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被吹噓過頭了?前a16z合夥人定調現在仍是「AI時代的1997年」,為何你不該急著焦慮?
AI被吹噓過頭了?前a16z合夥人定調現在仍是「AI時代的1997年」,為何你不該急著焦慮?

科技圈最不缺的就是「AI 改變一切」的宣言。

前 Andreessen Horowitz(a16z)合夥人、獨立分析師 Benedict Evans 卻在 Lenny's Podcast 的這場訪談裡,丟出一句兩面不討好的話:**「我認為 AI 跟網際網路或手機一樣大,而且也只跟網際網路或手機一樣大。」

這句話同時得罪了兩群人。科技圈裡有人覺得這是工業革命等級的事件,嫌他看小了;另一群人則覺得他根本不懂這有多大。

對此 Evans 的回應是:智慧手機是大事,網際網路是大事,沒有它們,我們連這場 podcast 都錄不成。爭論 AI「比網路大 20% 還是 100%」是沒有意義的對話,它就是一場根本性的改變,但關鍵在於,你不知道其中任何一塊將如何運作。

他剛發表一份 80 張投影片的簡報《AI is eating the world》,有人吐槽「這 80 張都在講『我們不知道』」,他承認略嫌刻薄,但也算說中了。

他為什麼說「我們在 1997 年」?

如果硬要拿網路類比,Evans 的定位是:我們在 1997 年。心態很興奮,但大多數東西還不能用,人們最終要做的事大多還沒被造出來,造出來之後怎麼運作也說不準。

他點出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採用程度的分布極不平均。

科技圈裡有人買了一整櫃 Mac mini 叢集、已經不用 Google;但圈外多數人大概每一兩週才碰一次 AI。即便是 13 到 18 歲族群,每日活躍使用者也只有約 15% 到 20%,每週再多 20%,剩下約六成說自己根本沒在用。

這對應到他所謂的「鋸齒狀前沿」(jagged frontier):也就是 AI 在哪裡管用?哪裡不管用?你能不能事先判斷?這完全因人因事而異,沒有平整的邊界。

至於誰會贏?他用一個 1997 年的問題反問:當年大家爭論搜尋引擎會是 Excite 還是 Yahoo,答案是「都不是」。今天問 OpenAI 還是 Anthropic 會贏,恐怕也一樣。

Anthropic 執行長 Dario Amodei
Evans認為,如今每個人都在關切OpenAI或Anthropic誰會贏,但其實可能都不是;圖為Anthropic執行長Dario Amodei。
圖/ World Economic Forum

任務 vs 工作:你雇麥肯錫,是為了那份簡報嗎?

Evans 整場訪談最鋒利的框架,是把「任務」(task)和「工作」(job)拆開。

他舉了一個 1970 年代末的場景:會計師第一次看到試算表,改個利率、所有數字跟著重算,30 秒做完原本一週的工作,當然震撼。

但同一個畫面,律師或記者看了只會想「很聰明,但那不是我做的事」。當年那套 Apple II 加螢幕加印表機,換算後要價約 1 萬到 1 萬 5 千美元。Claude Code 對軟體工程師的衝擊就是這個等級,但對其他人未必。

接著他追問:你花大錢請麥肯錫,是為了那份 75 頁簡報嗎?Claude Code 能產出一份很爛的版本,LinkedIn 上也總有人吹噓「我用 AI 做了麥肯錫等級的簡報」,那是狗屁,而且根本不是你付錢買的東西。你付錢給顧問公司,是要他們走遍你的企業、搞懂內部政治怎麼運作、實際需要做什麼、再去跟你的客戶談出真正的想法。簡報只是「任務」,不是雇用的理由。

有些工作確實「任務就是工作」,像電梯操作員,按鈕本身就是那份工作,自動化後就消失了。但更多情況下,任務不等於工作,而 AI 自動化的往往只是前者。

為什麼 AI 公司反而在狂招人?

順著這個框架,Evans 點破一個反直覺的現象:最尖端的 AI 公司,例如 OpenAI 和 Anthropic,不但沒讓顧問業消失,反而把更多資源投入專業服務、企業導入與「前進部署工程師」(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s,他開玩笑說這就是「住在舊金山的外包工程師」)。

道理很簡單:公司不會養一批人閒著等大專案。 要重新想像一家企業所有內部流程、找出哪些能用 AI 快速自動化,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 5 到 10 人、花一兩個月的專案,做出來之後執行又是另一個專案。這正是企業請 Bain、麥肯錫、Accenture 的原因,你不會在編制裡養 15 個建築師,你會直接去找一家建築事務所。

這也呼應了傑文斯悖論(Jevons paradox):某件事變便宜,人們通常不是省下錢,而是做更多。

例如,Excel 出現前初級投資銀行員工時很長,現在高盛的 associate 週五中午就下班了嗎?並沒有;寫 iPhone app 時 90% 的程式碼是 Apple 幫你寫好的,工程師人數因此剩十分之一了嗎?也沒有。

更何況,會計師人數整個 20 世紀一路成長,歷經加法機、大型主機、ERP、雲端、試算表,到 21 世紀還在成長。連最該裁員的 Anthropic、OpenAI 自己都在大量增加人力。

模型會變成低毛利的「水電」嗎?

Evans 把另一記重拳留給了基礎模型本身。他的判斷是:模型似乎沒有網路效應,沒有贏者全拿的機制,所以競爭會無限持續下去;產品之間差異又不大,那憑什麼有定價權?而真正需要的數千個不同應用,模型公司不可能全包,所以最終格局會更像雲端(人人可用 AWS),而不是當年那個綁死生態的 Windows。

他搬出自己起家的電信業當對照:全球行動通訊產業年營收約 1 兆美元,每年砸約 2,000 億美元資本支出(佔營收約 15% 到 20%),行動數據用量是 2010 年的約 1,500 到 2,000 倍,堪稱完美的指數成長曲線,但電信股股價 25 年原地踏步。

這是因為那是低毛利、商品化的公用事業,所有酷的東西都是上層的別人(例如 Apple)做的。當年電信商以為自己會包辦你在 iPhone 上做的所有事,結果不但他們沒做,連 Apple 也沒做,價值全跑到更上層去了。

所以當 Sam Altman 說「我們會像賣水電一樣,按表計費賣 AI 智慧」,Evans 的反駁是:你看電視時,電視台沒有按月付電費比例給電力公司;你洗衣服時,洗衣機廠商也沒付錢給電力公司。模型,恐怕就是那個「底下那個笨東西」,驅動功能的商品,真正的差異在於不同的功能決策和不同的通路(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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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s認為,Sam Altman主張OpenAI的獲利會隨「按表計費賣AI智慧」而成長的假設,未必會實現。
圖/ YouTube

當產品淪為商品,通路、品牌、預設值與慣性才是勝負手。這也是為什麼 Google 能靠通路硬推 Gemini、Meta 把 Llama 噴在每個介面上。

順著 Evans 的邏輯往創業端推,意義相當殘酷:當軟體越來越容易做,做出「能用的產品」本身就不再是護城河。真正難的是把產品放進使用者已經存在的工作流、成為預設選項。

換句話說,AI 降低了開發門檻,卻提高了分發、品牌與場景理解的重要性。

別問「幾趴會被取代」,那是錯的問題

對於外界最焦慮的失業問題,Evans 反而最不買單那套「某職業 X% 會被 AI 取代」的算法。

例如美國政府的「O*NET資料庫」試圖替每個職業打這種分數,他直接斥為「最荒謬的胡扯」,因為這犯了「專家系統」的老毛病,你想辨識一張貓的圖片,先做邊緣偵測、再做鬍鬚偵測、眼睛偵測,15 年後堆了 700 個步驟還是不能用。你沒辦法這樣拆解一個職業,更不能對著律所資深合夥人說「他 17% 的工作可以被自動化」。

他也提醒,最該警惕的反而是自己的直覺。1997 年若做「Uber 測試」,多數人會說計程車跟網路無關,結果 Uber 徹底改寫了這門生意;但同樣的人若預言 Airbnb 會幹掉旅館,又會落空,旅館生意有一半是商務旅行,他太太出差晚上 8 點落地,要的是客房服務和早上 6 點的健身房,絕不會選 Airbnb。

這套「冷靜」會不會只是另一種偏見?

Evans 的論述聽起來令人安心,但它本身也是一個需要被檢驗的賭注。他承認對 AI 實際使用的資料少得可憐,模型公司連一個 ChatGPT 的日活躍用戶數都不肯給,外界只能從就業數字裡瞎猜,而那些數字「有的說有衝擊、有的說沒有」。

在這種資訊真空下,「這次跟以前一樣」既可能是清醒,也可能是另一種一廂情願:歷次技術革命確實創造了更多工作,但那不保證下一次的轉換期不會長到讓一整代年輕人卡在門外。

他自己給的解方其實不在預測,而在姿態。程式設計幾年前還被視為最不可能被自動化的工作,如今卻是被改寫最徹底的,從「自己寫所有程式碼」到「程式碼幾乎不用自己寫」。

面對這種根本性的不確定,他的建議是:別把頭埋進沙裡、上社群媒體罵 AI 邪惡,那只給你道德優越感,沒有幫助;真正有用的是一頭栽進去、徹底搞懂你能拿它做什麼。

當基礎模型本身越來越像商品,能留下來的,是你的觀點、你的品味、你願意親手去試的那股勁。

資料來源:Lenny's PodcastLenny's Newsletter 本集節目頁

本文初稿為AI編撰,整理.編輯/ 李先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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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當 Agentic AI、碎片化與地緣政治正重塑數位世界,我們該如何重構下一代網路的「數位信任」?

面對人工智慧(AI)應用的爆發與地緣政治風險的升高,數位環境正迎來「信任」與「韌性」的雙重嚴峻考驗。為了回應這些挑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舉辦首屆「 Internet Week 2026(網路週)」,大會串聯數位發展部(moda)、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亞太網路資訊中心(APNIC)、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機構(ICANN)、臺灣網路治理論壇(TWIGF)及台灣網路維運社群(TWNOG)等國內外指標社群與國際組織,整合多個重要論壇並展開 4 天共 66 場主題議程。

Internet Week 2026 希望透過公、私部門、國際組織與技術社群的跨界溝通,讓政府、私人企業、國際組織、技術社群與公民團體力量在同一個平台上對話。大會不僅期盼建立一個開放、中立且多元的對話空間,更致力於帶動信任的溝通,藉此強化台灣在國際網路治理舞台的實質影響力與能見度,共築具備數位韌性與信任的未來。

身分識別不等於信任,碎片化才是真正危機

「身分識別(Identity)並不等於信任(Trust)。」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在會後專訪中,拋出這句耐人尋味的觀察。

身為 ARPANET 時代的重要參與者,他見證網際網路從學術研究網路,逐漸演變為全球最重要的數位基礎設施。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各國法規分歧的今天,他認為網際網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碎片化挑戰。「在價值觀、法規與司法管轄權都不同的情況下,我們如何依然維持全球的互通與信任?」Crocker 點出了他的觀察。他指出,未來的數位治理不可能再依賴單一規則或中央權威,而是必須建立在全球共用框架與在地化決策並存的架構上。

技術機制能全球互通,但各國仍應保有政策調整的空間。這樣的治理思維,也體現在 Crocker 近年推動的「 Project Jake 」計畫。隨著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等隱私法規上路,過去廣泛用於網路犯罪調查的 Whois 網域註冊資料系統,已陷入隱私與公共利益的兩難。Project Jake 則嘗試建立新的跨境資料存取機制,而 TWNIC 更是全球首個主動參與試點的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面對近年區塊鏈與替代性網域名稱系統(Alternative DNS)興起的聲浪,Crocker 直言這往往是為不存在的問題,提供昂貴的解方。

他強調,網際網路真正的韌性來自長年建立的「分散式協作」與「相互依存」。「網際網路從來不是中央控制系統,而是一個 network of networks。」在他看來,與其重新建立彼此割裂的替代架構,不如持續深化跨國透明協作與多方治理,才是維持全球網路信任最務實的方式。

Steve Crocker 總裁暨執行長
Edgemoor 研究中心執行長 Steve Crocker
圖/ 數位時代

借鏡歐洲《數位服務法》,用「個人問責」重新定義公共利益

如果 Steve Crocker 談的是「基礎設施的信任」,那麼 Jeremy Godfrey 所關注的,則是平台與 AI 對公共利益的衝擊。Godfrey 直言,當前數位平台最大的問題,並不只是單一內容真假,而是整個商業模式正持續放大社會風險。「數位市場並不一定會自然產生對社會最有利的結果。」

長期管理 Meta、X、TikTok 等跨國平台歐洲監管事務的他指出,當平台以廣告收益與流量作為核心目標時,演算法往往會傾向放大更具爭議性與成癮性的內容,進一步衝擊民主討論、兒少保護與社會信任。Godfrey 強調,當數位治理開始涉及言論自由、人類尊嚴與選舉公平等基本人權時,社會不能再將權利平衡的責任,完全交由商業平台自行決定。這也是歐洲近年積極推動《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DSA)的原因。除要求大型平台管控系統性風險外,愛爾蘭也進一步要求平台落實年齡驗證、限制向未成年人推播有害內容,並強化企業內部的「個人問責制」。

不過,在 Godfrey 看來,未來治理不該只是被動「減少傷害」,而是重新思考整體數位生態系。「我們不該在創新與安全之間二選一,而是同時追求兩者。」他認為,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技術,而是如何讓「信任、安全、權利保障與經濟價值」彼此共存,重新建立數位社會的公共利益與信任基礎。

不用 AI 不代表更安全,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

而當 AI 與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治理核心將更專注在技術快速演進下,如何重新建立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信任能力。「AI 已經從回答問題,進入執行任務(Action)。」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指出,當前 AI 已具備規劃與執行能力,正逐步接手知識型工作的核心流程。

這波由代理型 AI(Agentic AI)帶動的變革,首當其衝的正是白領階級;企業接下來面對的不僅是「流程再造」,更是深度的「職能再造」。然而簡立峰也警告,台灣正面臨一場「溫水煮青蛙」的轉型危機。由於國內高端服務業多屬內需市場,企業導入 AI 往往只停留在讓工作變快,卻未真正翻轉核心競爭力做到更聰明。在全球市場,企業已開始不再大量招募初階知識工作者,而是亟需能與 AI 協作、重新定義問題的人才。

「不用 AI 並不能代表更安全。」面對外界對 AI 資安與風險的焦慮,簡立峰提出極具衝擊性的觀點。他以開車為例,車子不開出門固然不會出車禍,但也等於永遠失去移動的能力。真正的數位治理並非全面防堵,而是在實際使用中建立防護。他呼籲,政府必須比以往更積極地導入 AI,「如果政府自己不用 AI,就沒有能力治理 AI,只有 AI 才能監管 AI。」他以「矛與盾」來比喻,強調面對新型態的數位犯罪,必須建立如「AI 警察」般的防禦機制;唯有善用 AI 作為測試與除錯的工具,才能精準揪出系統漏洞,也就是「以 AI 來監管 AI」。

而在治理與技術外,最後的防線仍回歸到「人」。簡立峰強調,未來的教育必須從單向的教導轉為引導,全面培養全民的「AI 識讀能力(AI literacy)」,讓人們在真假難辨的環境中,具備獨立思辨與理解風險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 AI 深度滲透的社會中,建立穩固的信任機制。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創新經濟顧問簡立峰
圖/ 數位時代

多元共融與韌性實踐,為建立信任數位社會的基石

「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網路快不快,而是人們還敢不敢相信這個網路。」TWNIC 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說到,AI 時代的數位信任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場需全社會參與的治理工程。為此,TWNIC 正從純粹的技術社群,轉型為「信任環境驅動者」,致力打造讓人願意信任與參與的數位生態系。

余若凡指出,建立數位信任必須從三個層次著手。首先是「技術面」的基礎設施韌性,如落實 DNS 濫用防治與域名安全;其次是「治理面」的規範設計,探討 AI 與內容監理的平衡;最後,也是最關鍵的「社會協作」。她強調:只有當大家願意對話,信任才有可能被建立。

推動信任對話的同時,多元共融更是韌性實踐的關鍵。談及大會的「Taiwan Tech Women」論壇,余若凡坦言儘管台灣性別平權具指標性,科技業決策圈的女性比例依然偏低。但 AI 時代的不確定性,反而成為女性突破框架的契機。結合與談專家觀點,未來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科技風險,企業亟需兼顧社會、科技與公共利益的「生態系領導力(Ecosystem Leadership)」。而女性特有的同理心與跨域溝通耐心,將成為這種多方協調的關鍵需求能力。

「最大的成功,是未來我們不再需要舉辦 Taiwan Tech Woman 這樣的論壇。」余若凡更期許。當性別不再是評價標準,多元聲音成為數位治理的日常,才是真正穩固的信任底座。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TWNIC董事暨執行長余若凡
圖/ 數位時代

綜觀 Internet Week 2026 中各界專家的深刻洞見,網路的未來早已演變為一場涵蓋法規監理、人權保障、經濟創新與社會共融的環境。面對全球網路的破碎化危機與AI帶來的雙面刃效應,單憑政府或單一企業已無法獨力應對。「公私協力」與「開放對話」將是迎向未知挑戰的解方。藉由這些跨界對話與激盪,台灣向國際展現了落實「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模式」的決心與實質能量。期許在產官學研及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下,能持續深化國際網路治理的影響力,在下個網路世代中穩健前行,共築兼具數位韌性與信任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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