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子業「前進中國」的腳步,在世紀轉折處達到最高潮。
 由最早的台達電、鴻海,到最近的廣達、華碩與威盛。台灣電子業已經在中國佈建出完整的上下游產業樹,到華中走訪一圈,一條長江水道宛彿台灣中山高速公路,一線連起,全世界個人電腦工業的攻擊陣仗,移地重現。
 個人電腦工業才是引子而已,到北京密密麻麻的新落成大樓一看,更多新來的軟體公司、系統整合公司、網路服務公司、電子商務工具公司;上海的金融服務業、深圳的半導體通路業,九成都是由香港轉機來的台商。
 根據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統計,公元2000年,大陸的台灣電子業產出了185.77億美元產值(佔台灣國民生產毛額的6.7%),而這批台商也帶領中國,擊敗台灣(255.35億美元vs.232.09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資訊硬體生產國。
 細數台商投資大陸金額,科技電子業比重由1995年起即直線上升,5年間由22.4%,跳升到2000年10月的51.8%。雖然「5000萬美元上限」和「重點性產業違禁」兩項戒急用忍門神把關,但是擋得了像台塑單筆金額大的石化業,卻圍不住金融操作靈活的電子業。
 當電子業投資中國成為共識,該是台灣靜下心來,想想自己出路的時候了!因為等到華碩、廣達這些大廠產能開出,明後年,大陸台商電子業產值,很可能就超過10%的台灣GDP。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1/10的財富,是來自自己敵視的另一個國家。
 經濟學原理指出:當管理的效率太低,也許「不要管理」,會是最佳的選擇。戒急用忍早已是公認失敗的政策,現在才來檢討放寬,無怪乎王永慶批評政府「一代不如一代」。
 我們好奇的是,即使解除戒急用忍,台灣就找到了出路了嗎?這樣的想法,和當初喊出「戒急用忍」的思維一樣,天真而浪漫。
 台商前進中國,大部分不是對阿扁政府有所不滿(台商投資高潮,最高紀錄出現在1993至1995年),而是基於全球比較利益的效率法則,像Nokia、Motorola一樣,搶進中國起飛中最有利的戰略位置。他們或者為了整體成本,或者為了進攻內需市場(一年成長900億美金);或者要掌握新科技工業標準,又或者積極爭取稀有的高科技人才。企業進行國際化移動,必定是資源配置與市場起了陰晴圓缺的變化,政府的角色不是限制企業移動,而應是「幫助」企業移動。在國內產業進行調整之際,有效率的政府可以幫助全民減低痛苦,並協助老舊產業發掘最後邊際利益;同時政府也早已打造下階段成長社會需要的平台,讓新競爭力自然、活潑、喜悅地出頭。
 自從當年李國鼎催生了竹東山頭的新竹科學園區後,我們的政府就好像失去了郭泰源、呂明賜的中華成棒隊,再也打不出精采球賽。產業外移,本該是興高采烈的嫁女兒喜事,卻變成眼淚與恐嚇交錯的「阻婚」。
 《數位時代》製作台灣高科技業「前進中國」專題,目的在探究全球國際化經營浪潮中的中國角色,如果我們夠了解中國,就不會害怕中國;接受了「中國的吸引力」,我們才會狠下心來,用心思索、經營「台灣的吸引力」。
 深呼吸一下,讓我們一齊進入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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