甚深，是貨真價實的公司重大研發創新專案的Executive Sponsors。
第四個不同是：台北的產業精英鮮少長期派駐海外（第一世界）的經驗，漢城的尹鍾龍在他32歲時（1977）出任三星電子東京分社社長四年之久。
我認為以上四點不同，將深刻影響台、韓產業今後十年的發展軌跡與興衰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