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中葉，紡織機與蒸汽動力的誕生將世界帶入一個新紀元。從那之後的兩個多世紀之中，人類社會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和速度向我們現已司空見慣的文明邁進；這兩百多年的時間，我們稱之為「工業時代」。
廿世紀下半，電腦的發明為人類社會帶來又一次革命性的變化，尤其是在廿世紀最後十年中發展得如火如荼的網路，似乎正朝向新千年之星的康莊大道前進。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將這正在進行中的新時代，稱為「電腦時代」或「網路時代」呢？
當然可以。不過托弗勒認為，像這樣的稱呼固然不是不正確的描述，卻因為著重科技而不能完整地描述出這一新時代的特性。對這引領人類走向另一象限的新時代，他稱之為「第三波」或「知識時代」。
**知識巨濤，拍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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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之名，來自於托弗勒與他的妻子海蒂(Heidi Toffler)在一九八一年合著出版的「第三波」。在這本書裡，托弗勒認為在知識時代出現之前，人類社會進步的兩個進程，是「第一波」─脫離漁獵生活後的農業時代─和「第二波」─大量生產帶來的工業時代。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與經濟體，都仍處於這兩個時代，或說處在這兩波潮流之中。可是在這同時，托弗勒對第三波的預言也已逐漸出現，像涓涓的細流在部分國家激起了不能忽視的漣漪。但是站在舊世紀與新千年的交接處，托弗勒回顧自己的著作，發現當初對許多人來說近乎天方夜譚的預測，在第三波的潮水實際開始拍打時，卻仍嫌不夠激進。
托弗勒相信在人類歷史的下一個千年裡，科技仍將是驅動文明演進的引擎，他尤其強調資訊與生物科技的發展，會把人類帶到現在無法想像的境界，世界社會的結構也會與工業時代的世界完全不同。
工業時代的最大特色，便是大眾社會的產生。供應大眾社會的，是大量生產的工業、大眾化的商業。大眾社會的大我心理，結合政治、經濟、軍事與社會的利益，形成了近代民族國家，由組織龐大且以萬能為目標的政府領導。在知識時代，這些以「大」與「眾」為美的信條都要漸漸褪色。有趣的是，知識時代的社會，隱隱可見工業時代誕生前的社會的特色。
**「分眾」不等於「無政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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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時代誕生前的西方社會，是一個由城邦、公國或領地組成的小單位社會，每一個小社會中都有各式各樣的經濟活動，讓它們不需依賴其他的社會也能自給自足。這種朝向「小」而「精」的發展─或者說是「分眾」的發展─也正是知識時代的一項特色；只是不同的是，在工業時代之前，只有每一個小社會的政治或宗教領袖擁有權力與全面性影響力；但在知識時代裡，權力不再是國家與政府的專利，舉凡政府、企業、非政府機構甚至個人，只要它們擁有知識時代最重要的資產，它們就擁有了權力。
而在知識時代裡最重要的資產，就是知識。以企業來說，依照工業時代的思維，擁有愈多人力、原料、器械、資金的企業，愈有成長茁壯的本錢。但是在知識時代裡，一個企業若是只有工業時代的資產，或缺乏足夠的知識，那麼這個企業終將停留在工業時代裡，或隨著工業時代的消失而被淘汰。與知識息息相關但不盡然相同的是資訊。資訊不是知識，但和知識一樣，也是能轉化為權力的資產。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兩三百年裡，人類的許多努力都是為了讓資訊普及，在這背後的信念，是讓人們有機會接觸到愈多的資訊愈好。托弗勒認為，由於數位科技的發展，在知識時代裡，資訊的普及已不是問題，問題是隨著資訊數位化與普及化而產生的一些副作用。
資訊數位化的優點在於速度與量的增加。但是資訊數位化也增加了無心之過或蓄意欺瞞的機會。許多普及的資訊其實是錯誤的資訊（misinformation），但它們一旦以資訊之名流通，就很難再被還原。此外，一些具有高度敏感性，或是法律制度、甚至人類智慧還無法妥善處理的資訊及知識，人類最後可能還是會選擇限制或管制它們的流通。
當知識取代有形的物質，成為最重要的資產和權利的來源之後，以工業時代的經驗、理論建構的世界，也將隨之改變。不論是以經濟為著眼點的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二分法，還是用權力區別你我的帝國主義／第三世界兩條路，都相信世界最後將形成東西對抗的局面。可是托弗勒指出，這是只以平穩的線性走向來看待歷史的發展，就像十九世紀小說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因為未能預料到科技帶來的重大衝擊，而分別在他們的著作：「一九八四」及「美麗新世界」中，預言未來世界將壓抑個人與多樣性，成為思想控制的大監獄。
**士、工、農三足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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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第三波知識的潮流裡，對抗的局面不是發生在政權之間，而是發生在以知識為後盾者和以工業為後盾者之間。這是因為在潮來潮往之中，兩者不能避免產生利益的衝突。事實上，在這三波時代之潮消長的過程中，類似的抗爭在歷史與現代不斷地上演。當人類社會由農業型態轉化成工業型態時，農業之潮與工業之潮也曾激起劇烈的浪花。托弗勒特別強調，人類社會一直是處在同時有農業型態和工業型態的情況下，只是在奔向未來的途上，知識型態打破了前兩者二分天下的局面，加入而成為三強並立的局面。由於在一個區域或一個國家之內，這三種社會型態經常同時存在，所以這種對抗是以小規模的面貌，出現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由這個角度來看，西方學者一直擔心會發生的「窮人叛變」，也屬於工業時代的產物。在知識時代的未來，我們可能會看到的是「富人叛變」。所謂「富人叛變」，主要是指在一個國家之內，因為資源及經濟發展的不平均，造成某些區域還停留在工業甚至農業的生活型態中，某些區域卻已經衝進了知識型態的生活方式。衝進知識時代的區域富裕、進步，對於同屬一國的貧窮區域在經濟上的拖累和政治、社會上的相對不開明都感到不耐。對他們來說，唯一能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和貧窮的區域決裂─或者用政治的詞彙來說，就是「獨立」。一九九五年加拿大魁北克省為獨立與否舉行公民投票，雖然語言文化的差異是支持獨立者主要的訴求，但是魁北克省是加拿大諸省中最富裕的，它的出走意圖具有強烈富人叛變的意味。
**跨國界利益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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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弗勒也預測，當知識時代來臨時，意識型態上的國家界線將日趨模糊，政府的力量也將相對減弱。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在知識時代裡，擁有知識者就擁有力量。雖然知識難以量化，但若民間機構或企業組織擁有的知識，比政府所擁有的知識在質量上都要突出，那這些非政府單位的力量就會增加，政府的力量就會相對減弱。當國際社會有愈來愈多有力的組織出現，他們因為利益的需要而結盟締約的可能性也就增加；當這些盟約所帶來的利益大於作為一國之內成員的利益時，國家的概念自然會被擺在利益之後。但是要注意的是，這種利之所趨的團體遊戲，並沒有把政府排除在外。一個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同樣能與其他政府或組織結盟締約，但是這個政府必須是個以知識為後盾的政府，否則在權力的大風吹遊戲中，它很可能找不到它的座位。
雖然在絕大部分的國家中，知識型態的社會才剛剛萌芽，但是科技全球化的現象已經出現。
觀察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發現，某些科技的發展成本，已經不是一個公司甚至一個國家所能負擔。以電腦為例，目前全世界有六個主要的電腦生產國，但這六個國家不是各自生產一台完整的電腦，而是每個國家以其專長的科技生產部分的零件，最後再組合成一台電腦。每個國家專長的科技，事實上是根據每個國家所能負擔的研發成本而定。
**差異化的正向發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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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窮一國之力發展某些昂貴而龐大的科技的趨勢，許多人都有注意到。但是托弗勒特別指出，和這同等重要的反向程序，卻少有人注意─那就是有些成熟的科技規模不大，所需要的成本也不高，它們不需要龐大的市場來平衡收支，很適合小區域或個別的城市來經營。用工業時代的觀念來看，這樣的經濟型態並不是很吸引人，但托弗勒相信，這樣的經濟型態將是未來經濟型態中的一支，而它的成功將為小區域或城市帶來屬於自己的經濟實力。
和這非常類似的，是微貿易（microtrade）的出現。所謂微貿易，是指企業不以各式各樣的產品銷售給大眾市場，而是以特殊的產品針對特殊的分眾市場銷售；這個分眾市場可能和企業在同一地理區域，也可能遠在天邊。微貿易的先決條件，一是分眾的存在，二是只供應特殊市場的成本，能夠因為利用科技而降低。微貿易的成功，有可能形成微文化(microculture)，而微文化可能成為原有分眾的支柱，也有可能是新分眾的溫床。
微貿易並使小型企業也有站上國際舞台的機會，但這並不表示跨國的大企業將式微。相反地，跨國大企業仍會是未來經濟結構中重要的支柱，但是由經營者領導員工的管理方式，將逐漸轉變成管理階層依賴員工的知識來經營企業──因為在知識時代裡，沒有一個經理人能擁有經營企業所需的一切知識，他必須靠最貼近產品和顧客的員工所擁有的知識，才能做出正確的決定、走上正確的方向；在知識時代裡，員工集體的知識，才是企業生存茁壯的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