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或成就便尾隨而至 你跟著熱情向前

2000.03.01 by
數位時代
財富或成就便尾隨而至 你跟著熱情向前
他從沒念過大學,他痛恨電腦,他周遊亞洲各國八年,頭銜無關科技,而是攝影師。 他是凱文.凱利(Kevin Kelly),關心新科技與新經濟發...

他從沒念過大學,他痛恨電腦,他周遊亞洲各國八年,頭銜無關科技,而是攝影師。
他是凱文.凱利(Kevin Kelly),關心新科技與新經濟發展的人士必然熟悉的名字。他是美國《連線》(Wired)雜誌的主編,也是美國最早的網路社群「思泉」(Well)的創辦人之一,在美國的網路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他的著作(Out of Control)、《New Rules for the New Economy》(大塊文化出版的中譯本名為《Net & Ten》),相繼探討科技帶來的新典範,以及新經濟帶來的新規則,美國《財星雜誌》(Fortune)曾稱之為所有企業經理人必讀之書。
根據《紐約時報》的看法,凱文.凱利是《連線》雜誌的大思想家,擅長將新鮮而有深度的思考,帶入一個連篇累牘只有「態度」的雜誌。
他用新鮮而深刻的語言,將艱澀的新經濟理念帶到大眾讀者面前。對於新科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衝擊,他總抱持無可救藥的樂觀。在他預言的「美麗新世界」中,因著科技的發展,美國及多數已開發國家,都將步入「人人皆是百萬富翁」的「超繁榮時代」。
作為「科技中心論」的鼓吹者,凱文.凱利卻有著「遠離科技」的另一種生活:他家中沒有電視、他曾經花了三個月時間,騎腳踏車從美國西岸洛杉磯到東岸紐約……。
在專訪中,凱文凱利不僅提出他對新經濟的進一步觀察,也展現了他橫跨科技與人文領域的深刻思考。

Q:您在近作《New Rules for the New Economy》裡提出新經濟的三大明顯特質,包括「全球化」「偏向無形事物──理念、資訊和關係」;以及「相互連結」,可否請您先進一步闡述書中的概念,以及新經濟的特點如何影響未來人們的生活、工作,及企業經營的型態?
A:我對新經濟的觀點是,新經濟並不單指網站或電子商務,或只發生在電腦或科技公司,新經濟關乎各行各業,甚至包括農業、交通、化學產業等等。因為企業經營的環境愈來愈全球化、無形化、網路化(network),不論你在任何產業都能感受到這波變動。
網路和軟體產業最容易看到新經濟規則的實踐,剛開始或許顯得奇怪,但是所有的產業最終都將跟上網路及軟體產業,以新經濟的規則運行。原因是我們願意花錢購買的價值,越來越偏向無形化、資訊化、連結化,而非過去看重的物質性商品,或說是「原子」的價值。
一張桌子或一把椅子價值,不在於材料或製造的費用,而貴在它的設計──設計所需付出的精力、想像力、知識,及投入的行銷等等,其他行業也會是如此。以農業為例,人們在土壤中放入微小晶片,晶片傳回所有土壤資料,告訴你這塊田地需要多少肥料,這些資訊都會自動匯集到農夫的追蹤儀器裡,每粒種子都傳遞出訊息。所以農業也已成為資訊密集產業,雖然不是所有的農夫都如此工作,但至少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都是正在發生的事,未來所有的企業都會以網路企業(Net business)為取樣和學習的典範,這也是我所看到的新經濟的不同。事實上,改變絕不止是關乎幾家新公司、新產業,或更多新業種的出現,而是創造出新的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以及新的獲利規則,是全新經濟的誕生。

Q:新經濟模式和新工作機會出現的同時,是否代表某些工作也將隨之消失?誰會是新經濟中最大的贏家和輸家?
A:毫無疑問的,過去從事採礦的人,現在不再有太多採礦的工作可做。100年前,全球總人口中有75%務農,現在美國只剩下總人口的2%從事農耕,因為工業時代來臨,大多數的務農事業快速消失。美國目前不到10%的人口從事製造業,而這個數字遲早也會跌過2%,就像當年驟降的務農人數。
有趣的是,我們不需要太擔心。因為我們正創造出五倍以上的新工作。即使在偏遠的美國維吉尼亞州鄉間,都只有2%的失業率,還有非常嚴重的勞工短缺問題。所以現在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在美國矽谷,有數不盡的資金,每個人都有創業新點子,只要有人組織新公司,彈指間就能吸引創投公司的數百萬美金。但在你拿到錢之前,你必須回答投資者的問題:「這是非常好的點子,我明天就可以給你兩百萬美金,但是你必須完成一件事──請到經理人和一些程式設計師。」這可是個難題,因為找不到可以雇用的人,人才都被搶光了。有一大堆的錢、數不盡的新點子,但是沒有人來作,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美國和歐洲因為面對這件事的態度不同,造成不同的發展。歐洲人使力留住既有的工作機會,使得新工作很難在歐洲出現。美國的就業人口懷有一種「信心」,這種發展像是一種「躍進」(Leap),除非先摧毀舊工作,否則更多新工作不會出現,某些人說:「怎麼可以摧毀我們現有的工作!」我們則說:「不對、不對,要有信心!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啊。」很多人在新舊產業交替時失業,不少國家對此非常害怕,但我不認為應該如此。

Q:但是那些在新經濟中失業的人口,有那麼容易轉型到新經濟時代中的工作嗎?
A:當然可能,現在大多數工廠工人過去就是農人,而現在工廠工人也開始上電腦課。在美國,卡車司機被認為是不太需要思考的工作,但今日他們的工作也充滿了高科技色彩,卡車上配有電腦儀表板、衛星裝置,司機開始掌控訊息、自行排定時程,當然開車仍不需要太多技術,但司機已進入新經濟之中,他們也適應得很好。
只要有機會及鼓勵,人比想像中能適應環境。美國有段「企業瘦身」(downsizing)期,許多中階主管因為工作被更有效率的科技產品取代而遭解雇,當時他們嚇壞了。後來,這群人反而在新公司裡,找到更高薪、更符合自己興趣的工作,因為新公司需要管理者,而失業者又熱愛披荊斬棘的成就感,雙方簡直是一拍即合。我認為新經濟中無法調適的輸家應該是少之又少。

Q:您似乎非常樂觀。
A:為什麼不呢?看看美國經濟的發展,你必須要樂觀:失業率低到只有個位數的百分比;低通貨膨脹、高消費信心、5%的經濟成長率,股票市場漲得比天高,你怎麼能悲觀呢?這是我所謂的「超景氣時代」(ultraprosperity)。

Q:你所謂的「超景氣」現象會發生在美國之外的其他區域或國家嗎?
A:我認為超繁榮也將出現在歐洲及亞洲的臺灣、南韓、馬來西亞、泰國等。臺灣已躋身全球富有國家之林,有豐富的經營企業經驗、極佳的教育水準,目前經濟狀況也很好,更有大陸廣大市場,所以臺灣應有更驚人的經濟成長幅度。
中國大陸則較不可能,因為他們的起步太慢,唯有加緊趕上,否則很難跟上超繁榮的腳步。
並不是說中國不會繁榮,整體來說中國未來發展是樂觀的,但是要達到我所說的「超繁榮」境界,並不是那麼容易。

Q:您經常強調科技或技術是文化的中心,也是造成所有社會改變的震央,你不認為其他社會因素包括政治力量等,也可能凌駕於科技之上,主導人類社會的發展及改變嗎?
A:「我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人類存在的價值在哪裡?我們到底想要什麼?」將會是此刻,也是下個世紀最核心的課題。因為電腦和機器替人類做了許多過去被認為是人類應該完成的事,以致於我們必須重新問自己,那麼人活著幹嘛呢?各種機器設備可以為人們完成所有想做的事,但最終的問題是,我們想做什麼呢?
人類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基本所需的成本比例,將會迅速下降。在美國,這個比例從過去的25%降到10%,甚至5%,也就是說,我們工作收入的5%用來解決基本生存問題便已足夠,那其他多數的精力和生命應該追求什麼呢?這將是非常大的課題。
科技不會給我們答案,但必然會形塑我們對未來的展望(perspective),也會影響我們所提出的疑問,但是答案應該是有更多可能的。

Q:另外一位趨勢大師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在他的新書《高科技,高思維》﹙High Tech, High Touch﹚中,對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提出警訊,他認為當前人類生活在所謂的「科技上癮區」,使得社會上充滿著各種病症,包括追求速食式的解決方案、人與人的關係更趨疏離與冷漠等等。這與你對科技發展的未來一向樂觀、熱情擁抱的態度與觀點有所不同。或說你們兩位的觀察是未來社會的兩種面向,你對奈思比的觀點有何看法?
A:我非常認同那本書中的第一句話──二十一世紀的兩大產業,一是消費科技(toward technology)的相關產業,另一則是遠離科技(away from technology)的產業。我們可以親身見證這兩者的同時發生,這是奈思比的洞見。我們越走近科技一步,也就有另一股力量驅使我們遠離科技一步。我們可以看到田園生活的經驗越來越有價值。非洲莽原之類的原野更受到珍惜和重視。假期一到,人們就躲到完全沒有科技的天地裡。
例如美國加州、內華達州交界有個名為「Burny Man」的度假城,在矽谷工作的三萬人,願意跑到這個沙漠裡什麼也不做,不花一毛錢,以一星期的時間架設出一個新城市,在這裡,每個人脫光了他們的衣服晃來晃去,在這個所謂的「城市」中創作並分享他們的藝術;一星期後,這批人拆光所有設施與建築物後離開。他們又回到矽谷發展新電腦或新的儀器設備,繼續為最新的科技絞盡腦汁。他們是最積極於新科技發展的一群,也同時是最嚮往沒有科技圍繞的一群。
沒錯,科技是一種力量,沒有它,人們無法為善或作惡。首先人們必須選擇如何使用科技,否則科技無能為力。但觀察人類的文明發展史,只要我們使用這種「力量」所創造出的「善」多於「惡」,每一代的創造比毀滅多,文明便得以進展。這是為什麼即使代代有戰爭、處處有邪惡,我們仍得以累積城市、藝術、文化與文明。我相信我們應用科技在善途的比例高過用在惡途。
此外,科技給我們「選擇」,如果我願意,我可以像我的祖先般成為一名農夫,過著沒水沒電、沒有車、沒有空調的日子,在歐洲就有不少人在周末選擇這樣的生活,他們住在鄉間小屋過得非常簡樸而原始。但我也可以選擇過得很高科技。
有愈來愈多的選擇是件好事,這是託科技之福,200年前的人就沒那麼幸運,當時也有人如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us,【星際大戰】系列電影的製片﹚般的天份,但卻沒有電影科技,可惜!他們當然可以執畫筆,但若有科技,他們就能做製片家,如此一來,他們綻放的光芒恐怕比做畫家更為耀眼。貝多芬若在1000年前誕生,他只能做農夫!真是天大的浪費,在他之前,可能有千千萬萬個懷著如貝多芬般才華的人,但沒有鋼琴及交響樂團,英雄無用武之地。因此,科技的偉大在於它帶給我們選擇。

Q:您在書中也特別強調,因為網路經濟的連結性,底層的力量越趨強大,巨量愚笨的群體透過連結可導致聰明的結果。這樣的發展會如何改變未來領導者的角色?對組織的形成有何影響?
A:我想強調的是,底層的力量能在沒有中央控制、去中心化的情況下做更多的工作,但這不表示未來不需要領導者,反而領導者在新經濟的模式中會更加重要,只是領導者的概念改變了。在新經濟的規則裡,領導者的重要性不再是對底層下命令,他們轉而處理更高難度的決策性事務、去回應刺激,為組織該走的方向提出建議。
領導者就像一面鏡子,反射出底層執行了那些動作,因為底層工作者無法看清全面,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所以領導者就成為溝通管道,做底層工作者的嚮導。底層的群體仍舊有他自主的空間,但是他們會需要領導者的協助,才容易往同一個方向前進。
所以領導能力經常與表達能力有關。領導者應該說:「我認為那是我們應該走的方向,」然後讓底層群體找出到達目的的方式;而不是命令與分配:「來吧,我們現在要到那裡,我們要做的事有1、2、3項,你做A,他做B……。」底層工作者會自己找出「如何做」的方式,領導者確立了方向之後,就放手讓他們做。
所以領導能力是必要的,只是領導的方式與角色改變。一個沒有領導者的群體是無法成事的。

Q:在網路產業裡,許多人也特別強調領導者的年紀,偏好年輕領袖,你認為年輕真的是未來成功領導者的要件嗎?
A:年輕人的優勢不在於他們的歲數,而是所處的「世代」,他們對環境中的變化比較清楚。
事實上,理想的領導者應該有些年紀,也有些經驗,但卻明白年輕一代的想法。
代溝很難跨越。網路、全球化、變化多端的環境對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的世代而言,是全新的世界;但對隨著音樂錄影帶、網路、跳舞機成長的一代而言,那是他們生長的歷程。兩代人的思考模式絕對有別。對我來說,年紀不是問題,世代才是關鍵。如果一個領導者能擁有跨越不同世代的思考模式,加上因年齡的成熟所帶來的智慧,會是最佳領導者的條件。

Q:您經常提到超繁榮時代中,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百萬富豪,年輕人該保持什麼樣的態度面對這樣的未來?
A:未來100萬美金已經不算什麼了,從網路業獲利的角度來看,更是如此。百萬收入在未來簡直就是中產階級。
如果你想致富,沒有祕訣,就是要冒險。冒險不是致富的保證,但不冒險絕對與致富無緣。
冒險可能讓你傾家蕩產,但你還是得嘗試它。
在矽谷很多公司雇用年輕人,沒有薪水只提供股票選擇權。這些新公司創立之初,根本不知道未來能不能成功,這些年輕人跟著做好幾年的「義工」,他們自己也無法預測成敗,但他們情願冒險。我認為冒險是成為「新貴」的要素。
在矽谷,企業雇用人看重態度遠勝於技術。他們認為技術可以訓練,重要的態度在於學習,懂得如何自我學習也是我能給年輕人的建議。
「遊戲的精神」(sense of play)也很重要。許多矽谷企業經常談到「樂趣」(Fun),這並不意味著每個人總是開心的笑著。所謂的樂趣和遊戲的精神,指的是一種嘗試的哲學。你願意每天辛苦工作18個小時,連續做16個月不休息,你可能也沒有社交生活,只為了做出別人沒有嘗試過的雛形。這是一種「認真的遊戲」(serious play)。你願意為冒險付出百分之百的承諾,這是新財富的重要基因。
過去老人家給年輕人的忠告是服從、找一份高薪的工作、在政府機關找個鐵飯碗、不要工作太辛苦、不要惹麻煩,然後你可以慢慢存錢在銀行裡,由此累積財富。面對新時代,我的建議將完全不同於過往:掌握機會、掌握趨勢、非常努力地工作、嘗試創造麻煩、不要選擇安全的途徑。你可能會因此一無所有,但也因此你能得到更多的機會。

Q:您如何看新世界裡的企業家精神?
A:過去所有雇用模式的偏好是,你選擇一份工作,就忠誠地死守一輩子。如果你換過兩份以上的工作,雇主就認為你不夠忠誠,不願雇用你。
現在人們的想法逐漸改變,假如你每三、四年換一次工作,人們願意接受你是嚴肅地看待生涯的轉變。但我仍視這個現象是暫時性的。因為未來的就業型態將是「一人多職」,我稱之為「多重雇用」(poly-employment),大多數人都同時有一份以上的工作。
像我自己有四種不同的名片,我為《連線》(wired)雜誌撰稿,同時在全球商業網(Global Business Network)及其他六家企業工作,我還寫書,或許哪天我會有我自己的公司。所以一人多職的就業模式已儼然成型,一個工作者可以同時和不同的組織維繫不同的就業關係。

Q:這意味著忠誠將不再是投入職場的基本態度?
A:應該這麼說,忠誠發生了質變,它不再要求員工死守著一家公司。工作者的態度是,假如我為你工作,那意味著我們一起分享一些知識或資訊。我們之間的關係還是因為職業道德存在著某種保密性,就像律師有不少客戶,但他們還是替客戶保守隱私,對不同客戶同時保持忠誠。這有點像特約人員(freelancers),工作者對案子忠誠,而不是對公司。一旦專案完成,他們便離開這樣的關係。

Q:一般人看待您為新經濟大師及未來學者,你同時也是記者和報導者,您自己如何定位?您希望讀者如何看您?
A:我從未刻意塑造未來學者形象,我也不認為自己是記者,倒覺得自己是個編輯,天份也在編輯而非寫作,編輯就是一種包裝、表達。高中時期,因為閱讀的範圍很廣,所以我喜歡向同學介紹閱讀內容,現在我還是做我喜歡的事,只是有人願意付費讓我做這些事。
若要做自我定位……我該算是理論家(theorist)、科技轉變的觀察者或哲人。我習慣做系統性的思考,人倒不是我思考的重心,而是系統本身,我偏愛以哲學的角度思考一件事。我喜愛詩中的隱喻勝過硬繃繃的事實,雖然我相信事實,但總認為隱喻中蘊含的力量比事實來得更強。
我從未念過大學,但是周遊亞洲八年,擔任攝影記者。我相信自我教育,同時順著你的天賦發展。我的經驗是「跟著你的熱情,金錢(或成就)將隨之而來」(follow your passion, then money will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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