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經濟會議」剛剛結束，儘管對於擴大內需、政府再造、資本市場、人力供給等方面，都提出不少改革建言，但總的來說，仍有「見樹不見林」的盲點，不管是國家前途的整體願景，或是經濟發展的戰略定位，還是朦朧不明。
林林種種的改革項目，不應只是拼湊雜燴，必須樹立中心思想，使個別改革扣連到整體，產生整體改革的意義。
畢竟，擴大內需如果只是增加就業和刺激景氣，卻缺乏投資目標的戰略規劃，充其量只是短期救急措施而已。其次，政府再造如果只把招商權下放，加上對公務員圖利罪的鬆綁，也不足以使政府脫胎換骨，因應經濟全球化的空前挑戰。
至於資金取得的政府協助、上市上櫃的降低門檻、放鬆外國高科技人才來台、鬆綁外商投資房地產等等，充其量也只是遲來的改革，對比於新加坡、丹麥、紐西蘭等小國因應全球化的精、悍、迅、捷，台灣政府的調整幅度，仍然落後很多。
**如何面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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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化的空前衝擊，政府確知必須有所調整，問題是瞻前顧後，不敢痛下決心，既擔心政治勢力反彈，又害怕傳統產業抗拒，總是進兩步退一步，該快的不夠快，該砍的不敢砍，弄得動輒得咎。可怕的是，在全球競爭的今天，猶豫不決必將導致自我毀滅，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自己不努力前進，別人絕不可能讓出機會。
舉例來說，日前謝長廷提出在南台灣設置「與中國貿易的境內香港」特區構想，旋即遭到呂副總統反對，呂對特區的看法﹐其實是一般民眾對於經濟特區的典型誤會。 特區的本質有三：
一、是該國政策最優惠，最能吸引外商、與全球接軌最密切的地區。
二、是該國在制度轉型不確定時的先行試點。
三、一旦試點成功，將可帶動地區發展。
在戰後台灣史上，經濟特區頗為常見。儘管在不同時期曾有不同發展戰略，但深究起來，卻也都伴隨著某種特區制度。
例如在1950到1970年代，「出口導向政策」讓台灣在全球石油危機陰影中仍然繼續成長，最大功臣「加工出口區」就是一種經濟特區。另從1980年代起的「產業升級與科技政策」，台灣成功發展出半導體高科技產業的「科學園區」，也是一種經濟特區。
另以中國為例，不論是深圳特區或是埔東計劃，都放棄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包袱，務實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但讓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中下游與全球接軌，進而帶動地方發展，而且成為中國漸進改革的先鋒，避免走向東歐或前蘇聯「開放即崩盤」的厄運。
就此而言，目前台灣確實需要新的轉型戰略，以便因應當前的經濟危機。以南台灣為基地的「境內香港」發展戰略，將可在北台灣的IT產業之外，運用高雄港市的地理優勢，開創台灣最具全球競爭力的物流運通產業，讓高雄成為帶動全台灣接合全球的主軸。 如能順利發展，好處至少有四：
一、促進自由貿易，正式發展兩岸三通，可緩和兩岸衝突。
二、經濟特區作為改善兩岸關係的先行試點，可在穩定中求突破。
三、可以扭轉原本IT產業一支獨秀的畸形產業結構。
四、可以帶動南台灣的經濟復甦，進而平衡南北差距。
從戰略層次看，「境內香港」如能進一步配合產業網絡發展的概念，台灣在美中台三角關係中，將能產生新的經濟中介角色：美國IT產業將連接北台灣，然後由南台灣的物流運通產業連接到中國，台灣可望在產業連結上，成為美中關係的重要扣環。這些戰略上的思考，應該成為新政府兼顧振興經濟和兩岸突破的重大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