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難理解，有些公司希望等到技術進步及法規環境明朗化，才願意進入生化燃料市場。畢竟在大宗物資產業，早期進場者往往輸給那些採用較大經營規模與較新技術的後來者。
不過，任何一個複雜的產業，早期加入者往往可以搶先了解技術、營運與經濟狀況，而且也能透過影響當地法規，獲得寶貴的先機。當公司對於那些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的變數具有影響力時，採取必要步驟以製造所欲後果，也十分合理。有些公司與投資人選擇現在進場，希望能從目前的高價牟利，但市場狀況很容易就在新工廠開始營運之前發生變化。和一般純大宗物資不同，生化燃料的價格很容易受競爭產品價格所影響，例如汽油與柴油燃料（請參考下頁附文：〈建立生化燃料業的供需模式〉）。
對於那些在生化燃料懷有長期抱負的公司而言，反對等待最堅強的理由，在於有些重要資源供應量不足。例如經營生化燃料公司需要合作夥伴，而最優秀者可能很快被別人捷足先登。同樣的，正如很多農業計畫，在大面積土地上種植原料，效率最高。雖然不用砍伐森林，也有數十萬公頃土地可供種植原料，但是精華地區想要取得大片土地則不易。例如在巴西已高度開發的聖保羅地區，土地昂貴，部份原因即為接近都會需求中心所致。該國尚未開發相對便宜的東北與內陸地區，但若要利用這些大片土地，必須先花大錢建置基礎建設。
如何經營
正確下注，管理風險
公司如何決定策略，要看其屬於生化燃料的哪個子產業。目前已經出現三個不同的子產業。
資產擁有者（包括農企業、汽油公司、化學公司、工廠經營者及小型農戶）大量投資在生化燃料的生產及行銷。他們必須設法了解各地理區是否能長期保有吸引力，以及技術變化所產生的問題。
產品與服務供應者（包括種子公司、工程與設備公司，以及開發酵素與發酵微生物的生物科技公司）必須調整其技術與流程，以配合生化燃料產業的需求。他們的策略大多與地域性無關，而且他們所面臨的是技術上與商業上的風險。
市場參與者（如汽油混合廠、農人、農具公司等原料供應商與物流公司）在生化燃料業成長時，因對其核心業務需求增加而獲利。
這些參與者，無論其所處子產業為何，都必須在一些關鍵領域做出明智的抉擇：在地區與技術下注。愈來愈多的資產擁有者，還有一些市場參與者，開始從事生化燃料國際貿易，他們將生產與配銷的地區加以混合與搭配，以平衡風險與投資。
明智抉擇
鎖定地區、技術
以美國為例，由於訂有全球最富野心的生化燃料目標、具備發展完善的基礎建設，以及提供優厚的補貼，因此生化燃料的需求量不成問題，但原料有限，大多數利潤都落入農人或地主手中。非洲、亞洲及中美洲等未開發的熱帶地區，特別是那些與歐盟或美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者，似乎很具吸引力，但是它們各自具有政治與經濟風險，而且必須在基礎建設上耗費鉅資。
公司如果收購營運狀況已知的工廠，將可降低一些地域性風險（並縮短回收期間）。例如巴西的Cosan公司收購老舊的酒精工廠，引進現代化管理，使其工廠的營運績效大有改善，且收購溢價也順利回收。巴西與美國許多管理不善的小型工廠，在易主後大有起色，這些新老闆不是大型跨國企業，就是私募基金業者。
為了因應技術風險，資產擁有者應該在多種不同方案投資。例如英國石油公司（ＢＰ）在加州成立能源生化科學研究院（Energy Biosciences Institute, EBI），延攬頂尖的產業研究團隊，並提供五億美元作為贊助基金。該公司所獲回報則為針對該研究院研發的許多智慧財產，得以率先獲得相關知識，或是享有優先購買權；反之，殼牌石油（Shell）則是投資那些研究木質纖維素與生質轉換氣化流程的公司。儘管英國石油的作法使其可以接觸到較多的基礎科學與技術突破，殼牌的作法則使其可與那些較接近技術商業應用的公司，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對產品與服務提供者而言，降低技術風險意味著將智慧財產商業化。他們可與（未來的）主要資產擁有者合夥，以進入大規模的專屬市場（就像杜邦與英國石油合資開發生化丁醇），或是與其他產品與服務提供者合作。例如丹麥的諾維信（Novozymes）生技公司與美國頂尖的工程公司Broin合作，Broin將在其所建造的每家酒精新廠使用諾維信的酵素技術。
建立關係
價值鏈整合可降低風險
建立新興產業往往必須仰賴整個價值鏈互相合作。例如在新的地區建立生化燃料產業，必須同時運用到農業經濟、原料與燃料採購、倉儲、配銷、提煉作業、商品交易，以及影響當地法規等各種技巧。沒有哪一位資產擁有者能掌握全部技巧，因此大多數公司都能因價值鏈各環節進行實質或虛擬整合（例如透過合夥進行整合），得到好處。
即使在開發程度較高的市場，價值鏈各環節間的整合也可降低風險。例如二○○五年一月至二○○六年十一月，美國某些州修改有關燃料的法律，將抗震添加劑（antiknocking additive）從甲基第三丁基醚（methyl tert-butyl ether, MTBE）改變為酒精，再加上汽油與汽油原料價格提高，因此玉米酒精的需求與價格出現巨幅波動。同時玉米產量不足，以及隨之而來的價格高漲，造成農人與資產擁有者的利潤分配發生劇變（如下方附表）。原料的種植與生產如能加以整合，將可消除後者的不確定性。
生化燃料公司也必須與主管生化燃料的政府機關，以及影響輿論的非政府組織建立良好關係。生化燃料的支持者在詳細分析這些組織關切的議題（包括消費者權益、環境保護及公平貿易），以及農人、石油公司、汽車製造商、食品公司等團體的經濟利益後，就可以分辨出哪些領域有合作空間，哪些可能產生衝突。
生化燃料在提供全世界有效而持久的能源方面，具有莫大的潛力，但是該產業仍然充滿不確定性。現在進場的公司，必須慎選地區與技術下注，並在價值鏈的重要環節建立適當的關係。
本文作者：Bill Caesar為麥肯錫亞特蘭大分公司董事、Jens Riese為慕尼黑分公司董事、Thomas Seitz為休士頓分公司董事。
**建立生化燃料業的供需模式 **
麥肯錫公司最近針對全球生化燃料業的未來，根據事實數據發表一份研究報告。我們訪談了80位以上既有與潛在的產業參與者與知名學者之後，建立一個原料供應量與成本的資料庫，以及一套計入原油價格、政府法規及新技術影響因素的生質酒精供需模式。
我們做了三個重要的假設：只有不需要透過砍伐森林取得的土地才可用來種植原料、纖維素技術，與高密度的農場經營方式將被廣泛運用，以及農產品只有在人類食物與動物飼料之需求滿足後，才會用於生化燃料。上述模式顯示，每年有足夠的土地可供種植大約40億噸的原料，理論上，到了2020年，從這些原料所生產的生質酒精占總運輸燃料比例可達50％以上。
原料供應量固然非常重要，但是生質酒精的經濟可行性，也必須取決於與汽油相較之成本效益。原油價格愈高，汽油價格與生質酒精生產成本的差距愈大。到2020年，原油價格如為每桶40美元（基礎情況），則生質酒精每年經濟產量為700億加侖，約為現行產量7倍，占運輸燃料總需求10％。每桶價格達50美元時，生質酒精可以在具有經濟效益的情況下取代所有運輸燃料的30％。每桶價格70美元至80美元時，生質酒精占所有運輸燃料的替代比率提高到50％，在理論上具有經濟可行性，不過由於原料供應量的因素，產業將無法進一步成長。本模式未列入考慮的補貼因素，也會促使市場滲透率提高。
