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個人創業家時代
迎接個人創業家時代
2002.11.01 |

這可能是最糟的時代,壞消息沒有停過。
香港的單月破產人數,在9月份再創新高,突破2500人。在台灣,失業人口維持50萬以上,惡化的陰影持續存在,一項剛出爐的人力就業調查指出,中年白領將是下一波失業潮的祭品。10月份無預警的美西封港,造成亞太地區出貨大亂,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很可能由3.5%再往下調;一旦布希政府下令攻打伊拉克,卻又無法速戰速決,勢必會為受創中的全球景氣投下更大變數。
這可能也是最好的時代,變化不斷追趕過計畫。新奇的工作機會,不斷從過去難以想像的領域冒出來。
一位在美系投資銀行工作5年、今年32歲的專業經理人,在公司新一波精簡人事中,帶著700萬工作獎金離職,並很快在國內銀行找到工作,因為金控公司急需他這種做過投資、購併以及擁有兩岸三地經驗的專才。
儘管全球個人電腦業今年僅成長5%,但多種需求強勁的軟體技術(比方J2EE,一種用來開發手機軟體的技術),由於市場上會的人太少,價碼幾乎有行無市。「一遇到這種人,再貴也先簽下來,他們太搶手了,」前進國際人力資源服務部經理陳昭霖指出。前進國際的主要業務是開發軟體系統,但也依客戶需要提供資訊人力派遣服務,到客戶那邊去上班。

**高學歷不再是知識工作者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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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成為投資銀行家或軟體工程師,但是這種具有高度市場價值能力的背後,標示了什麼樣的時代意義?有哪些原則可以被歸納,以致於學習?
趨勢專家大前研一觀察,知識工作者不再是一體適用的概念,最起碼可分為知識藍領(工作內容是完成例行事務)和知識白領(工作內容是創造新價值),兩者差距正愈拉愈大。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也指出,屬於例行處理資訊的白領工作者,工作內容將會逐漸被資訊科技取代,薪資及工作保障都面臨威脅,但是具有市場所需能力的知識工作者,「未來將會非常、非常昂貴。」
壞消息是,高學歷不再是知識工作者的保證。當台北市捷運局出現第一位碩士駕駛員(報載月薪2萬8),被媒體拿來大做文章,以及這一陣子許多大學生參加垃圾車司機招考,高學歷等同知識工作的迷思,已經打破。
「知識工作者看重的不再是學歷,而是能力,」思科科學院院士(Cisco Fellow)貝克(Fred Baker)接受《數位時代雙週》訪問時指出。思科是全球知名科技公司,貝克所擔任的院士角色,等於是公司的科技方向掌舵者,決定公司內許多碩、博士人才的研發領域。還不到50歲的貝克,只有高中學歷(大學中輟未念完),卻憑著自修和動手做,對技術有獨到見解,成為思科執行長錢伯斯(John Chambers)最倚重的幕僚。
擴大來看,微軟的蓋茲(Bill Gates)、甲骨文的艾利森(Larry Ellison)、蘋果的賈伯斯(Steve Jobs)和戴爾電腦的戴爾(Michael Dell)這4位科技業知名人物,也都沒有念完大學。
並非學歷無用,而是知識工作者必須找對方法,來變現自己的價值,而學歷和這件事的關係愈來愈低,關鍵在於工作內容。

**原有的組織被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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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這件事大抵透過創業形成一個組織,滿足市場上的某種需求,而得以實現價值(如上述四位創業家)。你如果沒有勇氣創業,最好有運氣跟對創業家(蓋茲創辦微軟成功,造就全球最多千萬美金富豪)。而現在,拜資訊流通成本愈來愈低所賜,組織愈來愈無形,邊界愈來愈不明顯,知識工作者要能自成一個組織獨立工作,或與別人合作組成臨時團隊。
舉例而言,過去16年,半導體產業由垂直整合走向水平分工,從前端晶片設計、晶圓加工、到後端的封裝和測試等工作,各自獨立成一塊產業。借用杜拉克的概念,是因為產業內「交易成本」和「溝通成本」快速降低,透明的資訊流通在上下游客戶間,讓原本集中在同一家公司的工作,變成好幾家公司共同完成,原有組織被重新定義。
在這個趨勢之下,光是晶片設計業又繼續分解成好幾塊,有提供設計軟體的公司、發展矽智財權的公司以及設計晶片的公司,規模愈來愈小,互相合作,彼此成為對方的外包商。台灣的晶片設計公司將近300家,許多從業人員先前都待過晶圓廠或其他晶片設計公司,當產業分工日益細密,4、5個朋友出來成立一家新公司的故事,已是稀鬆平常。
同樣的變化,正發生在連線遊戲產業。這個不到5歲的年輕產業,已分工為設計軟體的公司、開發遊戲平台(讓新遊戲像積木一樣,可以一個一個放上來)的公司和管理連線流量的公司。今年7月剛成立的「遊戲工廠」(設計遊戲軟體)、位於矽谷的Zona(開發遊戲平台)和「遊戲橘子」(管理上線流量)這三家公司的關係就是如此。
再下一步,會有專門寫遊戲劇本的公司(或個人)、設計人物造型的公司(或個人)、測試新遊戲好不好玩和抓臭蟲(debug)的公司(或個人)。「台灣目前遊戲產業很熱,但各種人才還是很缺,」遊戲工廠總經理蔣孝柔指出。蔣孝柔原本在Zona服務,Zona與遊戲橘子決定共同投資成立設計遊戲工廠時,她負責籌劃新公司,角色也從雇員變成創業家。

**既是員工也是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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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工作者不一定要是創業家,但是在心態和能力上必須做好準備。在保險業、房屋仲介業和汽車業的業務員,早就用這樣的方式工作,既是員工也是老闆,而清潔保養品業沿用多年的「專案經理」模式,也是一樣。「組織和工作者的關係,已愈來愈像客戶和外包商的關係,」杜拉克強調。
他觀察,數萬人的那種大組織已經式微,科層式組織的「命令-控制」(command control)指揮系統,將不敵由許多小單位藉由緊密資訊流通所形成的團隊,每個單位都能獨立作業(能定義問題、協調分工、蒐集資源),而不需依附某個大組織下聽候命令行動;組織必須具備更大的彈性,打破過去因為功能設置部門(比如會計、生產、行銷、行政)的僵化制度,所以組織的壽命會縮短(依任務編組,任務結束就解散),連帶企業的壽命也會縮短,以反應變化劇烈的現實。

**公司提供的空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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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員工對組織的忠誠度也會改變,因為一家企業存在的時間,很可能低於員工一生的工作時間,代表工作者平均得換好幾家公司。也就是說,企業不可能再保障終生雇用(想想當年做出此承諾的日本商社,如今的窘況),而知識工作者的價值變現,也不侷限在一家公司中,而是可以面對好幾個組織,擴大了價值變現的空間。
人力派遣業就是一個例子。台灣前500大企業中,多有使用外包人力的經驗,處理公關、行政或資訊系統。以當紅的資訊人力派遣業而言,它能吸引許多優秀軟體人才加入,是因為這些人待在一般企業,大抵做的是例行的軟體開發和系統維護,公司裡頭偶爾才有一、兩個大案子進行。因此,他們能拿的待遇也有限,這並非他們能力不足,而是公司提供的空間不足。
加入人力派遣公司後,公司為了求取最大利益,會極力去爭取難度高、利潤高的案子,一個結束再換一個,這些人才等於不斷在做大案子,雖然壓力大,但成長和所得也跟著增加。「我常說服他們,做這一行就像做業務,收入可以成長很快,就看你的本事,」陳昭霖說。
累積足夠經驗後,甚至有可能從個別的軟體工程師,成為一個專案經理,去規劃整個案子的架構和經費,收入更是三級跳。「一個好的專案經理帶,專案可以賺一億,差的專案經理讓你賠一億,差別太大,」陳昭霖拒絕透露薪資細節,僅表示賺原本工作的好幾倍是有機會的。

**更專注發展核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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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客戶來說,他們在需要幫忙時,得到專業人力協助,案子結束後,這些人力也依約離開,從聘雇到結束雇佣關係,公司都不需出面(只需告訴人力派遣公司需求和價格,其他都由派遣公司處理,自己不會有勞資糾紛)。
也由於人力派遣公司解決客戶的人力需求和聘雇這兩個問題,讓客戶可以更專心發展自己的核心業務,提升競爭力,也因此成為最近幾年成長最快的行業,光是美國就超過7萬家人力派遣公司,每天送出250萬名人力,愈是不景氣,短期人力需求的市場愈好。
人力派遣業的興盛,代表人力資源這個部門,以及原本組織自行培養專業工作者的任務,被水平分工出去成為新的產業,回過頭形成組織、人力派遣公司和外包人力的三贏。而留在組織內尚未外包的工作,執行這些工作的人,必須證明他們能做得比外面更好,否則這部份工作遲早會外包。
企業規模變小、生存時間變短、更多工作外包,是正在發展的潮流,造成許多企業無力維持原有聘雇名額,導致失業。我們習慣認為生涯就是一份(或幾份)工作,靠的是長期待在一個企業中實現,但新的潮流淹沒了行之有年的想法。資訊科技促成組織與知識工作者的新結構,當下的不景氣則催化了反應速度。每一次時代產生大轉折,都帶來痛苦與希望,端視你看到了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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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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