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愛博士第二章

2007.09.01 by
詹宏志
奇愛博士第二章
一九八二年某天,高砂紡織周家兄弟邀我吃飯,席中拿出一張設計圖,客氣詢問我的意見。那是一家大型書店平面規劃圖,地點就在當年台北公館高砂紡織廠預...

一九八二年某天,高砂紡織周家兄弟邀我吃飯,席中拿出一張設計圖,客氣詢問我的意見。那是一家大型書店平面規劃圖,地點就在當年台北公館高砂紡織廠預備改建的大樓。

兄弟當中的哥哥周正剛,我是透過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認識的。周正剛是一位愛讀書的企業家,工作之餘常帶著公司幹部往日本書店跑,他尤其喜歡東京車站前的「八重洲Book Center」,期盼台灣出版業能有相同魄力,打造和日本一樣明朗多彩的大型書店。

沒想到他常掛在嘴上的夢想,已到了實踐的時刻。我看著那張設計圖,覺得有點目眩神迷,不知說什麼才好,只好拿起鉛筆在角落圈了一個位置,說:「書店太大了,讀者逛累了要如何休息?不如在這裡開一家咖啡店吧!」這個想法,也不是什麼新鮮構想,日本書店不都這麼做的嗎?

但我那時只是在報社工作的小編輯,周家兄弟為什麼要鄭重其事請我吃飯?原來他們不只徵詢意見,還希望邀我去工作。大書店對我當然是極具誘惑的,但我才答應報社老闆的好意,決心赴紐約參加美國版的創建工作。

不料造化弄人,我在美國並不如意,內心充滿生涯選擇的困惑,第二年就自覺不適合新聞工作而辭職了。回到台灣,流浪徬徨了一陣子,最後接受亦師亦友的王榮文邀約,到遠流出版公司上班。遠流那時已搬到高砂紡織改建的大樓裡,而周家兄弟讓我先睹為快的設計圖,成了乾淨明亮的大書店(就在我的辦公室腳下)。至於那個我倉皇用鉛筆圈下的位置,則開了一家窗明几淨的咖啡店。

書店不是一開始就成功的,咖啡店和快餐店倒是較快賺了錢。當時負責經營的周正剛,有時也對書店營運感到憂愁,在咖啡店遇見我,總要坐下來聊聊天。但很快的,書店營業額逐漸成長(咖啡店反而因為滿座而成長減緩了),我看著他們開設「城中店」、「台大店」,再開設當時極具挑戰的「忠孝店」(地租最高),「金石堂書店」不再只是企業家兄弟的文化夢想,也成為台灣讀書景觀裡重要的「標誌」了。

在目睹「金石堂書店」崛起的同時,我自己也經歷「出版學習之旅」。在王榮文支持下,我練習把自己知道的半缸水經濟學(一種了解社會行為的知識)應用於正快速變化的台灣社會。幾個幸運成功案子的庇蔭下,出版社開始雄心勃勃的人才延攬行動。我先請來我的編輯師父周浩正,再邀請從前的同事玉雲,後來爭取到陳雨航和蘇拾平,因緣際會又結識了年輕銳利的郝廣才。

那是一個變革的年代,我們正面對變革的「果」,我們自己又是變革的「因」。社會在變,我們看到原有工作方法失靈的狀態(果);我們大膽提出某些不一樣的想法、作法,衝擊了自己身處的行業和社會,我們又變成「破壞者」(因)了。

我懷念那個學習的年代,我懷念在餐桌上與這些同伴討論爭吵的年代,我們拒絕做自怨自艾的無能文人。我們分析環境、我們提出方案、我們要結果,如果找不到可提供幫助的知識,我們就透過實踐與經驗「建構」知識。

但世界滾滾前進,找到的方法很快又不靈了(因為環境又變了),迫使追尋的理解必須回到更根本的底層,以便解釋更多的現象與變化,直到它成為一種類似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說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當時和我辯論最多的同伴蘇拾平(我的經濟系同班同學),顯然是第一位企圖寫出這種「一般理論」的人。他的新書《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技術:我的一百二十道出版經營練習題》,就是描繪出版業的基本規律(以及廣泛適用於文化創意產業),讓思考者不只有能力看出一個狀態、提出一個方案,而是有能力來面對各種狀態、提出各種方案,包括今天還不曾面對到的問題。

回到本質的思考力量是驚人的。最近「金石堂書店」與出版社爆發衝突,媒體與一般討論都流於情緒(小出版社趁機表達多年委屈)與八卦(把大型企業描寫成「邪惡帝國」)。但蘇拾平從台灣圖書長期的「過度供給」(over supply),來解釋「月結制」,讓我看到不一樣的面向。

「金石堂書店」的保留款與票期延長,很大部份來自這樣的結構性因素(當然也有部份管理因素),而非出於惡意。如果出版社明白這是模式與結構的因素,就不會選擇抱怨、對抗的姿態;金石堂當然也一樣,如果對外界的怨懟、批評出現受傷情緒,用更大的通路力量報復個別出版社,也是沒有看到雜音底下的真相。

蘇拾平的書也讓我慚愧,我對二十五年來台灣出版業的「現場直擊」,顯然缺少整理與貢獻的熱情。此刻我有了客觀立場(我已從出版業退休),卻反而有心無力,也許我該重新思考,是否先寫那篇被我擱置多年的《論庫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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