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2）年3月中，美國華盛頓州參議院通過法案，在給予零工司機基礎福利和保護的同時，也同意這些司機不是 Uber 和 Lyft 等叫車平台的僱員，而是個人承包商。距離 2019 年底加州決定將這些司機定義為正式雇員的法案，已經過了兩年，正好就是疫情襲擊全球的兩年。
2019 年加州法案通過時，Uber 和 Lyft 等零工經濟平台業者，開始價值超過 2 億美元的政策遊說活動，想盡辦法要改變零工司機被判定為平台公司僱員的法案。「因為這將會扼殺平台經濟創新的商業模式。」在追求科技與商業創新的加州，面對大規模非固定雇用的零工經濟模式，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情結。
兩年後，在華盛頓投入大筆遊說資金的平台業者終於獲得階段性勝利，然而，在背後提供遊說助力的，其實是左派加州急於提供就業福利保護的司機團體。2021年在紐約州的談判中，業者和司機組織協議，將零工工人視為「網絡工作者」，他們成為具有某些基本保障的承包商，並有權參與和平台業者討價還價的勞工組織。
全職的零工工人是否是真劣勢？
疫情改變了零工經濟商業模式創新的談判條件。對平台業者和對勞工組織來說，都有必須退一步以求共存的理由。
「零工工人需要被保護」的立法共識，來自於就業市場中勞動者是絕對劣勢的假設。如果平台業者不需要對零工工人擔負任何責任，工人將被剝削工時且得不到就業權保障。2008 年後很長一段時間，英國、美國以零工合約方式工作的全職勞工比例不斷飆升，金融危機的悲慘記憶，讓政府和民意代表緊抓住勞動者絕對劣勢假設，在平台經濟業者營運的市場誓言捍衛勞權。
COVID-19 疫情初期，「失業率將像金融危機一樣高升」的假設立論堅強，經濟學者大多預測，富裕世界將長期處於高失業率狀態；當時華盛頓的經濟學者分析預估，2020 年 4 月，美國的失業率將會達到 14.7%；如果失業率以金融危機後的速度下降，到 2022 年 3 月的失業率將超過 13%。
然而，如今美國的失業率是 3.6%，而經合組織OECD發布的數字，先進富裕國家自疫情開始就進入缺工、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的現象。這股十年來少見的就業熱潮，使得平均薪資回到 2000 年左右的水準。
疫情推波助瀾，扯開企業與全職知識工作者間的羈絆
為什麼疫情對景氣的影響不退反升，學者、分析師和各種專家有不同的推論。然而，數位科技相應的創新生產與工作模式在疫情期間被大量採用，進而推動前所未有的創新經濟產值，是所有專家都很難否認的理由。遠距工作模式，讓企業和僱員之間曾有的緊密關係發生巨大變化。
如果在台灣的工程師可以每天跨國在線上為美國軟體公司提供全職專業服務，那麼他是否也可以決定用他多餘的時間，為新加坡的另一個線上軟體公司提供人才訓練。職場的快速變遷，使得工作者需要獲得的保障，就和他想要從企業掙脫的束縛一樣，超乎過去職場的想像。
創新平台與市場同時競爭，推動更彈性的承攬選擇
曾經被視為具有絕對資方優勢的平台經濟業者，在疫情後快速進入零工難求的困境。當白領和藍領都一樣缺工，平台業者要吸引零工司機、零工外送員，唯一的方式就是提供更好的承攬分潤條件。以台灣的外送平台市場為例，2021年中後期的疫情升溫，帶來一波外送員熱潮，成功養出一群以外送消費者；然而，解封後，消費習慣已經養成，要怎麼讓外送員繼續上線送外賣，大熱天、大雨天，叫不到車、叫不到外送的供需失衡問題，顯見零工就業市場並不如外界原本預期的是絕對的雇用者優勢市場。而對零工司機和零工外送員而言，被視為「僱員」也不等於最佳選擇，更靈活地隨時選擇承攬條件最佳的業者合作，反而是更有利的勞動決策。
就業市場在疫情後的變動還沒有結束。另一個值得關注且在不遠的未來將帶來重大影響的另一個現象，是軟體網路公司不再把傳統教育體系文憑視為專業基礎證明，當Google、Apple等大公司不在乎有沒有學士文憑，更在乎是否有參與任何開發者社群的經驗或是任何作品時，一個高中輟學生的就業條件不一定比哈佛畢業生的案例，不再只是特例而是常例的時代也不會太遠。那麼，教育體系勢必將迎來一波新的衝擊。
零工承攬、全職僱員之間的界線不斷模糊，勞動價值定義改變，受到最巨大衝擊的，其實會是政府。勞動法規跟得上時代，才有辦法在就業熱潮的時代搶到人才，當人才不用移動就能透過網路為跨國雇主工作，全球化的範疇也正逐漸從商品市場過渡到人才市場，而且跨國雇用的中間成本幾乎降為零時，要維持國家產業競爭力會更不容易。
審視台灣的勞動市場法規，國家政策在勞動議題上的格局，我們真的做好迎向疫情後時代的全球雇用市場了嗎？或許即將開張的數位發展部，值得就這個國家競爭力議題跨出真正具時代進步價值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