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子業「前進中國」的腳步，在世紀轉折處達到最高潮。
由最早的台達電、鴻海，到最近的廣達、華碩與威盛。台灣電子業已經在中國佈建出完整的上下游產業樹，到華中走訪一圈，一條長江水道宛彿台灣中山高速公路，一線連起，全世界個人電腦工業的攻擊陣仗，移地重現。
個人電腦工業才是引子而已，到北京密密麻麻的新落成大樓一看，更多新來的軟體公司、系統整合公司、網路服務公司、電子商務工具公司；上海的金融服務業、深圳的半導體通路業，九成都是由香港轉機來的台商。
根據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統計，公元2000年，大陸的台灣電子業產出了185.77億美元產值（佔台灣國民生產毛額的6.7%），而這批台商也帶領中國，擊敗台灣（255.35億美元vs.232.09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資訊硬體生產國。
細數台商投資大陸金額，科技電子業比重由1995年起即直線上升，5年間由22.4%，跳升到2000年10月的51.8%。雖然「5000萬美元上限」和「重點性產業違禁」兩項戒急用忍門神把關，但是擋得了像台塑單筆金額大的石化業，卻圍不住金融操作靈活的電子業。
當電子業投資中國成為共識，該是台灣靜下心來，想想自己出路的時候了！因為等到華碩、廣達這些大廠產能開出，明後年，大陸台商電子業產值，很可能就超過10%的台灣GDP。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1/10的財富，是來自自己敵視的另一個國家。
經濟學原理指出：當管理的效率太低，也許「不要管理」，會是最佳的選擇。戒急用忍早已是公認失敗的政策，現在才來檢討放寬，無怪乎王永慶批評政府「一代不如一代」。
我們好奇的是，即使解除戒急用忍，台灣就找到了出路了嗎？這樣的想法，和當初喊出「戒急用忍」的思維一樣，天真而浪漫。
台商前進中國，大部分不是對阿扁政府有所不滿（台商投資高潮，最高紀錄出現在1993至1995年），而是基於全球比較利益的效率法則，像Nokia、Motorola一樣，搶進中國起飛中最有利的戰略位置。他們或者為了整體成本，或者為了進攻內需市場（一年成長900億美金）；或者要掌握新科技工業標準，又或者積極爭取稀有的高科技人才。企業進行國際化移動，必定是資源配置與市場起了陰晴圓缺的變化，政府的角色不是限制企業移動，而應是「幫助」企業移動。在國內產業進行調整之際，有效率的政府可以幫助全民減低痛苦，並協助老舊產業發掘最後邊際利益；同時政府也早已打造下階段成長社會需要的平台，讓新競爭力自然、活潑、喜悅地出頭。
自從當年李國鼎催生了竹東山頭的新竹科學園區後，我們的政府就好像失去了郭泰源、呂明賜的中華成棒隊，再也打不出精采球賽。產業外移，本該是興高采烈的嫁女兒喜事，卻變成眼淚與恐嚇交錯的「阻婚」。
《數位時代》製作台灣高科技業「前進中國」專題，目的在探究全球國際化經營浪潮中的中國角色，如果我們夠了解中國，就不會害怕中國；接受了「中國的吸引力」，我們才會狠下心來，用心思索、經營「台灣的吸引力」。
深呼吸一下，讓我們一齊進入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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